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章清：思想史与概念史的结缘

“思想史论坛”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教授有关“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研究。论文指明这一概念的演变有两条线索，一则有关元明清以来的地方制度；一则关乎西语China Proper的多重翻译。历史上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等问题，也缠绕其中。读此文，不免令人关切：思想史与概念史如何结缘？聚焦于概念能为思想史研究增添什么？

“思想史”重视考察各种范畴、观念、概念之演变，原是题中应有之义，特殊的是，哲学史、思想史名目之成立，正是各分科知识、学科术语传入中国之际。由此，按各学科“专史”清理中国古代资源，也大行其道，梁启超还为之贴上“新史学”标签。胡适、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即是针对中国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然而，看起来是可取的办法，在当时已有很多批评，陈寅恪、金岳霖都很不客气地指出有太多牵强附会之“成见”，实质是远离“古人学说之真相”。尤有甚者，种种质疑还指向一些核心概念，像傅斯年就认为“哲学”“思想”都不如历史性的“方术”来得妥帖。

据此也大约可知，思想史之成立，离不开概念，思想史之突破，同样离不开概念，关键是用怎样的概念，如何用？首先需要应对的是，晚清以降频频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已成为各学科的基本术语。而且，当日所遭遇的即是“新名词不能不撰”。王国维就承认，今日讲一学，治一艺，“非增新语不可”。说起来，并非中国有此遭遇，现代世界的诞生，伴生的即是语言的转变。正因为此，这也成为国际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了著名的“鞍型期”理论，以语言乃理解转型时期历史的底色。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则“示范”了如何对待现代欧洲早期出现的一些术语。

近些年对思想史的推进，依我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由精英思想及经典，转向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层面；希望摆脱以往“话语”的声音，也持续不断在泛起。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将近代出现的，甚或今日已遗忘的概念，重新拾起。按照王汎森教授的看法，即是要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寻找“历史的低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概念史研究正是在从事“新名词”“新概念”的“重访”。黄克武教授这篇论文关注的“中国本部”，属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概念，尽管如此，仍需重视这一概念发明的路径，以及如何被人为的方式消解的过程。按照论文的梳理，“中国本部”一词原为西方作家为了解清帝国而发明的词汇，用来说明华夷秩序下本土、藩部与四夷。经翻译传到日本后，成为日人解释中华帝国疆域并合法化本身疆域扩展的语词。到了清末，此一语词传入中国，又影响到国人对“中国”的认定。再到1930年代，开始有学者批评该词执意凸显中国本部与边疆之分别，进而引发顾颉刚与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由此可见，聚焦“中国本部”这一概念，能够大体展现概念史研究之旨趣，像此类能勾勒出重大历史问题的概念，也不该被“遗忘”，更需要“重访”。

“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只是黄克武教授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对东亚地域形成的影响”系列研究之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思想史论坛”，接下来也会安排专题会议，回应思想史与概念史的问题。

【摘要】 “中国本部”一词是从西文的“China Proper” 翻译而来，指中国固有的领土，本部之外的地区则是边疆，包括满蒙疆藏等地。此一词汇的讨论要放在中国从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国家边界的历史过程中来观察。“中国本部”一词原为西方作家为了解清帝国而发明的词汇，用来说明华夷秩序下本土（或所谓十八省）、藩部与四夷；此一西文经翻译传到日本。近代以后，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之际，日人为解释中华帝国疆域并合法化本身疆域扩展而运用此一词语。清末之时此一词语又传入中国，而影响国人对“中国”范围的认定。1930年代“中华民族”的意识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强，开始有学者批评日人的语汇与观点执意凸显中国本部与边疆之分别，又进而引发顾颉刚与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本文描写此一词汇与相关辩论的起源、演变与衰微。

【关键词】 中国本部 边疆 华夷秩序 顾颉刚 费孝通

一、前言：从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与国家边界

20世纪上半叶东亚国家疆域的形成与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竞争和角力，以及国人对于何谓“中国”与“中华民族”，其领土范围为何等问题的辩论有关。上述讨论之中，涉及一个当时曾普遍使用、而如今已逐渐为人所淡忘的“中国本部”的概念。本文讨论“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演变与衰微。“中国本部”与“边疆”形成一对相互界定的概念，本部一词的使用亦表示它与本部之外的“边疆”有所区隔；中国本部意指中国人固有的领土（或称“中土”、“中原”、“汉地”等），而边疆地区的“藩部”与“四夷”则有时加入中国、有时脱离中国。此一语汇内涵的变化涉及中国（包括历史上和现在）含括的范围为何？中国本部之外的满蒙疆藏等地或其他地方是否属于中国？以及更根本的议题如民族是什么？族群、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为何？

