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著《交错的东亚宗教》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8月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的是2014年10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讲座”的三篇演讲稿。前两篇是正式演讲，主题即本书书名：“交错的东亚宗教”。在这个主题下，我从涉及东亚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中，各选了一例来讨论。《回应西潮》这一讲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中国与日本的不同表现讲起，讨论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当时席卷世界的西洋潮流冲击下，由于各自国家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了回应西潮和现代转型的不同历程，也导致了现代中日佛教的不同命运，其实，我也想借这一历史现象，重新检讨东亚近代史上的“冲击-反应”模式，对这个看似过时陈旧、却仍有生命力的理论，作一些修订与补充；《橘枳之异》这一讲，则选择了古代中国道教在古代东亚即朝鲜与日本的流传问题，对宗教史上的所谓“影响”与“传播”，尤其在“概念”、“立场”和“方法”方面进行了检讨，意在通过道教在东亚的流传，说明宗教传播史研究中，重要的是说明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以凸显受容一方文化的改造与诠释力量。最后一篇《纳四裔入中华？》，是作为第三场座谈会的讨论文本散发的，这是我最近特别关心的话题，即如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中华民族”。在这次座谈会后，此文已经发表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杂志27期，之所以要在“傅斯年讲座”特设的座谈会上讨论，是因为我特别期待听到台湾学界的意见。
整个2014年春天和夏天，我都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原本访问哈佛大学的意图，是在那几个月里休息和放松，因为前些年太累了。但这几个月中，大部分时间我却不得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为这次“傅斯年讲座”准备讲稿。我记得，在与黄进兴所长商量演讲题目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想讲《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有关禅宗史的研究方法》以及《预流的学问；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东方学研究之潮流》这两个题目的，因为我觉得，胡适与陈寅恪都与中研院尤其是史语所有关，但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改讲“交错的东亚宗教”为好。事后再细细回想，之所以我会反复思量并改变主题，而且要用那么多时间来准备讲稿，不外是三个原因——
首先，“傅斯年讲座”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重要的纪念性讲座，傅斯年先生本来就是我尊敬的学术前辈，特别是当我受命创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创办史语所的思路、原则和途径，就更是我所追踪和效法的榜样，有机会担任这一讲座表达我对傅斯年先生的一点敬意，自然不能不用力用心。
第二，史语所是我很佩服的人文学术机构，自从傅斯年先生1927年创办以来，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镇，所内高手云集，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研究者。在这样的讲坛上演讲，正如当年钱钟书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诗可以怨》时，一开始所说，在这种群贤毕至的场合演讲，即使不是赵子龙一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才行。因此，我不能不谨慎从事，认真准备。
第三，很长时间以来，我曾经涉猎过一些佛教史与道教史，虽然不算本色当行，也算略知一二，自己觉得，多年来也掌握了一些资讯和文献，总觉得无论在佛教史还是道教史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发掘的缺漏环节和值得反思的研究方法。最近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大陆倡导“从周边看中国”领域的研究，多少又关注一些历史上东亚诸国的互动，这次以“交错的东亚宗教”为主题，其实就是想把“宗教史”和“东亚史”两方面的知识与思考交汇在一起，以期引起学界对东亚各国之间宗教交流史的关心。我觉得，这一领域还有相当多的概念、立场和方法上的问题，值得学界深思。
演讲结束，自觉还算不辱使命。此番台北之行，要特别感谢历史语言研究所，感谢黄进兴院士的盛情邀请和亲切接待。同时，也感谢王汎森、邢义田、杜正胜、林富士、李贞德等各位教授，感谢你们的倾听、讨论和主持。特别要感谢的，是余英时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在写这两篇演讲稿的时候，我曾去普林斯顿看望余先生，并把两份讲稿呈交余先生批评，得到了余先生的热情鼓励；张先生则是我大学时代修习中国史的老师，这次他特意前来，让我在感激之外，还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自己感觉就像回到三十五年前北京大学的课堂，学生再一次静候老师的测验和考评。
是为序。
2014年12月30日于上海复旦光华楼
【目录】
自序
第一讲：回应西潮——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
引言：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说起
一，“世界宗教大会”上的儒家与佛教：中国与日本之差异
二，左手世界主义，右手国家主义？日本佛教对西潮的应对策略
三，反应迟半拍：晚清民初中国佛教的左右为难
四，亡羊不能补牢：后发的中国佛教之现代困局
五，同途殊归：晚清中国佛教与明治日本佛教的不同命运
结语：三面受敌的现代中国佛教：西潮、居士佛学与日本佛教
第二讲：橘枳之异——东亚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与立场的再思考
引言：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问题
一，祓除祭禳仪式、符咒法术与“守庚申”习俗：东亚的中国道教痕迹？
二，时代和路线：中国道教在东亚之流传史
