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前八个月，我在东京。此前已经到日本多次，总是想抓紧时间查找研究资料，所以忙着看书和写作，无暇四处参访。这次有八个月时间，不免就动了“日本走透透”的念头，本打算南下萨摩，北上函馆，也打算去濑户内海的中岛和真言宗圣地高野山，甚至还想去一趟冲绳。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这些计划化为泡影，于是，只能宅兹东京（不是宅兹中国），定下心来读些日本史论著。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读日本史论著，是这次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不过，尽管专心读日本史论著，但我心里想的，仍是中国史问题。因此那些日本史论著，就成了我重新在亚洲理解中国史的背景。这里选录的，就是若干篇我在东京读日本史论著的摘录和笔记，随便起了个题目，就叫“东京读书记”。
日本学者眼中的琉球史
读纸屋敦之《东亚中的琉球与萨摩》
琉球是东亚海域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从明到清，琉球既是中国为中心册封体系中的一国，又是和日本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一国。它一方面经由福州和北京保持着政治关系，与中国沿海及南海诸国保持着贸易关系，一方面又和日本特别是萨摩藩联系紧密，还常常因为漂海的缘故和朝鲜发生纠葛。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以琉球为圆心，向西侧画一个半径两三千公里的扇面，琉球正好在扇柄末端，以它为轴的扇面几乎可以覆盖日本的九州、中国的沿海、朝鲜济州与釜山、吕宋、安南，甚至满剌加。以前为了讲课，我曾看过不少有关琉球的中国文献，这次到东京，也想看看日本学者的琉球史论著。当我看了几种有关琉球史的日文论著之后，大概明白日本学界对于琉球史的基本观点，就是始终把1609年萨摩入侵之前的琉球当作“外国”，而把1609到1879年间的琉球当作“二重朝贡国”（他们反对“日中两属”这样的说法，据说，这样会取消“琉球的主体性”），他们认为，直到1879年“琉球处分”之后琉球王国解体，琉球才成为日本的一部分。
手头这本纸屋敦之（1946-）的《东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と萨摩藩》（东京：校仓书房，2013）是前几年的著作，引述资料相当丰富，我用它与村井章介先生的《古琉球》（“角川选书”616，东京：角川书店，2019）对照着阅读。这部书分为“古琉球与萨摩”“近世琉球与萨摩藩”“琉球的逻辑”三部分。
下面，我做一些摘录，同时也加上一些我的感想。
一
第一部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
第一是有关“百浦添栏杆之铭”（见《中山世谱》卷六）。该铭文镌刻于尚真（1477-1526年为王）1509年所建首里城正殿前栏杆上。纸屋教授说，在第一尚氏王统（即从尚思绍到尚德七代）时期，是明朝廷任命明人为王相，负责政治与外交；然而，经矢野美沙子研究，到了第二尚氏王统（从尚円起）时期，琉球国王开始任命琉球人担任三司官（世あすたべ，相当于宰相）以下的职位，担任政治与外交职责。这很重要，因为它说明，琉球当时已经是独立国家。
第二是有关“纹船一件”。纹船（あや船）是琉球国王向岛津氏派遣的外交船，1481-1611年间一共达十三次之多。作者说，如果细读《上井觉兼日记》，可以证明萨摩和琉球，当时还是平等通交。这一点，从琉球国王与萨摩藩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到。在1500年代的文书中，萨摩方面常常使用“善邻”“邻交”“邻国之修好”“昆弟之约”“唇齿之约”“胶漆之契约”“邻交之恒例”等强调友好的词语。
纸屋敦之的以上论述，目的都是为了强调古代琉球王国的独立性，这一点在日本史学界是共识。
二
第二部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明清交替时代的萨摩与琉球关系的论述。
纸屋敦之认为，萨摩与琉球的关系不仅仅是两地区的关系，而是应当放在“华夷变态与近世日本”的背景下理解。他说，室町时代的日明关系，在1547年最后的遣明船之后终结，经过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十七世纪的日中关系逐渐由“从册封到非册封”，也就是日本自立意识越来越强。不过，虽然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改变了琉球的独立状态，琉球成为同时向两方的朝贡国，但纸屋还是认为，那个时候萨摩并没有试图改变琉球政治形态和风俗文化。这里他列举了若干证据。（一）1624年，萨摩还把一些权力（比如对三司官以下的授予权、死罪、流罪的裁判权、农耕礼仪相关的折目祭等祭祀权）仍然委托给琉球国王，甚至还禁止琉球人用日本风俗；（二）不仅萨摩藩默许琉球向清朝朝贡，日本幕府将军也一样注意到，琉球可以充当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不要因为琉球与清朝冲突。
不过，纸屋也特别指出，明清交替成为萨摩藩改变琉球支配的潜在契机。1648年后，萨摩使者变成了“上国使”；1654年，萨摩藩设置了负责琉球的官员“琉球挂”；1657年，萨摩禁止“琉球在番奉行”参与琉球政治，而是通过设在鹿儿岛的琉球馆进行琉球支配。萨摩藩代表日本对琉球进行的控制，在明清交替以后，确实是在逐渐增强中。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因为琉球方面由羽地朝秀（向象贤）担任“摄政”，在1666-1673年间进行了所谓“羽地仕置”的政治改革，象征着从古琉球向近世琉球转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纸屋认为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这一大事件，应当放在明、日、琉关系中看。在书中，他提出这一事件之前，若干值得注意和需要分析的背景，特别是琉球在中日之间位置与作用的变化，我们过去似乎对这些背景强调得不够：
