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它是构建古代中国历史形象的最重要的文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必须倚重的最重要的史料。二十四史的点校和修订是几代人的学术接力。《隋书》也是这样，原点校者汪绍楹先生、阴法鲁先生，都是杰出的古代文史研究大家。近日，经过近十年的工作，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弘研究员承担的点校本《隋书》修订，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次《隋书》的修订与先前的版本有何区别？对先前的点校做了哪些修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隋代的意义？它是南北朝之收官，抑或是唐朝之开局？2019年3月9日，《隋书》修订本出版暨“隋代的意义”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者们共聚一堂，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座谈会现场
新点校本《隋书》的意义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首先对《隋书》新点校本的出版经过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隋书》修订方案于2009年3月启动，到2019年2月，《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前后跨过了十个年头。点校本《隋书》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修订工作改以百衲本为底本，并通校、参校多本，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本的基础上，对原点校本的校改之处均一一复核。点校本原有校勘记80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2388条。其中删去旧校80余条，新增校勘记1660余条，另外改订标点数百处。《隋书》修订本全面继承了原点校本的成绩，严格遵守古籍整理规范，吸收断代史研究和文献研究成果。
此次点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吴玉贵表示，能够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并从事《隋书》修订工作，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弘研究员，则对修订工作的具体情况做了介绍。孟彦弘坦言，就《隋书》的校勘修订来说，对原来的校勘记的成果作了充分吸收，没有减少任何旧版的学术信息，特别是校勘记。修订本的一项总的原则：不错即不删。所以，新的修订版，对原来的校勘记，基本是“只做加法、不作减法”；加法，就是补充板本校的材料，补充书证。删掉的校勘记，基本都是因为失去了校勘点，才删去的。
吴玉贵
孟彦弘
孟彦弘还表示，此次对于《隋书》的修订和点校，是一次学术普及。要给学术界提供一个方便可用的本子，但不是这个本子一出来，别的本子就没用了。第二，点校刊的工作和研究工作不能弄混，校刊不能代替研究，点校者面对的就是文本问题，写错了就错了，不能给改。点校者不解决所有问题，新的点校本也仅是一个普及本，大家不要说得好像别的不用看了。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谈到，隋代到底有什么意义？它是南北朝的收官还是唐代的开局？为什么过去不怎么去讨论它？现代历史研究要超越王朝史，但事实上很多政治制度和文化，跟某一个朝代当政者是有关系的。即便是超越王朝的历史研究，有时候也不妨回到王朝做一个断代研究。
葛兆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认为，修订二十四史不能简单否定前人，是每一个工作者和设计者非常难的一步。《隋书》特别好一点是把握了火候，在继承和发展这两方面，拿捏比较好。以前的整理是择善而从，那个时候要做版本校，很多版本是拿不到。今天则能选择最好的底本。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从文学史的角度谈到她对《隋书》的理解。对于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隋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隋书》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戴燕认为要把它当工具书来用。因此需要非常可靠方便整理过的一个版本。文献的整理一方面是要把在这个阶段以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放进去，另一方面这个书整理出来是要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也对比了新老两个版本。比如第一卷原来标准本的校勘记是22条，修订本是43条，增加了21条。继承了原来的点是19条，新设了24条，删除了3条。新增加的都是新发现的问题，老的整理本不重视的问题现在都被发现了，或者原来就应该发现的没发现。另外他谈到了新的校勘记和旧的校勘记的关系，这关乎到旧的点校本《隋书》还有没有利用价值。除了比较原模原样地保留了原来的校勘记，有不少地方增加了新资料。没有改变原来校勘记的结论，但是增加了新资料。帮助原来的校勘记进行了论证。
有些增加扩大了校勘记的范围和校勘的内容，比如说原来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的辨析，现在变成了一个书和一个作者，变成了一个词条的解释。不仅要解释这个人，还要解释他著的书，还要解释这个书对错以及相关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学术信息量。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完全改变了原来校勘记的结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证据。孟宪实认为，相较于原来旧的校勘记，新的修订本做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则表示，吴玉贵和孟彦弘两位老师既为古人做嫁衣，也为后人作嫁衣。对于一个学者来讲，能够研究的时光也就三四十年，而两位学者用了前后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这种奉献精神让人感佩。
