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3日至7月2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近现代史李嘉诚基金项目合作举办的第十五届“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为“近现代学术史中的世界、亚洲和中国”。本次活动共招收44名学员，分别来自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海内外高校，专业方向涵盖历史、文学、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
本次研修班由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章清、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王宏志、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梅村尚樹，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谭凯 (Nicolas Tackett)组成授课团队。同时，本次研修班邀请了三位往届学员分享学术研究与职业规划经验。他们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康昊（第六届学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系讲师高韵闻（第六届学员）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程方毅（第七届学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朱溢、副研究员段志强、博士后马歌阳、谢晓东作为课程主持参与了本次研修班。
6月23日下午，开班典礼暨师生见面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文史研究院2801报告厅举行。开班典礼由朱溢研究员主持，韩国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以“羡慕”“共同体”“路”与“变化”这四个关键词寄语学员，鼓励大家建立学术共同体，期待学员在“本不存在的路，只要有人走，就会成为路”的探索中实现蜕变。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强调了学科传承的重要性，表示老一辈学者有责任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尤其是在当前全球人文学科面临困难的背景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阐释了本届研修班主题“近现代学术史中的世界、亚洲和中国”的由来。他指出，1900-1937年近现代学术转型呈现出历史缩短、疆域放大、史料增多与理论复杂四大趋势。因此，学者应将中国放在亚洲和世界的背景下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则介绍了研修班的特色，指出本次研修班横跨艺术、宗教、历史三个一级学科，旨在打破学科藩篱，为不同研究领域的学员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
葛兆光教授
随后，朱溢研究员对课程安排与考察行程进行了详细介绍。之后，复旦大学图书馆廖剑岚老师详细介绍了图书馆的古籍与近代文献数据库，并建议学员在研修期间充分利用雕龙数据库、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上古汇典等古籍类资源，以及爱如生（申报数据库）、CADAL、上海图书馆近代报纸资源等近代文献类资源。
白永瑞 《文明大转型时期从全球本土视角重构中国学：东亚学术史中的中国》
6月24日的课程由段志强副研究员主持。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当代韩国东洋学代表人物白永瑞以“文明大转型时期从全球本土视角重构中国学：东亚学术史中的中国”为题，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极具思想深度的主旨演讲。
白永瑞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阐述了从“作为制度的中国学”向“作为运动的中国学”转变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批判性中国研究”的四个核心要素：一是坚持跨学科研究，打破传统学术壁垒；二是超越古典中国与现实中国的二元划分，建立更为连贯的历史认知；三是对当代主流思维保持批判性距离，借助中国研究反向完成对本国、区域与全球多层社会的自我反思；四是规避西方中心、中国中心与区域中心等各类单一中心主义的叙事。
白永瑞教授
为落地四大核心要素，白永瑞使用了两套分析框架。首先，他强调应运用“双重周边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近代全球史中西方主导世界秩序，东亚整体被动走向区域割裂。因此，学者一方面应该站在东亚周边外部视角审视历史，另一方面应挖掘东亚内部等级秩序里被遮蔽的周边群体与视角。第二是全球本土学 (Glocalogy)。该概念融合全球、区域与本土多重维度，打通三层空间的关联互动，兼具现象分析与现实批判功能。它和双重周边视角理论高度联动。白永瑞提出“全球本土”视角并非“全球”与“本土”的简单结合，而是一种变革性的策略思维。该视角旨在通过地方性的立场积极介入全球层面的讨论。此外，白永瑞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心现场”的概念，指出这是全球与本土矛盾高度浓缩、结构性矛盾显现的地方。他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生动地说明了其作为殖民、反殖民及冷战等多重矛盾交汇战略要点的研究价值。
