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海不发达的年代乘船出使绝域，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何况有时出使还负有特殊的任务，至少也有窥探日本虚实之责，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之下，使臣夜梦频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留下的记录里面，所做的梦几乎清一色是忠孝主题。
1680年，德川纲吉（1646-1709）继任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幕府进入第五代。两年后，朝鲜派出473人的庞大使团赴日祝贺，这一年，是朝鲜肃宗即位的第八年，在中国是康熙二十一年，在日本是天和二年。
虽然是去日本，使团中却有一位汉文译官金指南（1654-？），职位叫做“汉学前正”，主要的任务是应邀为日本人写字，展示朝鲜的汉文修养。朝鲜使团有这样的先例，如果正副使臣对于作诗写字不甚当行，就需要携带几位术业专攻的专门人才，以免遭日本人轻看，甚至朝鲜国王都会亲自安排这件事情。这次出使，金指南留下一部日记《金译士东槎日录》。根据《日录》的记载，他的睡眠似乎不大好，一路上梦做得很频繁。这年六月初四，使团在釜山待发，却阻于大雨，金指南梦见了“今上”肃宗的父亲显宗，以及昔年尚为世子的肃宗，内心窃喜，隔了一天，又梦见自己的母亲及家内各位子侄。开船以后，他频频“梦见严兄”、“梦归家乡”、“梦拜慈闱”。日记中此类记载达数十次之多。
在朝鲜与日本数百年的邦交史上，这样的使团称作“通信使”。从15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后期，有记录可查的朝鲜赴日通信使团超过60次，每次使团300到500余人不等，担负着修好睦邻、刺探情报及互通庆吊的任务。金指南参加的这次庆贺将军继位的出使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尚且让他如此心神不定，更多的使臣往返海陆路4600余里，不但要冒着漂没的危险出入风涛，还得打起精神应对武力强大的邻国，像金指南一样爱做梦的比比皆是。
比如，早于金指南近百年、于1594年出使的黄慎（1561-1617）就曾在出使路上梦到归家，醒来叹息不止，写出“已将身许国，犹有梦还家”的句子。“以身许国”不是空话，因为黄慎这次出使是在壬辰倭乱的战阵间隙负责赴日和谈的，使臣情绪始终焦灼、紧张，就连是否能生还故国也在未知，形诸梦寐自是当然。稍晚，1624年出使的姜弘重（1577-？），好几天“先人降于梦甚分明”，他认为这是因为先人忌辰已到，他却远离故土，不能拜祭，只能独自伤神垂泪。更晚些，1763年出使的赵曮（1719-1777）常梦见入阙拜见朝鲜国王，有时候梦里的国王还对他“颇为丁宁”。有一次他梦里见到去世的父亲，醒来恰逢行望阙跪拜之礼的日期，似乎在一日夜中忠孝两全，作诗说“中庭设位瞻天拜，更忆前宵梦九阍”，还在日记里面好一阵感叹。
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像1617年出使的李景稷（1577-1640）夜里梦见还家，醒来却不复记忆，哀叹精神疲困；1719年出使的申维瀚（1681-1752）不但写过“梦踏金门拜玉旒”、“梦里分明寻故国”这样的诗句，还记下他在日本“梦到乡庐，见老母弟妹妻子悉无恙，相与嬉笑如平日”的梦中团圆场面，算是险恶波涛中的小小安慰。
在航海不发达的年代乘船出使绝域，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何况有时出使还负有特殊的任务，至少也有窥探日本虚实之责，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之下，使臣夜梦频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留下的记录里面，所做的梦几乎清一色是忠孝主题，似乎纲常不但早已掌控了白天，就连夜晚的梦寐也都统统接管，既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么夜里所梦当然就是白天所思的了。
