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曾经有个说法，“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很多朋友引用过，觉得我讲得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不过，说归说，做归做，真正能够按照这种方式上好课，却没那么容易。我在不同的大学讲了三四十年的课，也换着各种主题讲过很多门课，也曾尽力通过讲课实践这种理想，所以，准备课程和撰写讲义，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时间。不过，也因此从讲义到著作，出版了不少论著，包括我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卷本，其实原本都是讲义。尽管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围城》里很讽刺这种拿“讲义当著作”又拿“著作当讲义”的车轮战法，可能那是因为他不必总在大学讲课的缘故。

我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讲义撰写模式。为了准备讲课，我常常用纸笔先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在这些大纲上，贴满各种抄录了史料或心得的签纸；在讲述一两轮之后，便把这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纸本，转录成电脑格式的文本，接着再把它打印出来，在天头地脚左边右边批注种种文字，并且继续贴满修补的签纸。这样经过三五轮增补和删订后，就成为最终的讲义，而我在完成了最终讲义之后，也就不再讲这门课了。为什么？因为既然已经完成，自己也已经没有新鲜感了，这就仿佛《世说新语》里说的王子猷雪夜访问戴逵，“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实，好的讲课人自己讲述也是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那种凭一本讲义照本宣科讲几十年的事儿，我还真做不来。

讲义和著作毕竟不同。著作可能需要有思想和新见，而讲义最重要的不仅要明白，还要有知识。这个“葛兆光讲义系列”，收录了我多年讲课讲义的最终修订稿。除了已经丢失的《中国史学史讲稿》，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册）之外，这个系列大概应该包括以下若干种讲义，即针对大学通识课程的《中国经典十种》和《宋代文学十讲》，针对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和《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针对硕士生的《学术史讲义:给硕士生的七堂课》，以及针对博士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以上这些讲义，正在陆续整理出版中，如果还有余力，那么这个系列中也许还应该有一本给博士生的《亚洲中古宗教、思想与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