完成理论体系梳理后，白永瑞进入讲座第二部分。他以抗日战争相关前沿研究为案例，演示了批判性中国研究与全球本土学的应用方式。他强调，抗日战争研究需要超越国界，关注中韩共同抗战的历史事实。白永瑞反思了以1937年或1941年开始计算抗战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学者应关注1910年朝鲜被殖民这一重要节点。他提醒学者，不应仅仅将抗战视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而更应将其理解为“克服现代”（克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文明史过程。
在互动讨论中，白永瑞就如何在不同语言语境中构建共享概念、如何处理中韩关系中的客观“不对称性”，以及“全球本土”与“去脉络化”“再脉络化”的关系等问题，与在场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提醒学员在进行研究时要打破文化本质主义的迷思，应从历史流动和互动中理解文明。他强调，学术研究不应仅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应是对抗二元对立、构建东亚共同未来的实践。
整场讲座完整梳理了韩国中国学数百年发展脉络，搭建起以双重周边、全球本土学为工具的批判性中国研究完整理论体系，区分制度型与运动型两类学术形态，梳理从朝鲜北学、殖民时期民间研究、七八十年代地下批判读物到后冷战新理论生成的完整演变线索。同时，白永瑞对比各国学者的全球史研究思路，并借助中韩近代共同历史经验阐释现代性双重课题，以抗日战争研究作为实例落地理论应用。白永瑞的讲座全程兼顾历史梳理、理论建构与现实关照，为在场从事东亚、中国相关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了跨区域、去中心与双向反思的全新研究范式。
章清《从学科史到知识史》
下午的课程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文史研究院章清教授主讲，题为“从学科史到知识史”。章清教授深入探讨了如何超越近代以来的分科知识体系，并为中国知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新路径。
讲座第一部分聚焦知识史的学术定位。知识史是国际史学界重点发展的新兴领域，与新文化史、科学史联系紧密，旨在突破传统思想史与科学史边界。2020年国际学界创办专属期刊并搭建专业数据库。欧美多所顶尖高校也设立相关研究中心。跨国专题研讨会亦持续举办。章教授指出，彼得·伯克 (Peter Burke)在《什么是知识史》中未对“知识史”给出统一定义，但他提出了三条研究维度：其一，“科学”是19世纪形成的现代概念，不可以用后世术语倒推古人。其二，研究需跳出精英知识范畴，关注手工艺、民间医疗等普通人的日常实践知识。其三，依托全球史视野重视非西方文明的独立知识成就，不以西方科学标准为唯一尺度。讲座梳理了知识史核心议题，涵盖知识流通、殖民与后殖民、知识记忆、翻译传播等，强调“知识流转”区别于单向度“传播”，突出文明间的双向互动。章清同时指出，目前知识史仍面临诸多基础问题，例如知识与无知的界定、知识史与科学史及文化史的边界划分等。但与此同时，中外古今知识发展的差异，也为各国学者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空间。
章清在讲座第二部分梳理了中西学科知识成长脉络。西方分科体系根植于天主教神学对自然的包容。例如，耶稣会注重传教士综合知识的训练。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也正是在此种知识训练的前提下成为西学东渐载体。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学科制度化的实现归纳为大学教席、学术机构与图书分类体系这三大标志。现代学科大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告完成。然而，当时欧洲教席稀少，学科基础并不稳固。
章清指出，近代中国的分科体系伴随西学东渐形成。外来知识的传入既伴随着殖民命名行为，也催生了本土文化对新来的异质知识进行接引改造。晚清至民国士人对新知识的认知经历了从“别立中西”到“学无中西”的转向。1904年癸卯学制后，分科办学成为主流。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史，章清提出了六大研究方向，分别是：西学传播脉络、学科术语统一、新式教育与机构建设、知识大众传播、学科史书写困境，以及本土知识对外来西学的接引调适。同时，他指出，学科史书写面临四重矛盾，即史学史难产，新旧框架难以统合；科学史因“中国无近代科学”之论自相矛盾，宜改称“科学技术史”以“技术”化解；医学史受中西医对抗及民族主义影响而割裂；哲学史在胡适、冯友兰以西释中与傅斯年、顾颉刚主张“方术”间分歧严重。章清教授
讲座的第三部分围绕知识史建构路径展开。章清以“自然与人”为例指出，不同文明对二者的观察各有侧重。德国学者雅斯贝尓斯(Karl Jaspers)的轴心文明理论印证了人类知识发展始终围绕自然认知与人间秩序两大主线。就中国时而言，章教授指出，中国拥有悠久的博物学传统。许多史料如正史五行志、《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等均记录历代自然感应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已投身于中国博物学的研究。另外，就治理知识而言，明清中国亦保留了诸多史料。例如，明代《三才图会》、明清《万宝全书》留存民间堪舆、养生、日用技艺等下层知识。明末至晚清流行的“西学源出中国说”文献，如王仁俊《格致古微》与刘岳云《格物中法》，则反映出本土士人对中西知识的调和策略，也为后世西方伪史论提供历史源头。近代《经世文编》展现了晚清新旧知识更替，邮政、外交等新议题纳入认知体系。对于这些治理知识，章清提醒研究者需辨析其时代背景与内在逻辑。
