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21-5

页数：308

定价：88.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100195492

 

作者简介

张佳，1981年生，山东高密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学士（2004），清华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2007），复旦大学专门史博士（2011），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宋元明番族类题画诗中的国家与族群观念变迁

引　言　作为思想史史料的题画诗

一　　笔端神妙：北宋“番族”画目的确立与画作鉴赏

二　　开卷见寇雠：南宋的番骑图创作与观感

三　　四海尽臣：元代“大一统”与番族类绘画的新观感

四　　重界华夷：明代“中国”观念下的番族类题画诗

结　语　观看“他者”——番族类题画诗反映的族群与国家观念变迁

 

第二章　　“胡元”考：元代的夷夏观念潜流

引　言　现有元代思想史脉络下的突兀文本

一　　宋金季年的夷夏论述

二　　政治压力与元初遗民话语的抑制

三　　元代汉人的族群意识与夷夏观念伏流

四　　元季“夷夏”语境与《谕中原檄》的思想源流

结　语　作为元代思想潜流的夷夏观念

附录一　元刊史书讳阙举例

附录二　本章引据史料版本异文举例

 

第三章　　景教西来：元代济宁路的一个也里可温家族

引　言　新材料的发现

一　　碑刻所见的家族世系

二　　按檀不花家族的景教信仰

三　　按檀不花家族的华化

四　　岳出谋与伏羲庙

结　语　隐入历史

 

第四章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盛衰变异背后的族群与文化变迁

引　言　从一则史料的校勘说起

一　　正名：元代“瓦楞帽”考误

二　　马上“胡风”：幔笠考源

三　　荡决藩篱：蒙古征服与幔笠在亚洲的传布

四　　重划疆界：幔笠的淡出与东亚“夷夏”意识的消长

结　语　小物件与大历史

附　录　说“钹笠”

 

第五章　　衣冠与认同：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

引　言　“大明衣冠”何所来

一　　“胡化”与“复古”：蒙古风下的中国与高丽

二　　拟之亲王：恭愍王时期的明朝赐服

三　　曲折与反复：丽末“大明衣冠”的行废

四　　一代之制：朝鲜王朝对明朝服饰的沿用

结　语　作为文化符号的“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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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逾制”：墓室绘饰与明代房舍制度的冲突

三　　罪坐工匠：明初对服器逾制的惩罚方式

结　语　礼制约束与习俗变迁

附　录　陕晋冀豫鲁五省宋金元明壁画墓统计表

 

图版目录

参考文献

后 记

 

导言

十二到十四世纪，也即从北宋末到明初的三百年，随着女真、蒙古两大北方族群的迭次兴起，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二次族群秩序大变动时期。虽然和辽（契丹）一样属于“征服王朝”，但金朝的统治已经深入汉族文明的腹地，而蒙元更是建立起一个囊括巨大疆域与众多族群的亘古所无的庞大帝国。伴随着各族群与政治体力量的消长，以及新文化因素的不断冲击，这一时期士人的族群与国家观念，处于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出现了不少值得探析的问题。

