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授《中国思想史（韩文版）》（二卷本）获评2015年度“韩国出版人推荐书籍”。

  “韩国出版人推荐书籍”评选，是由成立于1993年的韩国出版人协会（简称：책만사）组织的年度图书评选活动。2015年的评选活动中，韩国47家出版社的代表参与评选，从全国24家出版社推荐的63种当年度出版图书（出版时间为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间）中评选出“出版人推荐书籍”共11种。

  2015年11月17日，韩国出版人协会公布了当年度评选结果，韩国日光出版社（일빛출판사）出版的葛兆光教授《中国思想史（韩文版）》（二卷本）位列“2015年度推荐书籍”之首，韩国多家媒体就此进行了报道。

来自“中国”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史》韩文本序

葛兆光

  这是我在韩国翻译出版的第四种著作，前三种分别是《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经典十种》，在这些著作中，这部《中国思想史》分量最大，也花费了最多的精力和最长的时间，仅仅写作就是七、八年，加上资料准备和知识准备的时间，那就更漫长了。因此，当这部书被翻译成韩文，使我能够直接和韩国学者交流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心得的时候，我也特别高兴。

  这部《中国思想史》1998年和2001年分别出版后，曾经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很多争论，我所看到的，至少有三十来篇书评发表在海内外的刊物、报纸上，还不包括在各种论著中被反复引证和讨论。其中有几个问题的讨论，似乎特别激烈。第一是我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这涉及到思想史的资料范围是否应当拓宽、思想史的背景是否应当重建，思想史是否也应当叙述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等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文化史的内容，是否应当被纳入思想史。第二是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在思想史著作中讨论思想的知识基础，势必会把原来有关数术、方技之类的传统知识，也就是今天科学史、技术史、学术史甚至教育史的内容拉进思想史，思想史一定要涉及它们吗？第三是思想史上的“加法”和“减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思想史要不要讨论在时间中逐渐被人们淡忘的那些内容？把这些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放回历史，是否恰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文化环境？如果不发掘这些内容，我们是不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后见之明”来误读过去？第四是这种不以“人”或“书”为章节或单元的思想史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延续脉络，这对习惯了的旧章节形式的思想史读者，会造成困扰吗？第五是思想史的时代如何划分？七世纪初(也就是初唐)和1895年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时段划分的标志？这种与过去不同的时段划分法是否在暗示什么特别的意味？

  这些问题在中国大陆至今仍在讨论中，有趣的是，它们还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关于古代中国的论说，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的讨论，也间接引起了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在欧美学术界也引起了反应，2002年，NewYork　出版的ContemporaryChineseThought的33卷春季号和夏季号，不仅用了整整两期篇幅，连载了此书部分章节的英文译文，欧洲学者还发表了两篇长序，加入对这一话题的议论。显然，我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有刺激性的，它也还将继续争论下去，而且我觉得短时间里也很难有最终定论。好在这一讨论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它或许刺激了中国学术界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就是希望韩国学者注意，这些争论显然有着来自“中国”的社会、思想和学术背景，就像我在《中国思想史》中背负的焦虑、思考的问题、提出的策略，往往来自对“中国”的思考一样。也许，当下韩国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情况有所不同，面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韩国学者未必有像我这样的焦虑、问题和策略，不过，我仍然希望通过我的《中国思想史》，传递给韩国学界这样的信息，就是在中国有这样的争论，是中国特定背景引起的，这是你们近在咫尺的邻居那里，值得注意的学术史动向，这个动向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生活背景。

  恰巧在最近几年，我开始特别关注“近世”中国、日本和韩国彼此交错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特别提倡从“异域之眼”来观看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因此，我常常阅读李朝朝鲜的汉文史料，在类似《燕行录》这样的历史文献中，我看到当时朝鲜学者对于中国的观察相当敏锐，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史料中看不到的东西，同样，现在韩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仍然还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异域之眼”，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此，两国学术的互相交流和翻译，就格外重要。我非常感谢三位译者李腾洲、沈揆昊和梁忠烈先生对本书的翻译，翻译是一种文化的桥梁，让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可以互相见面、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沈揆昊先生，他曾是我两本韩文著作的译者，虽然十多年中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但是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年，就是1995年，我在北京的医院里动手术，他从韩国到北京访问，在那个闷热的下午，他赶到我的病房来看望我，这使我想到，学术的交流有时也会导致感情的沟通，学术的互相了解有时也会让不同国度里的学者，彼此成为朋友。

  现在，《中国思想史》的三卷本即将全部翻译出版，我真诚地期待着来自韩国朋友的批评和指正。

  《中国思想史》三卷(韩文本)，李腾洲、沈揆昊、梁忠烈译，2007年首尔ILBIT出版社出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2008-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