章清在讲座第四部分提出了知识史研究的三大核心视野。一是向外的全球史视野，严格区分全球化与西化，以人员、物品、知识双向流动为核心线索。章教授以格鲁津斯基(Serge Gruzinski)《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为范本，指出学者不必强行搭建各地因果关联，仅需论证其为全球性议题即可。二是向下的民间视野。学者应秉持“在历史中发现中国”，跳出精英文献，依托厦大、中山大学、港中文的民间文书与田野调查，挖掘口传、秘传的小众知识。不过，章清也强调不能全盘否定近代分科体系，只能修正而非抛弃。三是向内的语言视野。学者回应语言学转向冲击，处理“新名词入史”难题。学者应注意，近代“封建”“哲学”“经济”等和制汉语，在用于解读中国古代史时会存在偏差。学者需恪守“古今异言，方俗殊语”的训诂原则，辨析概念内涵的历时演变。
互动环节中，学生就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全球史非西方文明叙事提问。章清回应称，人文社科天然带有国别属性，本土化讨论自80年代已兴起，需辩证看待西方理论适配性，审慎选用分析工具。非西方各国近代均出现调和本土与外来知识的文化叙事，西方高校近年逐步用区域史替代二元研究板块，各类溯源论本质是文明碰撞下的焦虑产物。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以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为案例》
6月26日的课程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谢晓东、马歌阳主持。上午的课程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王宏志主讲，他以“翻译与近代中国：以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为案例”为题，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的理论转向及其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实践应用。
王宏志教授首先梳理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他指出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Holmes)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称及性质》，奠定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划分为“纯粹”与“应用”两大分支，这一学科架构至今仍具深远影响。讲座的核心关切在于揭示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王宏志指出，长期以来翻译讨论囿于“原著中心论”的桎梏，将翻译仅视为原文的重现，翻译的好坏取决于与原文的相似程度。这种以“直译”与“意译”为核心的讨论模式存在三大问题：不反映现实（绝大多数读者并无能力阅读原文）；不能解释翻译现象（如林纾完全不懂外文却从事翻译）；缺乏学术性（翻译评论不等于翻译学术研究）。1970年代中后期，以“低地国家”及以及一些情形相似国度为代表的学者推动了“文化转向”，实现了从“原著中心”到“译文中心”的范式转移。翻译不再被认为只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诸如预想读者、出版、个人的背景等特定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所有翻译都是过去的，王宏志指出，翻译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翻译史研究。
王宏志教授
讲座的第二部分以马戛尔尼使团（1792—1794）为个案，深入剖析翻译在近代史中的关键作用。王宏志强调，翻译并非中立的行为，而受到多重因素的深入影响。比如，使团如何招聘译员、双方译员翻译了什么、他们对原文的翻译是否可靠——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谈判的走向。又如礼品清单的翻译也直接影响了双方的交涉，英方对所携礼品极为重视并且价值不菲。然而，乾隆皇帝在读到礼品清单前后的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乾隆在阅读前要求“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不可稍存简慢”；阅读后则称“俱不免张大其词”“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模糊性表述，比如中译本将原清单中六十件礼品简化为十九件，天体运行仪的详细科学描述被表述为“大架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Embassador”被主要译为“钦差”，对此乾隆明确指示：“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因此清宫档案本则将其改为“贡差”“贡使”。这些翻译差异折射出天朝体制与近代外交观念的根本冲突，也对近代外交产生了直接影响。
整体来看，王宏志教授的讲座贯通了翻译研究的前沿思考与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展示了翻译如何成为理解近代中西文明交流的窗口，这种视角提醒研究者重新打量翻译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分量。
程美宝《潘启官们和黄东（们）——18-19世纪中外交往两类人物的活动轨迹》
