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授《中国思想史·第二卷》英文版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Two Knowledge, Thought and Belief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由Josephine Chiu-Duke 与Michael S. Duke合作翻译，2018年在Brill出版社出版。

至此，《中国思想史》一书已经有简体字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版2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3卷本）、韩文版（首尔ILBIT出版社2007年三卷本；韩国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卷）与英文版（2014第一卷、2018年Brill出版社版第二卷）。

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英译本第一卷的出版差不多有四年了，正如读者将看到的，第二卷的“译者的话”与第一卷无大差异，只不过加入了对英译本所依据的中文底本的相关介绍，并就作者在2000年完成全书时所能掌握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定的补充说明。

中文版《中国思想史》最初是分两卷出版的，第一卷《七世纪前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出版于1998年，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出版于2000年，原书厚达1400页。我们在翻译时实际使用的是葛教授未经发表的一个666页的中文简明本，英译本第二卷涵盖了简明本的第372页至666页。

这部渊博的著作在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到2014年，该书已重印十次，初版问世以来共售出七万多套，这对一部学术书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该书的成功原因很多，首先是出版环境。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后，教育与学术在中国被重新赋予恰当的社会地位，人们普遍渴望知识，渴望对民族历史文化加深理解。外部环境的改善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如果葛教授没有以一种反思和开放的态度驾驭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深刻的洞见，他的作品也不会吸引那么多中国读者。在他之前的一些性质相似的著作，这方面就做得并不成功。

过去，也有一些中国思想史方面的杰出中文著作，它们的撰写与英译均出自该领域名家之手。卜德翻译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52和1953年出版，牟复礼翻译了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于1979年出版。这些文本被许多学者视为必读经典，为西方的汉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助力。然而，冯友兰的《哲学史》着力于将中国思想作为哲学研究的分支来进行阐述。2005年，牟复礼教授的故去意味着英语世界的读者只得到半部萧公权的著作。英译葛兆光有关中国思想史的最新力作，既是对上述文本的丰富与补充，也提供了一种对两千年文明传统的不同视角与全新理解。

正如葛教授在导论中清楚表明的，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路径与以往的中国学者有很大不同。简而言之，他讨论了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各种原始资料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最近才被发现的和过去被忽视的资料。他同样强调在适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思想和理念的必要性，以便他的中国读者能减少不可避免的先入为主的现代假设，并看到历史背景与思想意识之间的辩证互动。他强调了精英阶层的智性思维、历史条件、经典文本与所谓“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动力。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关键问题，诸如中国世界秩序的形成、中国的基础价值体系、中国文化认同的起源以及外来思想的影响等，凡此都深化了他的叙述。这样的讨论无疑让读者理解了为什么这部著作在当代中国大受欢迎，也希望它能有助于促进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对话，显然它们与我们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需要强调的是，葛教授的书主要是为21世纪之前的中国读者撰写的。尽管他的两卷本书包含的知识与见解都很丰富，但可以理解的是，他无法利用到发表于2000年以后，用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主要语言撰写的有关不同时期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新研究所提供的信息与发现。但这并不妨碍跨文化对话，因为来自不同特定时期的新研究未必就抵触，或将认同与补充葛教授在两卷本中描摹的整体图景。

作为译者，我们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试图让自己的语言与智识能力与葛教授宏大的治学领域及书中引用的中文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覆盖范围相匹配。许多优秀的中文著作英译本和各种在线的中文资源，为我们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温哥华，就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与葛教授所作的当面讨论让我们受益匪浅。没有他通过电子邮件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快速而仔细的答复，我们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 （林磊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