自然，“东国士夫”天性淳厚，一腔忠孝乃是立身之本，这是朝鲜人常弹的老调，后人历世既远，自不能贸然否认。但读史者也不能不想到，朝鲜使臣于笔端记梦之时，也一定有其选择，原因无他，乃在于通信使的这些记录并不是仅供自赏的私人笔述，而是极为敏感的政治文献，其中一字一句都可能关乎内政外交，这些忠孝之梦不仅可以对内宣示使臣的忠诚与道德，也展示着朝鲜上下一心、臣僚用命的对外形象。
朝鲜使臣的政治正确包含很多内容，忠心无二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位频繁梦见母亲的汉文译官金指南，一路上被日本人求字的热情弄得疲于应付。他说，“我国文献之名，素饱日东人之耳目。求诗求墨之请，在路次已不可堪。及到舍馆，自馆伴与其国执政者，以至厮养之倭及儒释好事辈，张纸研墨，日来求恳。”使团中另外两位专门负责写诗的官员也是门庭若市，求和诗、求指教的日本人“来者杂还，挥之不去”，以至于成为“苦役”。使团驻留对马岛，金指南看到“有一年少可爱僧人，颇解文字”，就“以书问之”，相识之后，僧人“求书甚恳”，他写了一大幅，对方“如得重宝，称谢仆仆而去”，让金指南觉得“甚可笑也”。
尽管有战争失败的历史，朝鲜人还是一直把日本看成是蛮夷，是王化不到的野蛮之地。这不是使臣到日本亲身查看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朝鲜根深蒂固的先见，而文化优越感的来源则在于朝鲜距中国较近，得中国文化熏陶独多。金指南在日本京都见到一位“儒倭”，向金指南列举了日本所行国婚丧祭宾等礼节，并且问他朝鲜的礼仪是否也与之相仿，金指南“观其所记，无不是丑陋而怪讶者也”，于是他特意声明，“我国常行之礼，悉遵朱文公五礼仪，而至于抬舆之贱，莫不遵守者”，如果日本人需要了解朝鲜礼仪，直接去学习朱礼就好了，结果该人“不胜健羡，致敬尽礼而去”。
不仅要表明朝鲜在文化上高日本一等，而且要表示出日本人对朝鲜文化的竭诚向慕，是大部分通信使努力达到的目标。申维瀚写过一段跟金指南的记述可以相互印证的话，说“日本人求得我国诗文者，勿论贵贱贤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货之如珠玉，即舁人厮卒目不知书者，得朝鲜楷草数字，皆以手攒顶而谢”，这当然是因为日本人“素知文字之可贵，而与中华绝远，生不见衣冠盛仪，居常仰慕朝鲜”，所以朝鲜人的一字一纸都可以成为日本大官的夸耀之资。就连日本的音乐歌舞，申维瀚也深加鄙视，据说日本人很爽快地承认：“弊邦儒风，虽谓之绝无可也。”
既然儒风绝无，那日本的风俗自然也就乏善可陈了。1747年随团出使的洪景海（1725-1759）只凭日本人的衣服相貌就“不问可知其为蛮夷也”，颇可代表大部分朝鲜使臣的立场，而最足为蛮夷之风的，就是无男女之防。1606年出使的庆暹（1562-1620）说日本人“异母及兄之妻妾，其父兄死则谓之传系，淫烝而居焉，禽犊之行，言之污口”，赵曮说“淫渎之风无异禽兽”，仅算是一笔带过而已，像申维瀚所描写的，“淫秽之多，便同禽兽，家家必设浴室，男女同裸而浴。白昼相狎，夜必设灯而行淫。各齐挑兴之具，以尽欢情。即人人贮画轴于怀中，华笺累幅，各写云情雨态，百媚千娇。又有春药数种，助其荒惑云”，简直就是穷形尽相，恨不得剥皮见骨。更有甚者，许多使臣还在记录中提到日本雅好男风，男子妆容如妇人而作娼，这就更是难容于圣人之世的禽兽了。
“禽兽”二字确实也常常出现在通信使的笔下。李景稷说日本人“为朋友捐身者比比有之，视其至亲无异路人，伦气歝绝，直一禽兽之场也”，黄慎说“至于嫁娶，不避娚妹，父子并淫一娼，亦无非之者，真禽兽也”，都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而李景稷一句“国无宗社享祀之仪，民无生养死祭之礼，上无政刑听谳之法，下无狱讼呈诉之例”，就彻底给日本打上了野蛮国度的标签。