下午的课程由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主讲，题为“潘启官们和黄东（们）——18-19世纪中外交往两类人物的活动轨迹”。讲座聚焦两类看似悬殊的人物：一类是洋商潘启官（潘振承）及其子潘启官二世（潘有度），另一位是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工的广东“事仔”黄东 (Whang Tong)。两者因程美宝教授2002年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的两封致皇家学会 (The Royal Society)主席班克斯爵士的信件（分别署名Puankhequa和Whang Tong）而产生关联。程美宝由此勾画出18至19世纪中外贸易交往中这两类人物的活动轨迹。
程美宝教授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中西贸易枢纽。潘振承（潘启官，Puankhequa）原籍福建同安，早年赴吕宋（今马尼拉）学习西班牙语，后至广州，约1750年创办同文行。他在广州河南岛（隶属番禺县）置地建宅，立家祠能敬堂，并将此区域命名为“龙溪乡”，并以“富户”身份入籍番禺，但《番禺县志》中“捕属”标识表明其外来移民底色。潘振承曾捐资修建华圃书院及紫阳祠，留名于嘉庆《同安县志》。其子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于1788年接掌同文行并出任商总，短暂退休后于1815年重新担任商总。透过父子二人的画像可以看出，画中的他们虽着官服，但他们并无实际功名，也少有著作流传。潘有度仅有20首诗传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有条街道名为“同文街”，而九龙油麻地天后庙横匾下款署名潘氏后人潘正亨。这说明潘氏家族的传奇甚至延续到了香港。
讲座第二部分聚焦于黄东。黄东在广州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大班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 (John Bradby Blake)，协助其制作植物学手稿。布莱克去世后，黄东携带这批资料前往英国，主要住在布莱克的父亲老布莱克处。现存的植物学手稿包括黄东在广州与布莱克及黄东在英国与老布莱克绘制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些珍贵的笔记，我们得以知道“黄东”其实就是“黄遏东”。
一批留痕的史料为了解黄东的活动轨迹提供了线索。1775年，黄东拜访英国皇家学会，访客册登记为“Quang at Tong from China”。同年，他为波特兰公爵夫人检视明清瓷器年号款识，尽管他的纪年换算不精确。在牛津，黄东曾按卷号帮忙重新整理了《康熙字典》的次序。黄东还探望了同样爱好植物的德莱尼太太 (Mrs. Delany)，后者将“黄亚东”抄入信札，但因不懂中文而将文字颠倒。黄东有两幅肖像存世：一幅是由乔舒亚·雷诺兹爵士 (Sir Joshua Reynolds) 绘制的油画，现藏于英国肯特郡诺尔宫室，是青年时的黄东。另一幅是由乔治·丹斯 (George Dance) 所画的素描作品，现藏大英博物馆。这幅画所绘的黄东已到中年，服饰、发型都已变成了英式，并且至神情都发生了变化。一张花种清单显示黄东不晚于1781年回国。返回中国后，黄东仍与英国各界友人保持着书信往来。东方学者威廉·琼斯 (Sir William Jones) 曾请他翻译《诗经》未果。与此同时，黄东继续与东印度公司打交道。最后，程教授聚焦于两封写给班克斯爵士的信件，并且联系相关资料对比了潘有度与黄东的英语能力。
最后同学们从社会地位、教育、身份认同等角度对潘有度与黄东进行了比较，程美宝则提醒大家关注史料性质。潘氏资料多来自族谱、方志及后人编纂文集，而黄东史料多非为其特意留存，部分属“操纵性史料”，这些都会影响人物形象的建构。梅村尚樹《宋代庙学与士人社会》
6月28日的课程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溢研究员主持。上午的课程由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梅村尚樹主讲，主题为“宋代庙学与士人社会”。
讲座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回顾日本与欧美学者关于宋代士人社会的研究史，重点梳理唐宋变革论、士大夫研究及其发展脉络。后半部分结合庙学与先贤祠，探讨宋代士人社会的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梅村尚樹首先回顾了日本学界关于唐宋变革论的发展。例如，内藤湖南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宋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宫崎市定继承这一观点，将宋代比作西方文艺复兴，定位为东亚近世的开端，并提出士大夫是兼具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的新贵族阶层，其形成以科举制度为基础。与京都学派不同，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代表学者则立足马克思主义史观，强调土地制度、地主与农民关系以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将唐朝的崩溃视为东亚进入中世的契机。双方虽然对于宋代属于中世还是近世存在分歧，但均认可唐宋之间发生了重大历史变革。
这种分歧同样体现在士大夫研究中。宫崎市定重视士大夫的文化层面，周藤吉之则从土地制度史出发，将士大夫理解为地方形势户通过科举成为官户的发展过程，更强调其地主和社会经济属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中国史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史观影响，研究重心集中于地主、乡绅及农民关系，士大夫概念并未受到广泛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史研究逐渐由乡绅转向士大夫，强调其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功能，更具有教育、教化和文化领导作用。这一研究取向也影响了宋史研究，青山定雄开始关注宋代士大夫官僚，刘子健关于刘宰的研究亦推动了日本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发展。
