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大量中华文化的因素内化成两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朝鲜和日本产生接触时，随之发生了两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赛”的场面。双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是，评判谁的文化更优秀，需要有一杆标尺，这个标尺就是中华。

  学术视野的拓展，带来研究方法的转变，近来国际、国内学界对“东亚史”的日益关注，对传统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东亚地区的国别史、中国与东亚某国的关系史，这些是以往国内学者投入精力较多的领域，但是，对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史，以往关注的就不多。当然，历史研究或多或少会受到研究者自我归属意识的框限，在国内做研究的学者，不怎么关心与自己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别国之间的关系史，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跳出中国，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年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已相继整理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两套丛书，就在前不久，其最新整理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也得以付梓。前两种是和中国历史直接有关的域外文献，其出版价值无须赘言，而在第三种文献出版前，葛兆光教授在一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论文中，解释了这批文献的价值所在，核心是回答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这些文献跟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还是有许多人不能习惯于“跳出中国”。

  关于通信使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葛兆光教授的论文中已十分清楚地论述过，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就我个人而言，除参与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策划、整理、出版的全过程外，从2012年开始，在给研究生开设的东亚汉文文献相关课程中，每次我都会将朝鲜时代通信使文献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讲述，因此我想大概可以结合这两方面的经验，谈谈自己对朝鲜通信使文献的一些认识。

  首先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事实。所谓通信使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通信使可以指历史上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年）向日本派遣的所有外交使节团，据统计约有77次。狭义的通信使特指日本江户时期的庆长十二年（1607年）到文化八年（1811年）间的12次朝鲜使行，这12次使行因在所谓“善邻友好”的背景下展开，同时又有丰富的文化交流内容，所以被日韩学者作为典型研究并突出强调。事实上，只反映“善邻友好”主题的江户时期通信使，并不能反映整个朝鲜王朝赴日使行活动的整体面貌，将前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使行活动纳入考察范围，才能揭示出朝鲜王朝和日本间外交关系冲突和友好并存的复杂状况。因此，这次出版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并没有像当年日本出版《大系朝鲜通信使》丛书那样只选取江户时期的文献，而是从广义的通信使概念来进行选择，其中最早的是1420年的使行记录文献，最晚的则为1876年。

  当时日本对于通信使的来访十分重视，沿路设有专门接待的驿站宾馆，精心准备饮食、住宿，朝鲜使臣到达江户后，日本方面会专门选择吉日在日本诸番大名列坐时举行外交仪式，行聘礼、献礼物，幕府将军还要设酒宴慰劳使臣。除了完成外交使命以外，在沿路经过的各地客馆，会有大批日本的文人、学者、医师争相前往与朝鲜人员会面，讨论学问、诗文应酬，进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相比于流于形式的外交礼仪，通信使活动对于朝鲜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意义更为重要，也是研究者们最重视的方面。

  讲到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尤其是说明通信使文献中有与中国有关的材料，我想可以举其中一些有趣的例子。

  1607年，作为通信使出使日本的朝鲜人庆暹所写的《海槎录》中，提到他在日本对马岛的岛主家中做客时，看到了岛主家里挂着的两幅古画，经赏鉴，他认为应该都是宋徽宗的画作，其中一幅是《白鹰图》，另一幅是《南极老人图》。庆暹用文字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两幅画的细节，当然，文字是无法记录绘画的，但是很关键的一点是，他抄下了这两幅画上的题赞。

  其中的《白鹰图》上题赞是：“御笔淋漓，写快鹰儿，金睛作眼，玉雪为衣，刚翮似剑，利爪如锥，何当解索，万里高飞，恭承宠命，仅作赞辞，宣化殿学士蔡攸赞。”当看到这段材料后，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白鹰图》，不想在众多检索结果中，居然还真找到一幅某次拍卖会上的拍品《白鹰图》，上面的题赞和庆暹记载的有六字有异、一字脱漏，而文意完全一致。事实上，这种记错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朝鲜人的一般做法并不是当场抄记，而可能是先背下来，回去以后再补记出来，所以记错或写错几个字是很正常的事。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条四百多年前朝鲜人的十分不起眼的记载，竟还能在今天找到能够对应上的实物。当然，举这个例子的重点不是在于证明那幅拍卖画作的真伪，而是说明在通信使文献中确有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材料。

  另一个例子也来自庆暹《海槎录》的记载，当使节团在箱根附近的小田原城停留的时候，有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中国人来见他们，这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名叫叶七官，是福建人，嘉靖年间和同船的五十几个人在海上遇到风浪，漂流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的三十几个人去年回国去了，剩下我们十几个人，因为已经在这里娶妻生子，生活安定，所以没有回去。日本人把我们住的村子叫做唐人村。”庆暹对这个叶七官表示高度赞赏，说他很讲礼数，言辞谦逊，最重要的是能坚持穿着中华冠服，也没有跟从日本人的剃头风俗，称其“无变夏之态，是则可尚”。

  这个例子反映了当时偶然情况下所发生的中国人移居日本的情况，但从中我们也可以去分析和想象，在那个时代，中日之间或者说东亚地区间的人员往来和交融的广度和深度，其实可以有超出我们想象的可能性存在。不仅东亚地区内部是如此，和外部世界之间同样如此，在庆暹的《海槎录》中，还记载到他们在日本看到一个“裸壤国人”，他“身长甚长，色黑如灰，目睛多白，额鼻高尖，发如羊毛”，显然这是一个非洲黑人，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的日本，这显然又可以和大航海时代西方人进入东亚的问题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来自于1718年出使日本的朝鲜人申维瀚的记载。申维瀚在《海游录》里记载，他听说日本长崎的街市有很多书店，而在这些书店里有大量中国书籍出售。他还具体分析说：日本国内的中国书籍，从中国直接流传过来的数量，已经是从朝鲜流传过来的十倍以上。究其原因是因为长崎开放通商，中国南京一带的海商经常带书过来贩卖。他估计当时日本所拥有的中国书籍已经是朝鲜的十倍以上，特别是中国江南一带学者的著述，在朝鲜很少见到，但在日本有很多。关于东亚书籍流通的问题，学界已经有过不少研究，而这条材料大概也可以为一些现象提供佐证，比如中日之间书籍流通的渠道，中国书籍向朝鲜和日本流通的不同特点等。而从申维瀚所说在朝鲜较少见到中国南方的书籍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说明当时中国国内书籍流通存在地域性局限的问题，因为朝鲜人基本上只能通过朝贡的机会在北京买书。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介绍通信使文献中直接和中国有关的材料，然而，并不是只有找到直接和中国有关的材料，我们才认为通信使文献对研究中国有价值。葛兆光教授提出的“中国是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观点，是对这个问题更深层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大量中华文化的因素内化成两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朝鲜和日本产生接触时，随之发生了两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赛”的场面。双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是，评判谁的文化更优秀，需要有一杆标尺，这个标尺就是中华，即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上做得更好。所以中华或者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缺位的裁判的角色。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反过来从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去看到大量传统中华文化的因素。这些中华文化的因素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礼仪问题、服饰问题、文学问题、学术问题等等。而且，这一理解并不只对通信使文献适用，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上同样可以适用。关键的关键在于打开视野，转变认知。

  当然，“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会具有争议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中国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一表述时，立刻遭到几位韩国学者的质问，他们认为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过度夸大中国影响的危险性。应该说，这些韩国学者的反应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至于到底是我们有国家自大主义的立场，还是他们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姑且不去争论。退一步讲，“不在场的在场者”的提法，主要针对的听众还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我们原本想当然地认为与己无关，但事实上却对认识自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