现存的通信使记录大约有40多种，大部分都有刻本流传。这些文献的体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日记，一种是诗集，一种是根据日记等公私记录删改编订而成的见闻记。可是无论具体体裁如何，也无论是否刊刻，这些使行记录既已流传，就会发生政治作用。1443年，申叔舟出使日本，留下一部《海东诸国纪》，是现存最早的通信使出使文献。这部书体例完备，记载详尽，事实上成为日后朝鲜处理对日邦交的重要参考书，后来通信使行记的写作也无不受其影响，或补正其记载，或引述其条文，就连日本人也多次与朝鲜使臣讨论，研究书中记载日本地名的得失。赵曮说这些通信使行记录“无言不有”，不但“山川、风俗、官职、法制之大者，前辈所录已尽得之”，就连“衣服、饮食、器皿、花卉暨夫应行仪节、日供加减等事”，也有前辈通信使已经详细记录，一编在手，就可作出使指南，按册而行。1764年，汇集了22种通信使文献的《海行总载》编成，其目的首先就在于为使臣提供“行中考阅之资”。
1719年，申维瀚在大阪看到日本刻书极多，然而“最可痛者，金鹤峰《海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这些朝鲜使臣记载日本情形的书籍却在日本公然刊刻，“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他认为这是馆译私自将书籍贩运到日本，所以才有此天下奇闻，“使人寒心”。既然通信使的记录有如此敏感，使臣们对此也了然于心，那于下笔之际也就不能不有所斟酌。
外交虽然麻烦，内政有时候更为棘手。数百年中，朝鲜是唯一与日本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日本则是对朝鲜威胁最大的国家，对日邦交与朝鲜内政息息相关，使臣往往在内政外交的夹缝中小心翼翼，不敢稍有逾越。
1876年金绮秀（1832-？）奉命出使日本，窥测这个刚刚打败朝鲜、逼签了《江华条约》、并且据说是正在“维新”的强邻，使行中见到诸如轮船、火车、电报、路灯、博物院、元老院等新事物，见识了明治日本上下竞言富强的新风气，以及大臣皆负实际责任、“凡事必先定约条”的效率极高的行政体系，受到极深的刺激。根据私下的记载，金绮秀对日本人物的印象是“一见可爱”，说在街面上“无论男女贵贱，日日所见，不知几万万人，而始终不见一个残疾之人，一个寒乞之人”，说和他一同出使的李容肃曾赴北京十余次，阅人无数，所见中国人中“跛者、眇者、侏儒者”竟然达到十分之一的比例，乞丐比比皆是，而日本却“万万无一残疾行乞者”。至于市容之壮丽，市面之清洁，更不在话下：“道路之干净无比……尤洁于北京人可知。”而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建树，亦源于政府的“体制创新”：“游食之民，一切置辟，而一扫除以上皆有廩给，故无一流丐之人云”，一个新时代正在日本降临。
然而在提交给政府的正式文件中，这一切新气象都荡然无存，只有短短十三条无关痛痒的见闻，描述了往返程途、山海风光、气候、街市、城郭等事项，虽也提到日本的练兵和富强之术，却不忘说“其政令似出于卫鞅遗法”，似乎不必有所应对，日本就可如暴秦一般二世而亡，甚至直谓“外样观之，莫富莫强，……而阴察其势，亦不可谓长久之术”。对于正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朝鲜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暂缓告知”的安慰，不如说仍是使臣忠孝之梦的延续：身处激变时代的颟顸小国，希冀国家的富强与自由，恐怕也只有于自我安慰的梦寐中求之了。
通信使的出使行记是写给国内看的。除了记录见闻、报告出使过程及成果之外，它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描述一个符合朝鲜人想象的日本。朝鲜自身通过这种对外国的格套化描述，获得了在东亚的国际秩序中“下中华一等”或“小中华”的自我位置，而使臣个人的忠孝品格、不辱使命的政治担当、代表文明上国的文化使者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