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这些演讲稿，好像没有出版的必要。为什么?因为第一，略有意义的讲稿，大多数，要么已经写成论文发表，要么原本就是先写了论文才演讲的，与其看讲稿，还不如去看论文;第二，有的公众讲座，为顾及普及和趣味，不免有人云亦云之处，算不上自己的心得。可是，尚红科先生认为这些演讲还是有出版价值的，所以，这里选了八篇，合成一集，取个名字叫《声回响转》。

说来有点儿好笑，“声回响转”四字，取自敦煌变文《韩擒虎话本》。“声回响转”后面，原本还有“垛成招箭’四字，可想来想去，多少有点儿不吉利。好像这本书的出版，并不是像草船借箭那样，可以掌得胜鼓而回，反而会变成靶子，万箭穿身惹来很多麻烦，所以只截取了前半。用这四字，我心里想的是，当演讲声音传出，也许能略有回音。

真心希望有回音。“清风万壑听其言，风回响答君听取”，这是苏轼《介亭饯杨杰次公》(《苏轼诗集》卷三十二)诗中的两句。这大概算演讲者期待的极致了。可我的这些演讲，讲的时候真能有清风和万壑的静听吗?讲完之后会不会有风回响答，或者声回响转的反馈呢?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保证的是，每次演讲我都会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学界，如今已经超过四十年，四十年里作为一个教师，毕竟讲课和讲座是我的日常事业。

讲课的讲义，除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之外，还有六种，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讲义系列”；而讲演的文稿，这次选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凑成这一册。我重新翻看和编辑这些文稿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感慨。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得四十年中作过多少次讲座，比较重要的，像韩国学术会的“杰出学者讲座系列”、日本记者俱乐部的中国学者讲座、台湾“中研院”的“傅斯年讲座”、香港中文大学的“丘镇英学术讲座”“饶宗颐访问学人讲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学人公开讲演”等，还略有记忆，大多数讲座都不大记得了。但可以自慰的是，不管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准备，所以，讲稿还算完整清晰，毕竟我不是能出口成章或者倚马立就的人。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论述形式变了，发表途径变了。在文字著述之外，还有声音演说。现代学术史上不少重要话题或论著，一开始都来自演讲:像梁启超和胡适关于“孔老先后”的论争，就和1922年梁启超在北大的一次演讲有关;像鲁迅脍炙人口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是来自他在1927年广州的一场演讲;而周易源自数字卦这一断案，也是张政烺在一次会议上的即席讲话奠定了基础;我还记得，李学勤著名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原来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们十几个朋友的座谈中“说”出来的。

所以，现代的演讲很重要，在讲的人那里，有时候会临场“说”出“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火花，在听的人那里，有时候会郢书燕说，引出意外启迪。四十年来，我看得最多的是胡适演讲集，他用中英文作的各种演讲，内容涉及面固然极广，但对我个人而言，觉得对做学问最有启发的，因此也常常让研究生阅读的，是他晚年在台湾大学的三次演讲。他在第一讲里讨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第二讲里讲方法的自觉，以及做学问勤、谨、和、缓的态度;第三讲里讨论“扩充新材料”的重要性。这真是给后辈做学问的“度人金针”。

收在这部小集中的八篇讲稿，内容有点儿庞杂，如果勉强划分的话:第一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而最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正如前面所先行抱歉的，这些面对公众的演讲，常常不免会人云亦云，流于老生常谈，不过我还是希望，读者像九方皋相马，“取其神骏，略其玄黄”，不计较我演说的那些内容，而是在这些讲稿中，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