梅村尚樹副教授
欧美研究则更强调总体史视角。例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推动宋史计划，希望从整体把握中国社会长期发展。何炳棣依据《登科录》，认为宋代科举具有较高社会流动性，是中国由世袭官僚制度转向考试选拔制度的重要标志。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则以施坚雅宏观区域理论为基础，结合人口变化与地方行政体制，认为11世纪以后士大夫逐渐由跨地域贵族转变为地方乡绅。韩明士(Robert Hymes)继承这一思路，以江西抚州为中心，提出北宋士人重视跨地域婚姻，南宋则逐渐地方化，并认为宗族、姻亲以及文化资本共同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延续。包弼德(Peter Bol)进一步以“道”为关键词，将韩愈、王安石、二程以来思想的发展与士人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强调朱子学形成与士人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梅村教授指出，虽然韩明士的两宋变期论后来受到不少质疑，但围绕科举、朱子学及地方士人活动研究士大夫社会，已成为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课程后半部分围绕庙学制度展开讨论。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通过礼教化民众的场所。梅村尚樹指出，探讨学校的发展，应重视其作为儒教祭祀设施的一面。
唐代开始形成学校与孔庙并设的庙学制度，孔庙除祭祀孔子外，还祭祀颜回、十哲、七十二弟子及历代先儒，并定期举行释奠。唐代后期地方学校逐渐废弃，宋代重新恢复学校建设。庆历改革以后，全国州县学广泛设立，王安石进一步推动学校制度，希望以学校取代科举，最终形成学校与科举并行的制度。关于释奠，欧阳修《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和王安石《繁昌县学记》均批评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认为释奠并非祭祀孔子的仪式，而是在学校中举行、向先圣先师行礼的礼仪。这一认识改变了人们对于庙与学关系的理解，使学校逐渐成为礼仪实践的核心空间。
宋代另一重要变化是学校内先贤祠的大量建立。成都、福州等地均通过先贤祠展示地方学校的发展历史和地方传统。进入南宋以后，先贤祠数量迅速增加，并逐渐发展为明代的定制。朱熹在南康军五贤祠及《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中提出，祭祀人物应具有故乡、居住地或任官地等依据，但并未进一步追问祭祀本身的理论依据。随着《祀典》的编修以及正祀、淫祀的区分，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祭祀的合法性。由于先贤祠难以依据《礼记·祭法》说明其正当性，南宋开始大量引用《礼记·文王世子》有关学校释奠先圣先师的记载，为学校祭祀地方先贤提供依据，最早可见于吕祖谦《秀州陆宣公祠堂记》。
南宋中后期，道学派积极推动周敦颐、二程祠的建立。魏了翁在大量祠记中逐步完善先贤祠理论，一方面反对无依据地普遍祭祀周敦颐，另一方面强调由子孙主持祭祀才符合古礼。这一主张深刻影响了后世先贤祠的发展。此后，当地出生、任官、居住以及后代居住于当地的人物逐渐成为学校祭祀对象，先贤祭祀也逐渐与祖先祭祀结合，使地方家族产生了将祖先纳入学校祭祀体系的动力。
梅村尚樹总结道，学校并非仅是教育和科举的附属机构，而是士人举行释奠、开展祭祀活动的重要空间。释奠成为士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学校则成为地方士人共同体的重要公共空间。学校一方面通过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形成跨地域的士人共同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祭祀地方先贤，保存地方历史与学术传统，培育地域认同。考察庙学制度及先贤祠的发展，有助于理解宋代士人社会如何逐步扎根于地域社会，并成为后世士人社会的重要基础。
谭凯《数据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下午的课程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的谭凯教授讲授“数据视野下的唐宋变革”。谭凯教授围绕数字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GIS 分析、远读方法等方面展开讲解，并与学员进行互动交流，解答学员疑问。
课程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的主题是“数字研究方法”，谭凯首先探讨了数字研究方法的价值，指出数字研究方法应以明确的问题为导向，而非为了使用数字而使用数字。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需要大量数据支持的新问题，也能够重新讨论传统问题。关于“预设范畴”与“元叙事”，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指出历史研究中的范畴和元叙事会影响对历史的理解，数字研究方法则能够超越既有分类和叙事方式，避免以现代观念理解历史，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谭凯进而指出，与20世纪60、70年代数量史学相比，数字研究方法更强调围绕具体问题组织数据，而非停留于数量统计。