中国本部一词是从西文的China Proper（包括相同意义的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而来。此一词汇问题的讨论要放在传统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国家边界的过程所引发的争议来观察。中国本部与边疆（或属领）概念的出现本来是西方学者为了解中国历史、地理与政治统治而创造的词汇，是配合中国传统华夷秩序下“内地―本土”与藩部、四夷之地域观而发明的一个观念；此一西文语汇又通过翻译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近代以后在现代国家形成之际，日本人为解释中华帝国疆域并界定或企图合法化本身疆域扩展，而将西方词语China Proper翻译为“支那本部”。

此一词汇原为描述性，随后与日本具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满蒙不属于中国论”、“元清非中国论”等观点相结合，用来解释东亚的地缘政治。此一词语在清末被翻译入中文之后，又影响到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与改良派人士对“中国”范围的认定，前者秉持汉人为中心的种族革命，国家领域较狭隘，而后者则主张族群融合，领域较宽广。民国以后此一词汇在中文世界变得十分普遍。1930年代“中华民族”的意识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强，开始有学者批评清末“种族革命”与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观，亦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的一些御用学者的观点，执意打破中国本部与边疆之分野，此一观点又在国内引发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中国本部”与“边疆”在近代史上的演变，一方面反映知识概念的跨国流转，另一方面可以透露中日国族观念的变迁与国家疆域之角力,以及国内族群与疆域的关系。

有关此一议题较重要的研究有四川大学陈波教授所发表的《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两文。这两篇文章修正、补充了过去对于此一概念的认识。作者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澄清西文文献之中词汇渊源，认为“‘中国本部’是后世对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词汇的中文翻译。它们于16至18世纪在欧洲起源，并逐步得以塑造、成型，其土壤是欧洲的血亲专属观和族性地理观”。其次，说明日本明治时期“支那本部”一词乃翻译自西文，以及该词出现之后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变化。作者认为“至明治维新，受西方文献的影响，始有支那本部等译法，日本学者逐渐展布相关概念和分类体系，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这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再次，作者也讨论到中国学者、政治家使用本部观念的情况；他指出“1901年梁启超将日文的 ‘支那本部’改为 ‘中国本部’后，1910年代至1930年代 ‘中国本部’概念在中国使用得较为普遍”。至1939年顾颉刚撰文中强调此一观念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之关连，而主张废弃此一用语。最后，作者批评部分西方汉学家（新清史支持者有相同的想法）对此概念诠释的谬误。例如周锡瑞“论证清是如何在20世纪初变成China；言下之意，清不是China……他把大清视为“帝国”，因此有本部之说”。

陈波的分析增加了我们对“中国本部”词汇的历史的认识，他对新清史的批评也符合海峡两岸学界的主流论述。然而有关中国本部的讨论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分析之处，尤其是该词汇进入中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96年《时务报》古城贞吉（1866-1949）所翻译的《中国边事论》。再者，中国本部一词引发中国知识界辩论的思想史意涵亦可再做挖掘，本文拟在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中国本部观念的溯源：从行省制度到中国本部观念的引介

本部一词究竟从何时开始使用，又如何传入中国，为何在20世纪学者间针对“中国本部”一主题产生争辩？此一争论对东亚各国疆域形成有何影响？下文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中国本部观念在20世纪上半叶于中文世界的流行涉及经由跨语际翻译所产生复杂、多线的观念的旅行。以下分为数点来做说明。

第一，中国传统没有“本部”的观念，此一词汇源自近代日语。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指出“行省”原指流动的中央政府，故行省之称呼有所不妥，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而“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本部与非本部之别。他说“秦始皇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样的观念应该是受到顾颉刚的影响。

