2007年3月10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典礼上，就任院长的葛兆光教授发表了《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的演讲，表达了这样的期许：“中国大陆的文史学界，是否能够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出发，对传统中国文史有新的研究，不仅成为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预流者，而且成为对中国文史进行新诠释的平台？这将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时时要思考的责任。”他还表示，来到复旦只是想“做一件事”，就是针对学界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状况，实现思考已久的学术理念，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组织一个好的学术团队，设计一个能够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研究中心。

对于已走过12年历程的文史研究院，我还是新人，正式加入不过一年的时间，但对于其成长，又算得上最贴近的见证者。尤为感佩的，是其对理想的坚守，以及为之持续的努力。后人把1928年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称作“无中生有的事业”，文史研究院所走的，也是一条“从无到有”之路。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研究院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自己的“可为”和“不可为”，只是希望通过“从周边看中国”、“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中国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样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让中国研究走向国际学界，也使这个小小的研究院能够融入大大的学术史。

这样的理想能否实现，或许不是12年短暂的历史所能验证的，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条路是坚持走下来了。当我从这本纪念册回顾十二年的时候，也不能不感叹于这四千多天里，文史研究院居然开了这么多的学术会议，办了这么多的讲座，出版了这么多的书籍，发表了这么多的论著，有了这么多诚恳合作的朋友。尤其难得的是，围绕着上述研究领域，文史研究院已经建设了一个有水准的学术团队，在国内外赢得了讲严肃学术的好名声，提出的学术话题比如“从周边看中国”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葛先生出版的“中国”研究三部曲，即推动有关“中国”的论述成为国际学界的热门话题。

应该说，文史研究院走过的这12年也是幸运的，得到了复旦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历任校领导对文史研究院的工作充分信任，很快形成的年轻的研究团队和精干的行政队伍，也为这个研究院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尤值一说的是，自2007至2019年，文史研究院聘请了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的18位学者组成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国际评鉴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对研究院的项目评审、人才引进和学术方向规划等进行审查并提供建议。与此同时，文史研究院还以合作研究、访问研究等多种形式，同海内外学术机构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交流。2010年6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东亚研究所正式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建立起了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而这只是众多合作、交流之显例。

正是有国际合作的支撑，文史研究院在人才培养上也能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办法进行。2011年设立的“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项目，即旨在超越文史哲学科的分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拥有良好语言工具与文献知识、能够参与前沿学术研究的年轻人。从2011 年开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还连续举办了九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招收来自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同时，文史研究院也积极推动与国内学术机构的合作。

2013年5月，葛兆光先生完成了六年的院长任期，交班给同时还担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的杨志刚教授，这也体现出学校对文史研究院的重视。在杨志刚院长的领导下，文史研究院坚守了自己的本色，始终致力于在国际学界成为一个坚持学术品味并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的中心。他为文史研究院的六周年也写下这样一番话：六年了，复旦文史研究院乐观并坚定地走来，进入众人的视线，激起反响，并开始融入学术史。

2018年，已经出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杨志刚，不便再兼任文史研究院院长之职，于是文史研究院这份重担，落在我的头上。组建文史研究院时，葛先生表示只是想“做一件事”，于我来说，已经走过12 年的文史研究院，要做好的仍然是“一件事情”。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曾由衷表示，这样的事业，也许“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高学术了。”我能体会到，葛先生所谓“一件事情”，正是期望于推动文史研究院能力求专精，以提升中国的学术品质。

文史研究院之于复旦，或可永远定位于“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即应对“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走好自己的路。衷心期待着再过十年、二十年，文史研究院真正能形成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团队。更希望各位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让这个尚属年轻的研究院，能够继续在理想的路途上走下去。

章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201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