隋代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座谈会后半部分的主题是“隋代的意义——南北朝之收官，抑或唐朝之开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提到，隋代大量原始的文件没有留下来。如果隋代留下重要人物的文献的话，隋代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几乎一个像样的文件都没有，所以隋代研究会有一些遗憾。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不给他定义是好人还是坏人，忠臣还是奸臣，首先非常客观地讲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发表了什么言论，他所做事情的后果如何。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包括隋史的校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展开。有些人物是有争议的，包括隋文帝的私生活到底如何，比如杨素的真相。
侯旭东表示，要从隋朝人的角度去理解隋朝自身的意义。已经发现隋代的墓志有将近一千方。除了对这些墓主，死者生平的描述之外，也带有对他们时代的描述。那部分东西跟唐人修的《隋书》，以及我们今人对隋的看法有差异。这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对隋朝不同的认识，一个是当时的角度，还有后人的角度，放在一起可以增加更丰富的认识。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认为，《隋书》在二十四史里面很重要，隋不受关注，但从中国王朝来说，没有一个王朝可以和隋比政绩或行政效率。大运河两千七百公里，从开始挖到结束只用了六年。虽然隋朝的效率最高，但它也是最短命的，曾经统一过中国的王朝，它仅次于秦，从统一算起就28年，秦14年，正好两倍。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回忆之前受《上海书评》的委托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想取标题为“隋代是一个随便的王朝”，隋代的“隋”字在大量文献当中还被写成“随便”的“随”。
首先，隋代的建立是比较突兀的。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他死得非常突然，所以杨坚其实是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在陈桥兵变刚刚结束之后，当时人对于宋代的看法，未必觉得它是一个崭新的王朝，而是五代当中的第六代。当然后面经过了赵匡胤一系列的举措，宋代成了相当长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隋刚刚建立的时候，在当时人的眼光也未必把它视为一个开创性的王朝。而是整个南北朝时期当中，旋起旋灭的短命王朝的一个产物。因为隋得位的手段和隋文帝早年清洗功臣的做法，其实和南北朝之间的朝代没有任何的区别。
隋后来有一系列开创性的举动，包括统一了南北，奠定了隋唐制度的根基。这个是非常大的变化，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隋的灭亡也是非常突然的过程。炀帝无论传统意义上的暴虐或滥用民力，但事实上他的迅速灭亡也是一个相当突然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唐初的群臣非常喜欢讲隋的灭亡。像李世民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当代事，他们很喜欢讲炀帝。除了把炀帝当一个靶子来讲之外，隋实际上是曾经强大到一定程度，超过之前他们所知道的南北朝各朝，但突然有一个快速的衰落，所以才会对李世民等人的心理有很强的冲击。隋在历史上，确实像流星一样的存在，非常的闪亮。仇鹿鸣最后表示，现在对隋的认识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以后随着《隋书》的出版，可能对隋代历史的认知，会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认为，隋代给中国历史留下的独特印记，在于隋是第一个真正建设了以长安为中心的整体帝国。新的帝国中心在长安还是在河北，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从西汉末年长安被放弃做首都，就相对处于衰落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隋的重要性，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定都长安，而是真正在制度意义上或国家体制意义上奠定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图结构，而且是基本完整地被唐代继承下来。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张金耀则将隋代与唐代做了对比。秦隋既是一个历史的入口也是一个历史的出口，而且秦隋的比较还需要和汉唐比。对秦的研究现在非常热，隋研究相对冷淡得多，但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张金耀认为，秦隋直接创造了汉唐，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盛世，治理方面同样可以比，汉代文景之治实际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针对秦做了调整。唐代其实也是无为而治。也是因为隋炀帝太有为了，整个贞观之治都是无为而治。这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汉景帝照样平定七国之乱，唐太宗照样有打高丽对于西域的征伐，明面上沿袭了以前的制度，基本没有变。
南北朝的问题，近年也是非常热的。从宏观来说，它主要就是先秦两汉黄河文明的衰落到长江文明的兴起，老百姓交的赋税原来都是麦子，到唐代都是稻米，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也是从南方运稻米。南朝化不能单一看，它本身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入了北，从谢氏来说有一种南方的优越感，对北方并不是非常认同。隋炀帝时期除了小部分谢氏留在那里隐姓埋名，其他都是往南跑了。《隋书》和两唐书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个曾经谢氏的踪影，这种南朝文化的优越感也是一种南朝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刘啸则提到，对于南北朝的事务，在隋文帝时期，很可能在进行一个收尾的工作。开皇初年不断在改，一直到开皇二十年仍然在调整包括官制等一系列制度，开皇年间是一个总结。到了隋炀帝时期，经过充分准备以后，他大规模改革，在官制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很多墓志上都会记录改了什么。积蓄了二十多年的能量，在隋炀帝初年，突然爆发了。而唐朝建立后，也延续了隋炀帝改革以后的这些基本制度。
与会人员合影
转载自《澎湃新闻》，全文链接：《隋书》修订本出版：隋朝是南北朝的收官，还是唐朝的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