从语言学上的演变来看也可以说明“本部”一词乃近代日本的和制汉语，并非中国传统语汇。陈力卫对于“本—支”概念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中国传统虽然也有“本末”、“源流”、“支干”的说法，但“本支”的造语是在近代日文在“对义”、“区隔”的理念下追求概念的细分化，而使这些对应和区隔变得更加突出，以此来适应近代化、专业化的需要。“本部—支部”、“本线—支线”、“本队—支队”、“本厅—支厅”均为日本近代出现的对义语，这些语汇又传入中国。相对来说，中文的传统语汇中“本”与“末”相对，“支”与“干”相对，并不将本与支合用；至于在现代汉语之中，只要是部分的范畴即能单独成立，不严格地要求以双元对应来进行区隔。如相对日语中的“大学本部”和“大学支部”的严格对应，中文则使用“北大—北大分部”、“委员会—支委会”等。陈力卫又以“中国本部”为例，指出“以前在日本将汉民族十八省作为中国的主要部分，结果出现 ‘中国本部’的用法。出于上述日语的对应区隔的考虑，本部的观念需有对应性的 ‘支部’。在此理解之下，日人在有一些时期有意无意地将包含蒙古、满州在内，一些中国在法的支配上很难定位的地方称为 ‘支部’，从而弱化了中国对其之统治。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有所冲突”。上述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论断足以显示“本部”一词汇与近代日语之关系。

第二，中国传统与本部观念相关的词汇是省或行省，本部观念的形成受到传统中国“行省”观念之影响。从元代开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钱穆认为其内在精神是“军事控制”、“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至明代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而清代沿袭元明制度，地方行政单位称为“省”，有“两京十三省”的说法。省的数目历代有所增加，从12、13省到清代有17、18省。1860年代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之中首度将China Proper翻译为“十八省”，可见其对应关系。在清代文献中十八省之外则有“藩部”与“四夷”，此即所谓华夷秩序的天下观。在清代文献之中与“十七省”、“十八省”相结合的词条有好几种，如“内地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土十八省”、“汉地十八省”等。从“汉地十八省”的用法来看，十八省的观念与汉人的居住地亦产生关连。

第三，西文中的China Proper（中国本土）观念，此即陈波所谓16至18世纪之中“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语汇在西文文献中的出现。此一词汇的一般理解是：

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由于汉族强势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洲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

就文献的起源而言,陈波所提到最早的例子是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王国最著礼俗风物史记》一书之中“葡萄牙人的城市澳门是与广州毗邻，而广州则是 ‘中国本部’的城市”。此时观念的发展尚不成熟，该书也未具体说明“中国本部”的含意。至于该词汇在英文文献的起源，根据包括约20万本书的ECC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Gale Cengage learning公司发行），最早提到“China Proper”的书是1762年由JohnMair著A Brief Survey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全世界的简略探索），书中指出中国本部指“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第164页）。其次是1768-69年Tobias George Smollett,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各国现况）。

而最早较清楚界定“China Proper”的书是1795年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 1763-1829）所撰写的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有关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与哲学的观点）。在第二章“中华帝国之概述”，他说：“为试图对这个庞大帝国做一概括描述，将进行下列安排：一、“中国本部”；二、“中属鞑靼”；三、“中国的册封属国”。（见第35页）作者将明朝十五省的疆域归入中国本部；而西伯利亚、满洲（东北）、蒙古、东鞑靼（含今日之新疆、阿富汗、北巴基斯坦等）等地归入中属鞑靼。中国所册封的属国则包括西藏、朝鲜、琉球、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此一用法大约是18至19世纪英文China Proper的意涵，亦即指称明朝15省（即两京十三布政司），清朝17、18省的范围。

第四，19世纪末约70年代：日本以“支那本部”翻译西方China Proper观念来描述中华帝国。在这方面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数字数据库，最早的例子是德国学者グリウリンヘルド著、菅野虎太译述的《萬國地誌略》（1874），所谓“支那领”的范围包括“支那本部、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州、蒙古、朝鲜、琼州岛、台湾岛”。由此可见，后来日本人利用“支那本部”一语来“弱化”中国边疆属于中国的领域之做法在1874年之时尚未出现。

第二个例子是参谋本部管西局编《支那地志》（1887）。后来所盛行的包括中国本部、满、蒙、新疆、西藏的“五分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此书。孙中山于1899年所绘《支那现势地图》中的地理观念与此有关。该图绘于1899年底之前，1900年2月在香港，7月在东京出版，由主张亚细亚主义的东邦协会发行。该图下方附有“支那国势一斑”的一个表，上面列有中国面积及人口、十八省的省城、二十四个省城（十八省之外还包括顺天府、盛京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新疆省，应为后版所补充）、外国互市场、重要物产等。其中面积及人口的分类为“支那本部”与“属领”，后者包括满州、蒙古、西藏与土耳机斯坦。由此可见清末之时，孙中山所认识的中国本部与四个属领之地，合而为中国。此图可视为清末革命者如何以现代国家边界之理念来绘制中华帝国之“现势”。