本书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这一族群秩序大变动时期，汉族士人国家与族群观念的复杂变迁。与中原皇帝被周边族群推尊为“天可汗”的初盛唐不同，两宋立国始终面临强邻环伺的国际态势。北宋在军事失利之余，尚能勉力与北方的辽朝维持兄弟对等关系，而在宗社覆亡、故土沦丧之后建立的南宋，则称臣称侄，长期以一种卑微的姿态，生活在金朝的巨大阴影之下 。在中原国家与北族政治体长期实力消长过程中，这是汉族王朝威权步步失坠的时代。士人的国家与族群观念，也因之发生巨大变化，日益趋向封闭与保守。这有多方面的表现。以石介《中国论》、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为代表，北宋士人已经倾向于构建一个在疆域和文化上边界明晰且内容有限的“中国” ；降及南宋，甚至连是否真的要“恢复中原”，都成为一个有待考量的问题 。盛唐时代“天可汗”一般恢宏的国家气度，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越来越受到后人非难 。迥异于汉唐开土拓疆的扩张论调，这是一种新的、保守内敛的国家观。这种有限国家的理念，对后来明朝初年的国家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士人国家与族群观念变化的另一表现，是在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强调“夷夏之防”。儒家士大夫对“胡风”的警惕，安史之乱后即已开始，但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宋代士大夫对儒家经典中“内夏外夷”等传统理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并被政府当作文化抵抗的工具。以胡安国《春秋传》的出现及其在士人中的流行为标志，“华夷之辨”成为士人看待族群问题的基本立场。“华夏”与“夷狄”之间的文化差异，被人为地强化和放大了。随着蒙元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上述日趋狭隘的国家与族群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在公开的话语里，元代士人很多倾向于认同一个多文化、多族群的国家体系，而不再拘执于“华夷之分”。元代族群与地域的空前一统，成为许多士人眼中蒙元得“天命”的表征；在当时的主流论调当中，元朝的立国合法性，即建立在“大一统”之上。不过元代刻意维持的征服体制，决定了其无法实现真正的族群融合。作为宋代思想的遗响，华夷观念在元代汉人社会中是一股长期蛰伏的思想潜流；到元末时，其又重新爆发并成为元明易代的思想背景。继元而起的明政权，其统辖的疆域和人口基本局限于汉族核心地 。明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又回归宋代故辙，重弹“内夏外夷”的旧调，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元明易代的合法性。族群与地域的“大一统”，非但不被认为是蒙元的功业，反而被当作淆乱华夷的罪责。从南宋到明三百年间，这种近乎圆周运动的思想变迁过程，显示了现实政治变动在观念世界引发的波澜，也展示了宋明两个汉族王朝在思想文化上的强烈延续性 。

本书第一、二章，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切入讨论。在中国传统绘画题材当中，“番族”是与族群和政治都有密切关联的特殊门类。对于汉人而言，观看这类作品，意味着与异族他者纸上相逢，不同时代的士人对此有迥然不同的心态和观感。宋元明三代番族类作品创作的盛衰以相关题咏基调的变化，直观地展现了汉族士人有关族群与国家观念的变迁。第二章尝试发掘史料，勾稽有元一代汉人族群意识隐而复显的历史过程。面对北方的压力，宋金季年都以曾儒家的夷夏理论作为文化抵抗的工具，士人都曾笼罩于夷夏话语之下。入元之后，这类论调在文献中骤然消退，但这并不表明士人的观念随着王朝易代即刻发生转向，而是反映了元初政治压力导致的遗民话语抑制。作为思想潜流，元人的夷夏观不仅反映在文字上，也体现在行为上。坚持故国衣冠、不从北俗，或者身为元人而眷念宋朝，都是这一思想潜流的体现。由于政治压力，元代夷夏论调的文字表达大多是隐性的，大多包裹于典故隐喻等修辞伪装之下，需要在特定语境中方可理解。直到元季，这股思想潜流才再度凸现，并成为元明易代的思想基调。蒙元不仅是多族群，也是多种宗教流行的时代。第三章以碑刻材料为中心，尝试恢复元代济宁地区一个来自西域的也里可温家族的文化面貌，讨论在多元环境下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值得回味的是，元明易代之后在“用夏变夷”的浪潮之下，元代济宁地区这一显赫的家族连同他们的宗教，迅速地隐没到了历史深处。

观念的变迁，必然会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在蒙元时代，宋时强调“一道德、同风俗”的理学思想，并非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性形态。元人揭傒斯曾经坦言：“自我元有天下、君中国，凡所与共治者，皆群方万国之人，知佛而不知孔氏者十八九” 。面对复杂多元的族群，除去征服战争早期，元朝基本奉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强调“各从本俗”，并不追求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入明后，在“用夏变夷”的旗号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依据从儒家意识形态中衍生出的各类标准，民间礼俗被赋予了华夷文野等级之别。这些文化等级的判别标准，也在东亚世界产生影响。本书第二部分，探讨十二到十四世纪中国的礼俗变化及其影响。第四章以幔笠为例，探讨北族风俗在汉地经历的、由拒斥到受容再到排斥的曲折过程。幔笠本是金代女真服饰，后来被蒙古人接受，并在蒙古征服的裹挟下遍及中国、高丽、中亚乃至波斯地区,使用人群亦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元明鼎革之后，它被明朝和朝鲜儒家士大夫视作蒙元“胡化”的重要象征，从而淡出历史舞台。幔笠在东亚流行与消亡，见证了煊赫一时的“蒙古风”的兴衰、以及东亚儒家知识分子“华夷”意识消长的历史。

