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日至11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东亚海域历史上的人与物”学术工作坊顺利举办。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谢湜教授先后致开幕辞。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红河学院、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单位的28位学者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与了此次工作坊。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东亚海域历史上的人与物”这一主题开展了八场专题研讨。
第一场
第一场研讨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李庆新研究员作了题为《海外贸易与经济新业态：8—14世纪东亚海域考古发现“广东罐”相关问题思考》的报告。古代海外贸易中的“广东罐”最基本功能是盛装生活用品和装运出口船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由粗贱之物品变身为名贵佳器，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在东南亚一些地区还异化成具有宗教、礼仪性质的器具。国内外沉船考古发现的“广东罐”，体现了中古时期广东地区高度参与国际贸易的事实，也体现了地区经济因应海外市场需要而发展出新业态和经济增长点。此种情形在中国沿海其他地区亦不同程度存在，研究中古时代海洋经济社会史不可不察。
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马光作了题为《13—17世纪东亚被虏人与奴隶问题》的报告。从13世纪起，倭寇在中国、朝鲜半岛等地大肆掠夺人口，被虏之人既有男丁、妇女，亦有儿童，倭寇处理被虏人的主要方式就是卖为奴隶，这些奴隶广泛分布在日本、琉球、澳门、印度，甚至欧洲和南美洲等地。被虏人绝大部分作为奴隶留在这些地方不得还乡，也有一小部分通过送还、赎归等方式得以回到故土。围绕着被虏人的送还问题，东亚各国展开了大量交涉，被虏人一度作为重要的媒介，推动了各国间的外交、贸易与文化的交流。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副教授康昊作了题为《从孤立到朝贡：14世纪的贸易、外交危机与室町幕府》的报告。报告聚焦14世纪这一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从经济、外交两方面考察室町幕府加入东亚朝贡秩序的条件与内在动因。一方面，14世纪中日贸易增强了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而1350年代的东亚海域政局动荡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货币与财政；另一方面，为扫除中日贸易阻碍、弱化割据九州且受明朝册封的南朝势力，室町幕府逐步开启了对高丽与明朝的外交。最终，室町幕府在15世纪初与明朝结成封贡关系，遣明船经济解决了幕府的财政困难，并提升了幕府权威。
第二场
第二场研讨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莉丽主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林炫羽作了题为《明初海外贸易制度变迁视野下的伪使问题》的报告。报告从海外贸易制度变迁的视角入手，对伪使的生成机制与明朝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伪使现象反映了元末明初海外贸易制度变迁下海外商人的行为选择，是新的贸易制度与贸易人群互动的产物。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大背景下，海外商人因应制度环境变化，采取假扮贡使或加入朝贡使团的方式来维持贸易。伪使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朝贡贸易制度无法容纳实际的贸易需求，而强化这一制度仍然不能解决矛盾，朝贡贸易制度面临内部自我衰败和外部走私贸易冲击的双重困境。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尹敏志作了题为《“倭尾船”小考》的报告。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明印本《汉书》纸背，保存温州卫、温州府、台州卫文书共94件。温州府文书记载，洪武五年泉州卫发现“倭尾船”登岸抢掠，杀死盐户，通知浙江沿海官兵加强防备。台州卫文书记载，洪武六年台州卫缴获“倭船”，将其拆解后打造新船。结合朝鲜王朝实录可知，“倭尾船”“倭船”是一种三尾倭船，海面平静时挂出一尾，全速前进；风浪增强时两旁各挂一尾，避免船体倾覆。在明初东亚海域，三尾倭船技术领先，成为“三岛倭寇”横行海上的利器。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张梦瑶作了题为《15世纪初日本赴朝使节活动的多维镜像——以圭筹、梵龄出使为中心》的报告。在前近代东亚海域诸国的交往中，僧侣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跨境活动促进了东亚海域世界内文化、信息、器物等多个层次的沟通与流转。日僧圭筹、梵龄为求请大藏经板前往朝鲜，其外交过程中围绕经板给赐的交涉与博弈不仅反映了宗教交流的侧面，亦呈现出日朝两国在情报输送、人员往还、文化交互等多重维度的交流实态。研究这一事件，不仅有助于还原当时日朝外交中的细节，也为讨论朝鲜王朝初期的对日外交心态提供了线索。
第三场