第一，1600年8月，萨摩坊津的商人将朝鲜战争即壬辰之役中被扣押的人质茅国科（大明总理军务都指挥茅国器的弟弟）送到福建福州梅花津，而且将萨摩藩岛津氏的信件（由德川氏的外交顾问禅僧西笑承兑起草）交给茅国器，表示希望日明和平，并且重申了对于“金印”和“勘合”的希望。明朝皇帝对此表示嘉奖，并同意每年允许两艘贸易船从福建赴萨摩。第二年中国船赴萨摩，但由于遭海盗抢劫并沉没，因此，萨摩与福建的直接贸易并没有实现。
第二，1602年，陆奥伊达政宗把漂流的琉球船三十九人送往江户，德川将军让他们返回琉球，并由岛津忠长负责遣送。琉球国王尚宁曾要求遣使来谢，这时正值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可是不知为何，尚宁这次却没有为此遣使送礼。1606年，岛津忠恒曾向德川家康提出要求，准备出兵奄美大岛，但同年6月，因为明朝的册封使（夏子阳、王士祯）来琉球，这一计划就暂时没有实行。
第三，这时，刚刚由德川家康赠字而改名为岛津家久的萨摩藩主，还派遣岛津宗安到琉球，打听虚实并向来自大明的册封使表示祝贺。这一年9月，岛津氏还有《呈大明天使书》，诉说“两地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颇以为慊矣。恭惟天使两老大人感我恭顺之诚，自今以往，年年使中华商舶来于我萨摩州，阜通财贿，何幸如之，然则皇恩德泽，当永矢而弗谖矣”。但同时给琉球国王《呈琉球国王书》则说，你们没有给萨摩送聘礼，是三司官的疏忽责任，“今岁不聘，明年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还指责琉球国与明朝通商，却没有承担明朝与日本的往来，“岂复非太平之象哉，我将军之志在兹矣”。纸屋认为，显然这是日本幕府与萨摩藩试图借着明朝皇帝遣使册封琉球的机会，通过琉球作为中介达到实现勘合外交。
第四，1608年，萨摩曾派遣两个使者（市来家政、村尾笑栖）去琉球，但仍没有达成目的，因此，萨摩才以桦山久高为将军，率三千军人于1609年3月4日经由奄美大岛、德之岛进入冲绳，把国王尚宁、王弟尚宏作为人质，这就是征服琉球事件。
纸屋敦之认为，即便如此，日本当时对琉球国王，还是把他当作国王看待的，尚宁面见德川家康时，还是穿着琉球的中国式衣冠，乘坐玉舆（凤辇），与家康对坐，显然，日本方面为了勘合交涉，还是希望琉球作为明朝的朝贡国，继续存在的。以上分析，也许可以让我们了解1609年琉球历史大转折的背景与原因。
三
那么，琉球方面的自我定位呢？在第三部分中，纸屋主要讨论的就是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琉球自主性的逻辑何在。其中，他特别讨论了1670年尚质的“琉球安泰论”（以及蔡温1732年的《御教条》、1749年的《独物语》）。
纸屋认为，尚质关于琉球说词的基调是，既然琉球被萨摩征服，当然理应对萨摩表示忠诚，然而还有另一面，这就是萨摩对于琉球，也应当负责琉球的安泰。为了日中琉三方的平衡与安定，萨摩藩接受了这一说法，并且为了贸易，萨摩也默许琉球向两方朝贡。不过，纸屋敦之也指出，琉球这种走钢丝式的外交，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其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是，1683年的尚贞和1719年的尚敬，在接受来自清朝的册封时，有关七岛（宝岛）的归属问题，就曾引起过清朝册封使的警觉。纸屋敦之说，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不让清朝使者察觉，琉球与日本尤其是萨摩的真实关系，在1719年清朝使团来册封尚敬的时候，琉球方面也想出花招，让萨摩藩来的日本官员，在浦添间切城间村暂时躲避，免得引起清朝册封使的警惕。
看完此书，有一点儿感慨。明清中国、江户日本和琉球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真是值得好好琢磨。琉球史很重要，它的意义不妨在这里再重复一遍：由于十四至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乱不止，中国先是采取海禁，后来又有倭寇问题，所以，琉球成了日本、朝鲜、中国甚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枢纽之一，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琉球是“大交易”时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研究那一段时期的东亚海域史，就不能忽略琉球。不过，要研究东亚中的琉球史，恐怕除了人们熟悉的《历代宝案》、各种《使琉球录》之外，还得好好考察与琉球关系最密切的萨摩藩资料（如岛津家文书），以及并非汉字书写的《おもろさうし》。提到《おもろさうし》，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这部1531年开始由官方编纂，收录了一千五百五十四首诗歌的文献，按照日本学者村井章介的说法，一方面呈现了琉球文化的文字化，一方面保存了古琉球的历史记忆。尽管它在1709年首里火灾中不幸被烧毁，但是，好在火灾之前编纂的琉球古语辞书《混效验集》（1711年完成）和《女官御双纸》（1706年完成）里保存了《おもろさうし》的大部分文本（大约是一千两百四十八至一千两百四十九首）。有人说，由于琉球并没有1710年以前连续的社会记录，这一复原的文本，就非常值得一首一首地阅读和考察，因为它是“呈现古琉球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文化的根基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