随后，谭凯总结了如何避免数据研究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陷阱。其一，利用现成的数据资料时，首先要充分了解数据库的资料范围、收录标准及局限。以CBDB数据为例，其墓志资料受资料收集情况和建立者兴趣影响，不同地区收录并不均衡。因此研究者应了解数据特点，必要时补充自己的数据，并以研究问题为导向进行筛选。其二，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时，首要条件是必须具有明确目标。谭凯教授介绍，自己建立数据库已投入约两万个小时，因此只有在确定研究目标和数据价值的前提下，才值得投入大量时间。同时，学者应尽量利用现有资料，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其三，数据分析应坚持透明原则。由于数据库质量难以直接判断，建立者必须对数据负责，公开数据以便检查和校对。他同时回顾20世纪70年代数量研究的经验，强调应避免迷信数字结果，承认数据局限，不断修正完善。
谭凯教授
课程的第二板块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主题。谭凯指出，传统研究多依据官僚、平民、籍贯、社会阶层等特征进行分类，但这些分类是否具有当时社会意义、是否影响群体认同和社会行为，仍需进一步验证。
相比之下，社会网络分析依据实际社会关系重建网络。谭凯结合实际研究案例，向学员们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运用。例如，谭凯教授建立的关系数据库以人员表、墓志表、亲属关系表等为基础，建立节点和边，并借助网络可视化软件重建社会网络。墓志资料不仅提供亲属关系，也反映撰文、书写等社会联系。社会网络分析能够重新认识唐宋政治精英。通过家族谱系和婚姻网络，可发现政治精英的重要资源在于婚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网络分析还显示，唐代以两京老家族为核心，宋代则以新兴家族和宗室婚姻集团为中心，改变了对中古社会精英结构的认识。
课程的第三板块围绕“地理信息系统”展开。谭凯教授指出，GIS分析强调依据研究问题选择空间单元，而非简单采用既定行政区划。谭凯以唐宋辽墓葬数据库为例，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和地图展示墓葬分布，直观呈现不同地区墓葬形制及文化变化。GIS分析还可研究政治权力的空间分布。结合葬地而非仅依据籍贯，可以判断家族真正的基地。比较唐宋宰相家族墓地和任官地点可见，唐代政治权力集中于长安、洛阳及两京走廊，宋代则扩展至更广泛地区，显示国家权力中心不断扩大。
结合这一变化，他提出可从帝国化程度理解唐宋转变。他认为唐代更接近“帝国”模式，宋代更接近“国家”模式。因此，由唐至宋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去帝国化的过程。
课程的第四板块主题为“远读”。谭凯提出，远读能够发现大规模文本中的变化，精读则用于解释其意义，两者应结合使用。
谭凯教授介绍了词汇计量分析的方法。例如，分析7至12世纪六千多篇墓志铭，通过Python比较各时期常见词汇，识别新旧话语，确定话语变迁的时间节点。结果显示，1030年前后墓志话语变化明显加快，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精英群体对新话语的接受过程，从而动态呈现话语演变。此外，谭凯教授还指出，利用算法识别由“词袋”定义的话语主题，可进一步分析文本主题及其变化，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方法。
随后，谭凯通过地图比较唐宋时期地理资料，分析唐宋地理想象如何改变。他指出，宋代对南方及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区的认识较唐代更加清晰。接着，他进一步利用《太平广记》《一统志》等资料，对故事发生地点和空间环境进行分析，并区分了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结果显示，唐代南方故事多发生于荒野环境，南宋则出现更多文化空间。借助Python等工具分析故事发生环境，可为理解唐宋地理想象的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往届学员分享（三）
6月24日晚的往届学员分享环节由夏季研修班第六届学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康昊老师主讲。他围绕个人学术历程、研究转型及通俗写作实践展开，呈现出日本中世史研究者在国内学术环境中的适应与探索。康昊老师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赴大阪大学攻读硕博，专攻日本中世史。该领域在日本是数百人的大学科，在国内则相对冷门。其博士阶段聚焦日本中世禅宗与东亚交流，成果以专著《中世の日元交流と禅宗》出版。康昊指出，自己在回国任教后，面临适应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及研究范式转型的压力。他主动调整问题意识，从日本学术脉络转向东亚、欧亚及全球史视野，从宗教史转向为政治史、政治文化史，产出一系列跨学科论文。
受日本新书传统启发，康昊通过翻译《应仁之乱》以及在“澎湃”连载《蒙古袭来》进入通俗写作领域。他目前已出版《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一书。该书采用片段拼接、小人物的叙事手法，借“神风”喻冲突、“铜钱”喻交流，揭示日本通过贸易而非战争进入蒙古时代。他的新作《皇帝与国王》则以足利义满为主线，展开东亚朝贡体制的多方视角，试图在三国对照中理解后蒙古时代的秩序变迁。面对现实压力，康昊主张将无法写入论文的史料融入通俗作品，或重述论文故事，使二者在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上一脉相承。
第六届学员康昊