此后，日本学者有多种不同区分中国的方式。诚如陈波所述“对中国的各种区分法，其核心是要调整所谓本部和其他诸部的关系”，而开始引进“族性的地域观”，而出现“支那本部即汉人本部”的想法。此一“族性地理学分类体系”进一步地与“日本扩张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结合，强调本部之外模糊地带并非中国固有疆域，“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与此一地域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第五，日本的“支那本部”一词传入中国而有“中国本部”的词汇在中文世界的诞生。最早是《时务报》、《知新报》翻译日文报刊，引入中文世界。首开先河者为1896年《时务报》上的《中国边事论》一文。该文的译者古城贞吉将日文中“支那”改为“中国”而有“中国本部”一词的出现。然而同为维新派报刊的《知新报》、《清议报》则直接沿用“支那本部”一词。清末民初这两个词汇在报刊上同时存在。

古城贞吉的翻译文章是“东文报译”栏目中，译自“东邦学会录”的《中国边事论》一文。此文分四期连载于梁启超（1873-1929）主编的《时务报》第12、15、16、18期（1896-1897）之上。原文为《东邦协会会报》第27、28两期（1896）所刊的《淸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一文。

在此文之首有古城贞吉的案语：

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驻燕京多年，南船北马，足迹遍四百余州，即于中国军事留心考察，著书极富，《观论中国》一编，已见其用心矣。不识华人读之，如何感慨乎？或等云烟过眼乎？亦大为寒心乎？噫！今日中俄保护提携，恶知异日不作吴越之观哉。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驻燕京多年，南船北马，足迹遍四百余州，即于中国军事留心考察，著书极富，《观论中国》一编，已见其用心矣。不识华人读之，如何感慨乎？或等云烟过眼乎？亦大为寒心乎？噫！今日中俄保护提携，恶知异日不作吴越之观哉。

文中有关“中国本部”的部分是在《时务报》第15册，“盖新疆地方，距中国本部离隔颇远，悬军万里，其不利可知……蒙古一带之地，荒野苍茫，介于我西伯利亚与中国本部之间，土地不毛、人烟稀薄，苟从军政上起见，此处显为要地矣”。文中其他几处亦有“中国本部”一词。

上文中的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是D. V. Putiata（1855-1915），俄文名字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Путята, ДмитрийВасильевич。他参加了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1877-1878），1886-1892年出任驻华武官，1896担任韩国政府的军事顾问，1898-1902担任亚洲部门的主管。上文所说的《观论中国》一书则是1895年出版的Orepku Kutauckou Muzhu Ocherki Kitaiskoi Zhizni（《中国生活的概览》）。

东邦协会是日本于1890年“热心南洋殖民的福本一诚、探险中国内地的小沢豁郎，和从事中国贸易的白井新太郎等三人发起”。该会发行《东邦协会会报》，其创办宗旨为：“当此时际，以东洋先进自任之日本帝国，尤非详审近邻诸邦之现状，对外扩张实力，藉以讲求与泰西各国在东洋保持平衡之计不可”。上述孙中山的地图亦由此一协会出版。由此可见《中国边事论》是翻译自东邦协会的《东邦协会会报》之中一篇翻译自铺加脱俄文书籍的日文作品。换言之，俄日中的连环翻译造成此一词汇在中文世界的诞生。

1908年在颜惠庆所编的《英华大辞典》之中proper一词之下有“China proper, 中国十八省，中国本部”的解释，两者对译关系正式出现。1916年赫美玲所编的《官话》也采用此一翻译，将China proper译为“中国十八省，中国本部”。由此可以确认“中国本部”一词是从1896年出现在中文世界，至20世纪初年为辞典收录，并开始流行。

第六，中国本部观念之流衍。在中国本部一词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地报刊上就出现“本部十八省”的说法，将“本部”与固有的“十八省”相结合。1901年《清议报》第75册中《支那保全及满洲处置》提到“本部十八省、东三省（满洲）、蒙古、西藏、天山南北二路、东土耳其斯坦，共称为大清帝国之版图”；1904年《江苏》第8期《英德于扬子江之竞争》中有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沿海者七省，沿江者七省……”。1907年吕志伊在《云南杂志》所撰写的《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提到“我国人民无共同心，无团结力。本部十八省则分如十八小国”。

