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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主持专栏《历史中国之内与外》发表于《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本期专栏包括张佳副研究员论文《以礼制俗：明初礼制与墓室壁画传统的骤衰》。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最近，蒙元史成为学界关注的领域，原因无非是因为蒙元帝国的疆域广大，这段历史应当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世界史，而不应当仅仅看成是中国一个王朝史。也许，换个世界史角度来看蒙元，历史另有一番意味，这就是所谓“超越国境的历史”。其实，也不妨换个说法，就是蒙元史如何能够既属于世界史，而又可以纳入中国的历史叙述，这就是所谓“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史”。在东瀛学界，从本田成之、冈田英弘到杉山正明，都在热烈讨论这个话题，他们的论述也影响到中国学界，使得中国学界不得不走出“中国”的国史立场，重新观察那个时代的世界和中国。

其实，还有一个话题也值得讨论，那就是中国的明朝，似乎可以看成是“后蒙古时代”。在这个时代，明太祖如何把原本已经扩大到整个欧亚的历史，重新收缩到十五省的中国？原本已经相当蒙古化的社会与文化，如何又重新回到汉族或者儒家的文化规范？我想，世界史不仅应当看到世界的联系，也应当观察世界的隔绝，既看到文化的全球融合，也看到文化的自我设限，毕竟帝国、制度、文化并不只是单向地扩张和蔓延，有时候它也会反向地收缩和割裂，就像日本德川时代，严厉的禁教引出几百年的“锁国”一样。最近，有一本美国学界编纂的世界史教材《世界离合》（World Together，World Apart)，这个“离”与“合”用 得很好，正好说明尽管历史朝向全球交错与融合，但是有时候也不免会有撕裂与划界。

明代建立，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儿这个意思。张佳博士的这篇论文，注章到一个明代初期的奇特现象，这就是那个时代，原本中国很流行的墓室壁画，突然变少了。这是为什么？他从这个特别的文化现象入手，用细致的史料和丰富的统计，分析了明初的政治与制度变化，指出明代初期严格的礼制规范与社会监控，是延续千年的墓室绘画、乃至整个壁画艺术，在明代逐渐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我觉得，这不仅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关节，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关节。明初这种自称“新天下之化”的政治与制度，也许是一种重新确认汉族王朝合法性的策略，也许是重新建立传统社会秩序的制度。但无论如何，它反映了古代中国王朝的政治权力干预社会生活的深度，也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权力与艺术、政治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以礼制俗：明初礼制与墓室壁画传统的骤衰

张佳

【摘要】壁画墓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墓葬形式，宋代以来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兴起，更将其推至艺木顶峰。然而进入明代后，壁画墓的数量却骤然衰减，成为艺术史研究关注的—个重要问题。明代墓室璧画这种骤然而非渐进式的衰落，促使本文跳出“内在理路”的解释方式，转而探寻干预墓葬艺术发展的外部因素。在重建礼制的时代背景下，明初颁布了大量与房舍相关的礼仪规范，它们不仅适用于地上建氛，也影响到作为“阴宅”的墓室。这些规范涉及房舍的形制、装饰各个方面，诸如重檐斗拱、壁画彩绘等仿木构壁画墓所要表现的内容，均在严厉禁止之列。在建造方面，具备一定艺术水准的壁画墓，必须要由分工明确的专业匠人完成，非普通人可以措手；然而明代前期沿袭匠户制度，对工匠的创作约束极严，而且明初还专门确立了“罪坐工匠”的处罚原则，以求从根本上防范“逾制”现象的发生。综合以上因素，本文认为明初严格的礼制规范与社会监控，是导致墓室壁画传统衰落最为直接的原因。这不仅是墓葬艺木史上的一大转折，而且为明初国家权力干预民间生活的深度，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关键词】墓室壁画  衰落  房舍制度  罪坐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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