第三场研讨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鑫磊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波副教授和王爽同学作了题为《明郑遗民林上珍、何倩甫佚文考述——以日本儒者大高坂芝山< 芝山会稿>< 芝山别集>为中心》的报告。林上珍、何倩甫为闽儒，在明清鼎革的大变局中，投入台湾郑氏麾下贩海为生，二人羁留长崎期间与大高坂芝山交往密切，对后者一生行止产生影响。大高坂芝山为人心高气傲，对当时日本儒林一众俊杰评价不高，却独拜服林、何二人，其诗文皆由二人为之作序。通过梳理大高坂芝山诗文集《芝山会稿》《芝山别集》中所收林、何二人诗文，并结合近年新见日藏二人手翰，可以将三人之间的交游细节置于明清鼎革之际东亚国际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呈现。
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准教授程永超作了题为《17世纪译官使的访日与对马藩的中国情报搜集活动》的报告。译官使（问慰行）是朝鲜王朝派往日本对马岛的外交使节。17—19世纪朝鲜王朝曾先后57次派遣译官使至对马。译官使的正、副使均为朝鲜王朝的译官，可与对马藩主及家臣更加顺畅地沟通。聚焦17世纪访日的25次译官使活动，可以发现对马藩主在各种公私会见的场合，随时随地向译官使询问有关中国的情况，并将得到的答复报送幕府，由此达到到搜集中国情报的目的。可见，译官使不仅承担了日朝间的外交实务，也成为日本方面搜集中国情报的渠道之一。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副教授王廉明作了题为《作为全球交汇之所的款彩屏风》的报告。他认为款彩屏风中常见的“西洋人狩猎”图并不来源于日本南蛮屏风，相反狩野派的南蛮屏风、“鞑靼人狩猎和打马球”图等都是基于更加悠久的“文姬归汉”图像传统，它盛行于宋辽金等出现边疆危机的时期，并被套用在明清时期自海上而来的荷兰人身上。而源自版画的民间图像传统“郭子仪祝寿”则是经过“款彩——广作——清宫贴落”这个路径演化为较为新颖的“万国来朝”图，进而成为清代外销屏风以及朝鲜“王会图”屏风等绘画艺术品的重要图像来源。
第四场
第四场研讨由澳门理工大学马光副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博翼与博士生朱克宇作了题为《从琉球到安南：多种朝鲜王朝“漂海录”所见东部亚洲海域大串联》的报告。朝鲜王朝后期，因航海状况不得已流落至异乡的特殊海难事件“漂海”时有发生，各种对事件进行记述的“漂海录”应运而生。“漂海录”不仅是对漂海事件的简单记述，且因其中往往记载有漂流地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交谈等内容，成为朝鲜王朝接收外部信息的一种特殊手段和载体。通过考察《海外闻见录》《耽罗闻见录》等“漂海录”记述的琉球与安南形象，可以探析朝鲜王朝与两国关系的变化，并透过漂海事件中的细节描写重新审视十七世纪以降东部亚洲海域的秩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丁晨楠作了题为《18世纪末朝鲜人李邦翼的漂海之旅及其谚文漂海录的传承》的报告。1796年，朝鲜人李邦翼从济州岛出发，在乘船赴全罗道的途中遇到风浪，漂流至澎湖，后经由台湾、福建等地北上，次年回到朝鲜半岛。李邦翼用谚文（古韩文）记录下了漂海之旅的经历，这份谚文日记后来被翻译成汉文《书李邦翼事》等文章以及谚汉混用文歌词形式的《漂海歌》，从而将他带回的东部亚洲海域的信息传达给朝鲜王朝中上层知识人以及普通民众。
复旦大学王鑫磊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朝鲜王朝的箕子庙（崇仁殿）》的报告。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箕子形象长期被作为论述半岛文化与中华文化纽带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箕子庙诞生于高丽时代，朝鲜王朝时期对其进行改造，将其命名为“崇仁殿”，成为国家对箕子展开定期祭祀活动的最核心场所。聚焦崇仁殿这一空间，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箕子的持续祭祀活动，还可以看到被朝鲜官方认定为箕子后裔的鲜于氏一族就争夺崇仁殿监一职展开的内部纷争、传赵孟頫亲绘的箕子真像在朝鲜的流转故事、朝鲜王朝通过崇仁殿人事制度改革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中朝两国士人对箕子事迹的追念和吟咏等诸多历史面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郑智安作了题为《17世纪朝鲜王朝星山李氏墓出土配饰研究》的报告。2008年，韩国京畿道博物馆主持开展了沈之源家族墓的迁葬考古发掘工作，在其中名为“星山李氏”的墓主人的随葬品中，集中出现了一批17世纪朝鲜贵族女性的配饰随葬品，其等级之高、品类之盛，在同期的朝鲜考古成果中实属罕见。围绕这批出土实物，再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对朝鲜王朝中期上层贵族女性的配饰文化进行具象化的呈现和分析，而以物质文化的视角而言，将这些出土配饰与同时期朝鲜以外地区的配饰进行比对研究，能够进一步展现出东亚海域物质文化交流的面貌。
第五场