第七，种族革命与中国本部观念之结合。晚清时太平天国的文献、革命书刊，均采反满之种族革命之观点，至民初的“十八星旗”具体呈现此一种族与地域结合在一起的观念，亦即主张建立一个汉人为主体的国家，而其疆域与十八省的范畴相符合（亦即主张中华民国领土为内地之十八省）。种族革命之起源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口号之一即是希望重建“十八省江山”、“英雄十八省”。晚清的革命志士继承此一想法，而将目标调整为“本部十八省”。兹举邹容的《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狮子吼》为例。邹容强调汉族据有“中国本部”而逐渐次第繁殖于四方，“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洋文化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陈天华的《狮子吼》第2回，“话说天下五个大洲，第一个大洲就是亚细亚。亚细亚大小数十国，第一个大国就是中华。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万万，方里一千五百余万。连属地算之，有四千余万，居世界陆地十五分之一”。章炳麟的《中华民国解》一文，虽没有用“本部”的词汇，然而其想法亦很类似，较为独特之处是章氏坚持反满而主张中国领土不止为十八省，而应恢复至汉朝之疆域，并认为边疆地区可“任其去来也”：“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

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想法也受到欧洲与日本从19世纪开始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或“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江苏》杂志上《新政府之建设》（1903年）一文主张：

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十八星旗”（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即具体呈现此一汉人建国的理念。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为促成团结改而强调“五族共和”。民国初年的一本军人教育的宣传图册即表达此一“五族共和”的想法，并将地域与种族做一清楚的划分，其中“本部十八省”为“汉族”所居之地，此外满蒙回藏各据一地。“五族共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汉族中心理念，主张以汉人为中心追求五族平等。该书之中的作者表示清朝时“外藩地方”，“毫无权利享的，一种困苦贫穷的形状，实在是一言难尽”，“现在民国成立，视满蒙回藏的人，如亲兄弟一般，必要设法使他们同汉人一律受利益，享幸福，不许外人侵占半寸的地皮”。

第八，从1912至1930年末期，中文之中广泛地采用“中国本部”、“我国本部”的用法，而并不关心背后的族群政治的意涵。兹举数例，如1924年蒋介石致廖仲恺函，指出：“俄共殊无诚意，其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认为可与吾党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则在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亦未始无染指之意也”。又如罗从豫的《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与中国本部贸易之回顾》，“昔日我国本部对东三省贸易，素视为国内贸易者，今已不得不划为国外贸易之范围；本部大量出产品，昔日源源运入东省者，今已不得不受关税运输等种种之限制”。这一篇显然为了因应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之后的处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将中国本部视为地理名词，并不觉得“中国本部”一词的使用是有问题的。

三、顾颉刚与费孝通对“中国本部”、“边疆”等词的争辩

“中国本部”一词进入中文之后，与“边疆”（又有“边疆民族”的说法）相对应，成为流行词语。首揭旗帜反对“中国本部”、“边疆”等词的学者是顾颉刚。顾颉刚在19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以抵抗外侮。1937年1月10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1939年2月13日他又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 ‘民族’二字”。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个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剌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一直到1947年在南京的《西北通讯》创刊时又转载了一次，编者表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

顾颉刚力主“中华民族是一个”，而批判“中国本部”一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用来欺骗国人的宣传手法。他表示早在1934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之时即注意到此一议题。在《发刊词》中他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 ‘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像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学理上加以驳斥。1938年10月18日的一场演讲中，顾颉刚又提及日人为了分化中华民族，巧立“中国本部”一词，又藉“满蒙非中国领土论”来“实行强占东北”：

日本人在我国地理上，公然给我们创出“中国本部”的名称来。我们在古史上从未见过“本部”这一名词，秦汉时我国的版图最大，南到安南，东到朝鲜；至于元时之疆域，横跨欧亚两洲，虽在中央政府有十一个行中书省，但并无本部的名称。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这些名词来分化我们的毒策。