蒙元时代以降，东亚（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历史展示出相当的联动性，中国的政治变动，大多会在周边邻国引发波澜。笔者还尝试探讨这一时期中国族群政治与文化变迁，对周边国家历史的影响。众所周知，明清易代之后坚持“大明衣冠”，是朝鲜自居“中华”的重要理据。然而朝鲜半岛最初如何接受明朝服饰，却少有讨论。第五章探讨明初朝鲜半岛政权接受明朝服饰体系的过程，以及“衣冠”在丽末鲜初中韩关系中的角色。作为蒙元驸马之国的高丽，曾与中国一样笼罩在游牧文化之下；而且在本国政令强制下，高丽服饰蒙古化的程度甚至要超过中国。然而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动，与明初的“去蒙古化”运动遥相呼应，丽末鲜初的朝鲜半岛也发生了类似变革。明初建立的“大明衣冠”体系，被丽末士大夫视作“华夏”文化复兴的表征；而接受明朝衣冠，则在高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被赋予了“追复（高丽）祖宗之盛”的特殊意义。“衣冠”成为构建明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媒介。第六章将以朝鲜通信使的礼仪交涉为例，讨论明代文化标准在东亚的影响。因为诸多风俗类似，朝鲜早期使臣如宋希璟（1420年出使），对日本礼俗并没有特别的关注。然而朝鲜后期“理学化”、或者说“明朝化”之后的通信使，却用明朝的文化标准，对诸如薙发、火葬、近亲婚姻等日本风俗大加挞伐，并在外交礼仪中坚持明代的通例。

明初文化变革不仅强调华夷之别，也重视用礼仪规范来凸显等级身份的区隔，纠正元代所谓的“宽纵”之失。以丧葬礼俗为例，壁画墓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墓葬形式，然而进入明代后，壁画墓的数量却骤然衰减，成为艺术史上的一道谜题。第七章以此为切入点，讨论明初礼制干预民间生活的深度。在礼制重建的背景下，明初颁行了大量的建筑规范，涉及房舍形制、装饰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仅适用于地上建筑，也影响到作为“阴宅”的墓室。壁画墓所表现的重檐斗拱、藻井彩饰等内容，均在礼制严禁之列。为从根本上防范“逾制”现象的发生，明初还确立了“罪坐工匠”的处罚原则。严格的礼制规范与社会监控，是导致墓室壁画传统衰落最为直接的原因。这是明初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生动体现。

在史料选择上，本书使用了较多的图像、碑刻以及墓葬考古材料。就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而言，以往研究大多倚重传世文字史料，对上述材料的挖掘和利用，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和文字材料相比，图像资料有其相当的优势。它们不仅在视觉上更为直观、更容易将研究者带入历史语境，而且其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往往超越文字资料。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出于恢复“三代之制”的理想，从宋代的司马光、朱熹到清代的黄宗羲、江永、戴震，大批学者都对《礼记》中的深衣之制，作过文本考证和式样复原，然而诸家皆各执一词、彼此龃龉。直到现代有关深衣的图像与实物资料被发现，《礼记·深衣》篇才获得正确的解读 。另外，在传统文字史料当中，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庶民阶层，往往扮演失语者的角色，大多处于被描述的地位。而墓室壁画等考古资料，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这些失语阶层的“自我呈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正如第四章所示的那样，单凭文字史料，我们无法考证“深簷胡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帽式，更无法了其在元代曾经跨越南北地域、跨越胡汉族群，流行于从帝王到仆役的各个阶层。同样的如第七章所示，如果没有墓葬考古资料，也不容易发现明初的礼制规范，竟在平民日常世界中产生了如此直接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使用了不少的图像与墓葬资料，但笔者立意并非是要进行艺术史或考古学的研究，而是要通过这类之前关注较少的资料，来论证或回应一个社会文化史的问题。这是笔者在史料利用上跨学科的初步尝试，希望读来不至有“种瓜得豆”的倒错感。至于材料与方法的恰当与否，还期待读者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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