第五场研讨由广东省社科院李庆新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董少新研究员作了题为《16—17世纪西人东来与东亚海域变迁》的报告。他指出，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洽的历史空间，东亚海域有其自身的运作机制与演变历史。在全球近代化的进程中，东亚海域不仅为欧洲提供了可供汲取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其内部也逐渐生发出近代化的萌芽，但其重要性长期被遮蔽和低估，亟须从学术角度予以研究、揭示和肯定。东亚海域史以海洋及其周边为研究对象，既非国别史，亦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史或某一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东亚海域史研究以网络、交流、互动及整体演变为重要内容，关注这一历史空间内人与物的历史，以及这片海域整体运作机制的演变史。总而言之，“东亚海域”是实体，而非虚体，“东亚海域史”亦不是构建，而是呈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作了题为《冷饭团与中国根》的报告。她从欧洲本土出发考察“中国根”神药形象的构建，进一步挖掘“中国根”的盛行与欧洲知识革命和科学方法论创建的相关度。她以欧洲第一部“中国根”命名的科学著作《中国根书简》和葡萄牙名医的《医物百章》为研究对象，参照同期阿拉伯医师的处方和中国医家的医方、医案和本草著作，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从知识考古角度探究16世纪欧洲医学界对“中国根”认识和使用方法；二是从《中国根书简》作者的写作动机分析其为何选择“中国根”阐述其划时代的颠覆性科学思想，并由此分析16世纪以来中医西传对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转变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陈琰璟作了题为《从权力交接及荷兰人的考量看17世纪巴城华人甲必丹在亚洲海域的活动》的报告。他通过梳理荷兰文文献，探讨了巴城华人甲必丹权力交接的模式及荷兰人的考量，以此厘清华人甲必丹的职责、同巴城的合作及其在亚洲海域的活动。他指出，考虑到华人掌握的商业资源以及巴城建设的人力需求，荷兰人在攻下雅加达伊始便设立了华人“甲必丹”一职，期望借此高效地组织华人参与巴城的商贸及城市建设活动。首任甲必丹苏鸣岗在位17年，为当地华人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其离任之际，荷兰人已开始考查合适的人选作为接任者，是否定居巴达维亚、外交能力是否突出以及财务状况是否良好等皆成为重要的指标。
第六场
第六场研讨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郭亮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江滢河作了题为《18世纪中西瓷狗考察》的报告。他指出，瓷器是风靡世界的中国外销产品，尤其在17、18世纪的欧洲，作为彰显财富和权力、品位和时尚的东方瓷器受到欧洲社会追捧。在中西瓷器烧造史上，都曾出现过形态各异、趣意盎然、色彩鲜艳的瓷狗。狗是人类的朋友，从狩猎到陪伴，在人类情感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狗成为瓷器工匠艺术创作的题材，寄托情思和爱意，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瓷器全球化烧造时代，形形色色的中西狗瓷，不仅反映中西贸易的盛况和转变，更呈现出中西文化互动的多种可能性。同时，瓷器烧造技术的交流，也是推动中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复旦大学朱莉丽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朝鲜与后金（清）交聘中的日本刀》的报告。她指出，与明朝和朝鲜的战争，是女真社会接触到日本刀的重要途径。丁卯之役后，日本刀出现在了朝鲜给后金的岁币中。丙子之役后，朝鲜成为清的藩属国，清朝希望通过朝鲜从日本贸取包括日本刀在内的兵器，但这一意图因为德川幕府的武器输出禁令而未能实现。在朝鲜与清朝的交聘中，朝鲜还将日本刀作为赠礼送给来到朝鲜的清朝使臣，但这并非基于朝鲜的意愿而为之，而是以清朝使臣向朝鲜强行索要、朝鲜被动应对的形式进行。清朝对日本刀的需求不但成为了清、朝两国交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间接影响了朝鲜对日本的贸易需求。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邓菲作了题为《图绘太平：从朝鲜< 太平城市图>看18—19世纪东亚商业城市的想象与构建》的报告。她聚焦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太平城市图》屏风，从画面内容、构图空间、艺术风格、图像细节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分析，同时探讨屏风画作所基于的视觉资源与知识信息。她认为，该图并非是对特定城市的展现，而是在朝鲜使臣亲历清代北京的图文背景以及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等多元图像传统的影响下，融汇、构建而成的理想城市图景。这一城市景观不仅描绘了东亚区域内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也有意识地呈现出明朝衣冠人物与朝鲜风物混杂的交错时空。
第七场
第七场研讨由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陈博翼副教授主持。红河学院教授叶少飞作了题为《清代朝贡秩序中的越南象》的报告。他指出，清朝定鼎北京后即册封安南国王，但安南并未向清朝贡生象。清朝使臣在安南见到象卫和战象，观感喜恶颇不一致。同治年间因清军入越剿匪，越南国王向清朝贡象，引起了朝鲜使臣的巨大兴趣。法国占领越南全境，与清军爆发战争，清军俘获了相当数量的越南象，原拟送北京，后留桂饲养。最后，中越朝贡关系在法军的枪炮声和越南象的背影中终结。以越南象为对象进入清代朝贡秩序的考察，可以折射出中心与周边、周边各国间、中西之间等各种互动关系。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白若思作了题为《目连救母故事在越南传播研究——以< 目连经>为例》的报告。《目连经》或称《佛说目连救母经》，是基于通俗讲唱文学作品的中国佛教伪经，讲述目连僧游遍地狱解救母亲灵魂的故事。该文献形成时期约为11世纪，后在中国失传，但有不同版本保存在日本、韩国与越南，目前发现的越南本为1762年在一座佛寺刊刻，但只保存了1844年的重刊本。