此后他又撰写《“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等文，这两篇文章是他对“本部”问题的系统表述，也配合他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1938年12月原在天津的《益世报》因战火的关系迁至昆明。12月3日顾颉刚至环城东路的天主堂和于斌（1901-1978）主教与牛若望（1896-1976）神父见面“谈国事及周刊事”，双方决定在《益世报》上出版《边疆周刊》的专栏；12月9日方豪（1910-1980）与牛若望又访顾“为办《边疆周刊》事”；18日顾颉刚在日记上写道：“到《益世报》馆访牛若望神父”。19日《边疆周刊》发刊，顾颉刚撰写了《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

在九一八以前，日本人早在地图上把满蒙和他们本国染成一色，然而国人视而不见……我们办这刊物，要使一般人对自己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边疆史……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侵略，直到中华民国的全部疆土笼罩在一个政权之下，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

由此可见顾颉刚的核心旨趣是避免分裂国土，希望未来能将“边疆”都变为中原，使全国团结成一个完整的国家。12月20至23日，顾在日记又写道“到校，作《中国本部名词应亟废弃》讫，计三千六百字，即抄清，未讫”；“归，续抄论文毕”; “将星期论文改毕，即写牛神父信”。后来该文刊于1939年1月1日《益世报》“星期评论”之上。1939年1月27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1939年2月至3月又有许多报刊，如绍兴的《前线旬刊》与宁波的《复兴旬刊》转载此文。

他认为此一词汇在中国的使用源自约40年前（1898-1900前后），来自日本教科书，是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的“恶意宣传”，这一点是符合史实的；但是他说“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撰的名词，亦译 ‘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此点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该词是日本翻译西文而来：

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个地方叫做“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撰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这或者是不谙悉远历史而有此误会，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们推波助澜。

顾颉刚指出此词流行之后，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有中国本部，许多边疆地方渐渐不成为中国领土。这是日本人“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土地的凭证”。顾氏特别举出日本京都大学矢野仁一(1872-1970)教授的“满蒙非中国论”，此一观点又影响到日本的政治人物如首相田中义一(1864-1929)。田中在向天皇的奏章中提出“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田中的奏章上又说，‘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顾颉刚认为“自日本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中国的根本”。

顾颉刚认为“本部”一词对中国的影响则是：

他们的宣传达到中国之后，我们就上了当了，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杂凑上去的，有之固然可喜，无之亦不足惜，“任他去罢！”于是由得他们一步步地侵蚀，而我们的抵抗心就减低许多了。

一说到“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于是中国不妨放弃，帝国主义者便好放手侵略了。这不是利用了刺戟听者的情感反应的方法而攫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吗？

顾颉刚不但批评“中国本部”的概念，对“边疆”一词亦表疑虑。这很可能也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使用“边疆”为刊名颇有意见。1939年2月1日，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上表示“边疆”一词必须谨慎使用。“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傅斯年并建议刊物名最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等，而“边疆”一词废止之。此外他亦提到“民族”一词亦应小心使用，不应“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而造成分裂。

顾颉刚显然牢记傅斯年的提醒，2月7日，他在日记之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随后几天他即在傅斯年观点的刺激下撰写了上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1942年顾颉刚在《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中又表示边疆研究的理想是除掉“边疆”、“边民”等名词之存在：

我们这班人肯挺身而起，尽量做边疆的工作……我们要对外争取自由，必须先对内加强组织。到那时，我国的疆土是整个的，不再有边疆这个不祥的名词存在；我国的民族是整个的，不再有边民这个类乎孽子的名词存在。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境界。

除了本部与边疆（边民）之外，顾颉刚还质疑许多词汇，例如“汉人”、“汉族”、“五大民族”（“五族共和”）。顾希望以“中华民族”来取代“汉人”、“汉族”，当然同时也企图打断“汉人”、“汉族”与“本部”之关连。他说“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他又说“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的混合，汉人的体质虽有特殊之点，却也是无数体质的揉杂……汉人体质中已有不少的蒙、藏、缠回的血液”。

顾颉刚也批评“汉族”的概念。“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有大量的满、蒙、回、藏、苗……的血液，那么它就不能说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种族而却富有团结的情绪，那便是一个民族。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 ‘汉族’这个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顾颉刚的想法和傅斯年一致，傅斯年说“当尽力发挥 ‘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

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质疑“五大民族”，认为“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五大民族这个名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满人本不是一个民族，在今日……固已全体融化在汉人里了，即在当年亦不具一个民族的条件”。“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造成边疆上的种种危机”。