6月26日晚的往届学员分享环节由夏季研修班第六届学员、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高韵闻老师主讲。高老师分享了自己在海外求学和求职的历程，为有志于海外发展的学生提供了宝贵参考。在博士求职准备阶段，她认为择校需综合考量地理位置与个人适配度，建议博士生明确就业方向，要根据不同的求职市场选择适合自己的对口专业。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东亚研究涵盖文史哲多领域，教学与课程覆盖面广、跨度大。因此在应对策略上，她强调准备工作需兼顾教学经验的累积与研究成果的拓展，并建议大家多旁听或参加一些大小型的学术会议。她同时鼓励大家拓展跨学科知识，培养辅助技能。
在求职申请流程方面，高韵闻指出教职的申请流程漫长。其过程包含文书投递、多轮面试和校园访问等环节。综合实力、职位匹配度及政治环境都是影响录取的关键因素。面对激烈竞争，她建议要准备全面的申请文书，多校投递并提前进行面试演练。入职后，研究重心需持续调整，以应对终身教轨的考评要求。她总结，学术道路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并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所有可能的结果。
第六届学员高韵闻
6月28日晚，第七届研修班学员、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程方毅以“在学术游牧中寻找方向”为题，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与学员们分享了学术成长和学界发展的经验与思考。讲座中，程方毅向各位后辈学员们分享了自己对“学术游牧”以及历史学方法、意义的认识和体会。他指出，“学术游牧”并非盲目跨界或追逐热点，而是在不断接触新材料、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稳定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不被既有学科边界和固定范式所束缚。
结合历史学研究实践，程方毅强调历史学的价值在于立足具体材料与历史现场，以史料不断检验和修正理论，保持对问题的敏感与对材料的尊重，在持续积累中培养文本细读、史料分析和跨学科研究能力。他还结合海内外大学学术生态的发展，分析了科研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等制度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提醒青年学者既要善于利用学术平台和资源，也要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热点、不拘泥于固定路径。最后，程方毅勉励大家以开放的视野和扎实的积累不断探索，在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播中实现学术价值，并通过课程建设、资料整理等多种路径，建设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资源。
第六届学员程方毅
课程考察
研修班期间，学员除了聆听讲座，还前往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与昆山千灯古镇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
6月25日，朱溢研究员带队参观了上海博物馆东馆。上博东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是“十三五”时期上海市重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历经七年建设，2024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杨志刚教授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本次考察形式创新，分为青铜器、书画、瓷器三组，由资深研究员带队进行小范围深度讲解，满足学员的不同关切点需求。青铜器组学员参观中国古代青铜馆，由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胡嘉麟研究馆员为学员们详细讲解，结合藏品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青铜器演变脉络，学员们充分领略到了青铜器之美。陶瓷组学员由周浩研究馆员带领，参观中国古代陶瓷馆。学员们在周浩导师的讲解中纵览中国陶瓷从萌芽到鼎盛的演进脉络，并深入理解陶瓷在中国社会、文化、工艺及中外交流中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书画组学员则跟随孙丹妍研究馆员，走进中国古代绘画馆，学习中国画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迁，了解不同时期书画技艺的表现形式与特点。馆中珍品玲琅满目，学员们认真观赏了唐代山水画、宋元文人画、明清摹古与创新画乃至晚清近代画作的各类佳作。
6月27日，马歌阳、谢晓东博士带队考察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与土山湾博物馆。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由耶稣会士创建，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现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北楼（大书房）是两层双坡顶砖木结构，上层模仿梵蒂冈图书馆的西文书库，下层则仿照宁波天一阁的中式书库格局，蕴含“天一生水”的巧思。学员们重点参观了“文明互鉴，石室藏珍——徐家汇藏书楼精品文献展”，透过《几何原本》《中国图说》《中华帝国全志》等著作了解了中西学术交流的早期图景。在报刊展区，学员们参观阅览了《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博医会报》等多语种报刊。