白若思研究员在报告中对这日、韩、越三种版本的《目连救母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了越南本的独特性与历史价值，同时讨论了其在越南佛教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讲师王侃良作了题为《从“汉字文化圈”到“汉文文化圈”——语言思想史视域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发展与评价》的报告。近年来，语言思想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变成日本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动向。中村春作、金文京等学者以历史语言学中的“汉文训读”为研究对象和观察角度，提出了新的历史认识方法论“文化翻译”与“汉文文化圈”。他认为，这一新方法不仅可以从语言文化角度重审国别历史，还能通过对语言事实的历史勾勒，凝练出新的地区视角。该类研究也有着试图打破“民族—国家话语”与“西方中心话语”藩篱的趋向，与当下的全球史发展有着高度内在关联。
第八场
第八场研讨由复旦大学邓菲研究员主持。上海大学郭亮教授作了题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沿海图考》的报告。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交流的时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历经漫长的航海到达中国海岸，然而随团成员的组成和沿途见闻、航线和海岸的测绘活动却一直隐藏在访华的表面活动之后，较少为人所关注。英国使团借用成熟的科学测绘术和绘画记录，很大程度上厘清了他们未曾到达的海域的真实情况，使中国北部海域和内地的地理图示进入了英国人的视野和图绘之中。这场有关国家交流和贸易的朝觐活动虽然最后未能达成期望的目标，但是却为日后英国人再度来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安洙英作了题为《在科学和“奇物”之间：18—19世纪东西交流中的人参知识》的报告。她通过对博物学、植物学、药材学等领域文献的考察，探讨了英国人对人参的认识。通过阅读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报告，欧洲人很早就已认识到人参的价值，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商业和学术兴趣。而随着欧洲人的“科学”认识和现代药学概念的出现，作为“东方奇物”的人参逐渐遭到质疑和抹黑，并在药学的多个分科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人参知识在18—19世纪英国人知识结构中的演变，揭示了英国人在确立现代科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刻画“自我”的事实，同时这也与他们形塑“他人”的努力相连。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谢湜教授及博士后欧阳琳浩作了题为《近代开埠口岸商业地产与东亚华人经济网络研究浅探》的报告。近代以来，东亚华人的经济活动不仅形成了覆盖海内外华人侨居地及原生地的网络，也促使华南地区的通商口岸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这些通商口岸既是人员和物资流动的枢纽，同时也是侨资及侨汇集散、消费和投资的中心。东亚华人充分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网络，以及国内外各地之间的贸易和汇兑关系，一方面顺应国际形势控制资本的流动，另一方面也推动通商口岸的城市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推进，大量华人资本进入房地产业，推动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城市景观的变迁。
八场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举行了圆桌会议，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并对整个工作坊进行了总结。
近年来，“东亚海域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为考察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历史提供了新视野、激活了新资料、解锁了新课题。这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更带来了具有现实感的思想启发。对东亚海域的关注有助于打破传统史学“中心—边缘”的研究观念与叙事模式，引导研究者向文化交流和互动投注更多的目光，进而深化对当今世界文明多元格局的理解。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一直将“东亚海域史”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加以推动，通过打造研究团队、建设创新平台以凝聚共同兴趣、推动合作研究。本次学术工作坊将主题聚焦于“人”与“物”，借助创造历史的主体和最具存在感的物质两大要素传递最为直观的历史信息，经由考察人与物的互动展现二者交织而成的历史图景。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以东亚海域为研究场域，在思维碰撞与对话交流中挖掘出新材料、新话题、新观念、新方法，进一步拓展了东亚海域史研究，并就今后的课题规划、学术合作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
（整理：张梦瑶 谢程程 谢温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