顾颉刚还谈到其他“造了名词来分化我们的例子”。例如，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夺满州，“两国就协调分赃，从此便有了南满和北满的名词”。英国势力到达西藏之后，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提出内藏和外藏的名词”。再者，“华北五省”则是日本人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合起来的称呼，“这原为这五省接近满州和东蒙……他们要促使这五省快些步东北四省的后尘而另组一个伪国……还尽催着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和明朗化”。钱穆也呼应他的说法，而批评“东三省”和“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认为会产生分化的作用。

总之，顾颉刚认为本部一词为日本人所造，大约在1900年前后传入中国而盛行于中文世界。他撰文剖析本部概念之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认为这些名词都是帝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牟取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企图分化中国。因此顾的论述主旨在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并支持他与傅斯年等人所强调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想法。从清末民初民族观念的演进来说，顾氏于1939年所提出的一元性中华民族观，一方面批评晚清的“种族革命”与民国初年以来所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主张，另一方面与1943年蒋中正在《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主张有前后贯通而相互呼应之处。

顾颉刚的观念受到费孝通的批评，他的焦点并不针对顾氏所谓“本部”观念与日本人的侵略主张，而是“中华民族”是否为一个。费孝通不同意“名词”有分化的作用，亦即对他而言地理名词的政治意涵并不重要。他认为分化的产生是因为本身内部矛盾而为敌人所运用。这使得两人议题讨论的焦点从国际间领土争夺转移为国内的民族问题。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写于1939年4月9日，原载5月1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中质疑顾颉刚上述的论述。他认为顾的目的是“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费孝通说中华民族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是从学理的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抗日并不必然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与后来他所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念有延续性。

费孝通也质疑顾对“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的讨论。顾颉刚指出，“因为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所以地理上的 ‘中国本部’，民族上的 ‘满汉蒙回藏’都是没有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这些名词不是 ‘帝国主义者造出’的，就是 ‘中国人作茧自缚’，都是会发生 ‘分化’作用的”。费孝通首先质疑名词意义及其可能产生的分化作用。他认为“民族”不是不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团体，顾没有区分nation（民族）与state（国家）与race（种族）等观念，“先生所谓 ‘民族’和通常所谓 ‘国家’相当，先生所谓 ‘种族’和通常所谓 ‘民族’相当”。费认为一个团体或组织如果健全，就不易受到空洞名词的分化。他说人们不宜太相信“口号标语的力量”，“这都是把名词的作用看得太重，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费孝通认为，除了留心名词的使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问题是在检查什么客观事实使人家可以用名词来分化我们的国家？我们过去的 ‘民族’关系是怎样，有没有腐败的情形，有没有隔膜的情形，使 ‘各种民族’的界线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

费孝通其实了解顾的观念在抗战建国上的重要，因此当顾写了《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来响应费孝通之后，费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费孝通于1993年在参加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曾回忆此时他与顾颉刚的辩论：

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抗战后期在抵御外侮的共识下中国本部—边疆的讨论逐渐地不受到人们的重视。1940年之后“中国本部”的词汇只有少数经济统计的文章将之作为地理名词来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威胁的解除、中华民族概念扩大、现代国家的确立，此一词汇日渐式微，在现代英语中China proper一词用法已减少，而中文之中“中国本部”一词已非常少人使用。

四、结论

近代“中国本部”概念的演变有两条线索。一方面牵涉元明清以来的地方制度，如“内地”、“中土”、“十五省”、“十七省”、“十八省”等观念之演变；另一方面也牵涉到西方中国研究中China Proper观念的多重翻译史，两者交织为“本部十八省”而成此一“新名词”。China Proper词汇的翻译史从中西文文献之中可以清理出一个大致之轮廓，其中包括从欧洲到俄国，再到日本，最后经由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与《清议报》、维新派的《知新报》等刊物之翻译而带进中国。这些词汇在20世纪中国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中国本部、边疆等词汇之传播，涉及报纸杂志与教科书等材料的流通，这些概念在从西到东的翻译、传播过程之中，亦促成了政治人物与学者之间的辩论。如晚清革命志士以此概念主张“种族革命”，改良派则力倡“五族共和”。1930年代顾颉刚与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等有关中国本部、边疆，以及满蒙问题有所争执，而费孝通又从多元视角批评顾颉刚之一元的中华民族观。1930-40年代本部之争议是中华民族讨论的一环，20世纪之后东亚疆域变迁及近代中国国家形构与上述辩论有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 陈文彬

* 原文刊载于《复旦学报》2020年第6期第62卷 （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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