三，“外来”抑或“自生”，“影响”还是“借用”：对于道教在日、韩流传与遗迹之再评估
结语：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概念、立场与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或“不是”？
【座谈会·附录】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
引言：现代中国如何形成国家：“从天下到万国”与“纳四裔入中华”
一，“五族共和”与“驱逐鞑虏”：晚清民初“中国”重建的不同思路
二，“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新取向
三，“本土的”与“复数的”：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学界对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取向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1937年前后中国学界心情的转变
五，“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益世报》上的争论及其他
结语：“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中华民族论
【提要】
第一讲《应对西潮——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提要】
18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件，它冲击着世界各种传统宗教。日本佛教徒对于这一现代潮流早有准备，在会议上应对自如，说明日本佛教已经走出明治初年“祭政一致”和“神佛分离”造成的困境。但是，与日本不同，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主要是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与会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彭光誉，则以帝国官员与儒家学者身份，傲慢地坚持儒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宗教”与“现代”都表现出相当不屑。中国佛教不仅缺席大会，并且在那个时期，对现代潮流也缺乏回应，虽然1895年之后的中国士大夫转手从日本学到佛教在现代的种种意义，因而刺激了晚清佛学复兴，但中国寺院佛教对西潮的反应，仍然慢半拍甚至一拍，直到“庙产兴学”直接威胁到佛教的生存，才开始了佛教振兴与佛教改革运动。然而，正是由于中国佛教的反应迟缓，使后起的中国佛教不得不面对居士佛学的挑战、现代政治和思潮的压力和日本佛教争夺空间的三重压力，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举步维艰。对比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这一现代历史过程，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东亚、宗教与历史的问题，检讨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讲：《橘枳之异——东亚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与立场的再思考》【提要】
这一讲的问题意识，来自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道教在东亚流传与影响的研究现状。如何评价中国道教在东亚的影响与传播，日本、中国与韩国学界曾有激烈争论。本文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道教遗迹”的若干现象为例，指出古代的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自从古代巫觋、秦汉方士、中古道教以来，曾有着一波又一波的交流并留下文化遗迹，对这些文化遗迹，笼统而简单地说它“是”或“不是”中国道教的影响，其实不仅受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的影响，也往往忽略历史上这些文化遗迹的叠加过程。特别是，如果我们仔细清理中国道教在日本与韩国的流传，特别是十一世纪之后的流传，就能知道道教在东亚的流传与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形塑下，不仅在各个时代不同，在各个国家也不同。本文意在说明，超越国家/王朝的宗教史研究，不仅要说明文化之间的“交错”和“叠加”可能塑造了一个彼此相近的“东亚”信仰世界，更要说明的是，道教的流传与影响，在中国、日本与韩国不同背景中，曾经发生移形换位的变异。
【座谈会·附录】《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提要】
这是一篇历史学论文。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是“历史学”的论文，是因为本文对现代中国的国家，特别是它的疆域和族群，只是试图客观地描述一个历史过程，即描述现代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如何，甚至只是在描述这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即1920-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主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如何参与重建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而不是在对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作任何价值判断，我既不是在为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也不是在为现代中国面临的“内”与“外”的多重困境开药方。因此，这篇论文叙述的只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从晚清以来，特别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这二十来年中，中国主流学界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刺激下，参与到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论述的大潮中，在学术上努力纳“四裔”入“中华”，也许，这一努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现代“中国”这个在疆域与民族上都颇为特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