土山湾博物馆旧址始建于清同治年间，是原土山湾孤儿院仅存的建筑，2010年改建成博物馆之后正式对外开放。入馆后学员们首先参观了1913年由传教士葛承亮(Alphonse Kral)带领孤儿雕刻的全柚木中国牌楼。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员们参观了馆内丰富的工艺展品、艺术作品与历史资料。学员们重点参观了一些当年院里孤儿创作的工艺品，深刻理解了被誉为“中国西洋画摇篮”的土山湾画馆的意义和价值。徐家汇藏书楼与土山湾博物馆共同见证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它们使学员们对“西学东渐”与工艺融合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6月29日，段志强研究员带队赴江苏昆山，考察了千灯古镇和锦溪古镇。在千灯古镇，学员们首先参观了顾炎武故居。段志强为大家做了细致精到的讲解。同时，通过馆内陈列的文献资料、历史实物和场景复原，学员们系统了解了顾炎武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及其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要贡献。接着，学员们还参观了古戏台、徐福纪念馆和延福禅寺，并且了解昆曲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进一步认识千灯古镇丰富的历史遗存和多元的人文景观。下午，大家走进祝甸砖窑文化馆，详细了解昆山地区传统砖瓦烧制工艺的发展历程、制作流程以及砖窑文化在江南传统建筑中的广泛应用，对当地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随后，研修班前往锦溪古镇考察，实地走访古镇街巷、水巷桥梁和传统民居。学员们先后考察了莲池禅院、陈妃水冢、文昌阁等历史文化遗址，了解锦溪古镇的历史沿革、空间布局及江南水乡聚落特色，感受古镇历史风貌保护与文化资源利用的实践成果。通过此次考察，学员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昆山历史文化、江南古镇发展脉络以及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丰富了实地研学的学习内容。
7月1日，在朱溢研究员、谢晓东博士后的主持下，学员们分为上下两场分别进行课程报告并提问点评。授课老师白永瑞教授也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
下午，研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段志强副研究员主持。
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对研修班学员们表达了如下寄语。白教授首先指出，大家对跨越国境、在东亚地区（不仅是作为制度的知识，更是广义上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所表现出的关注，让自己感到非常有趣。同时，白永瑞也提醒大家，研究不仅要关注精英阶层，也应更多地关注基层力量（如下层阶级或女性等）所发挥的作用。此前课程中提到的“双重周边”概念就包括了这些群体。白永瑞指出，理论或概念作为“发现事实的工具”来使用的，如果过度依赖这些理论，以至于认为可以以此解释所有问题，则会陷入危险的陷阱。借用佛教的比喻，即渡河后就要舍弃船。各位年轻研究者对新理论或新概念产生兴趣是正常的，建议大家不要过度依赖它们。最后，白永瑞谦逊真挚地说，通过大家围绕反映世界学术界新趋势的各种主题所做的报告，同学们富有创意的视角已经深深印在心中。这确实是一次“教学相长”的良机，例如聆听了关于自己并不熟悉的艺术史和科学史领域的报告，又如，结合“复数知识”这一概念，这促使白永瑞更深入地思考了此前所提到的“作为制度的学术”与“作为运动的学术”的运用价值。
随后，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对本次研修班致辞。章教授首先向全体师生表示感谢。他表示，本届暑期班在高温天气下举办，课程与活动安排紧凑，曾担心学员难以适应，但看到大家精神饱满、积极投入，深感欣慰。他特别感谢授课教师以及文史研究院师生为暑期班顺利举办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并高度评价白永瑞教授等授课教师的贡献，希望今后继续邀请其参与暑期班教学。章清指出，十天的学习时间有限，课堂知识固然重要，但暑期班更大的价值在于搭建跨国、跨校交流平台，促进学员结识同行、拓展学术视野并延续友谊。他介绍，暑期班已建立学员交流平台，历届学员保持着积极互动，不少学员后来在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中都受益于暑期班建立的联系。结合当前学术发展和时代环境，章清谈到，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不断重塑学术生态，青年学者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主动学习、加强交流、拓宽国际视野，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以积极应对未来挑战。最后，章清表示，文史研究院将持续关注暑期班学员的发展，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研究院各项活动，并积极为暑期班建设提出意见建议，共同推动项目不断完善。他祝愿全体学员珍惜此次结下的友谊，在未来学习和研究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颁发结业证书
随后，本次研修班的各位学员与筹备组工作人员一一发言。最后，由白永瑞教授和章清教授为各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整理人：裴雨馨、毛佳艺、张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