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学、图像”：第四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三方合作学术会议综述

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FTP三校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2月15至16日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宗教、文学与图像”，来自三校的十五位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羽田教授作为FTP三校合作会议的发起人之一，首先高度评价了四年来三校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对宗教、文学与图像这一历史研究的新取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高见泽磨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一致认为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是三校合作的重要成果，希望这一合作能够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本次会议是FTP三校合作学术研讨会的第四届，也是围绕图像文化专题展开研讨的第一场。研讨会由四个部分组成，不同于前三届会议由分论题组成，此次会议集中围绕图像资料与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展开，四组报告共发表了九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亚洲的艺术、考古与历史，加深了我们对于图像文化的理解，也提出了图像与文献资料复杂关系的前沿性课题。

一、

第一场报告由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主持，两位发言人就信仰与图像展开了讨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Thomas Hare教授发表题为《禅宗肖像画的文本与图像》的论文，他首先指出以往肖像画研究的局限，提出相关讨论应该走出欧洲中心论，重视东亚等其他地域和时段内的肖像画传统。在这种视野的导引下，他从一幅十九世纪日本禅宗高僧的肖像画入手展开分析，认为这幅肖像从袈裟、坐姿等方面都展现出佛教顶相传统的特征，同时提出肖像与题赞之间的联系是解读顶相画的重要线索，对赞语的阅读也需要注意顺序与方式。另外，他将一幅十八世纪西班牙修女的肖像画与日本的顶相画进行比较，指出女性肖像在顶相中十分罕见，画作的姿态与材质都明显展现出东西方肖像画的不同，但除了形式上的差异外，修女肖像与高僧顶相在功能上是相同的，都通过服饰来表明所描绘对象的身份，也都十分依赖于肖像作品上的文字。肖像画通过题赞展现自我认知与宗教体验，使得画面中的主人公重现于当下的时空，对题赞的关注也可进一步引申到绘画中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关联。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邓菲副研究员发表题为《形式与意涵的多元化――试析两宋考古资料中的十二支像》的论文，考察了东亚地区常见的墓葬美术题材十二生肖像，提出目前的研究对唐以后的考古材料重视不足，对图像资料的解读也缺乏多元理解。报告集中于两宋时期发现的十二支像，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了壁画、浮雕、俑像、石刻等不同形式的生肖题材。首先，十二支像在两宋时期流行于长江中下游、闽广等地，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在墓葬中具有标识方位、辟邪镇墓等功能。其次，这类题材拥有多元的表现形式，有时作为单体墓俑，有时以堆塑瓶装饰出现，反映出堪舆理念对地区葬俗的影响。最后一个案例分析了北宋皇陵神墙外的生肖石刻，提出这些石刻不同于墓内随葬的十二时俑，是为应对局部地势不利而填埋的风水镇物，可以为理解生肖材料提供新的视角。在分析具体材料的同时，她也在探讨图像的研究方法，试图避免墓葬美术释读的单一形式，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例，并延伸到对图像历史背景的讨论。

二、

第二场报告由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主持，两位发言人就语言与图像的传播、接受展开讨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Brian Steininger助理教授在其发表的论文《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歌”诗歌》中，细致分析了平安时期日本文学中书写脚本与口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这种关系对于理解中世纪早期的日本文学至关重要。书写文字的声音因文学经典的诵读不断被学者们提出讨论，文学诵读具有表演性的一面，诗歌的表演面向因此需要加以注意，其中以训读的方式诵读汉字文本成为了日本的汉文接受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至平安中期，训读已高度成型，与古语用辞和口语区分开来，它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不如说训读朗诵创造了一种文本的听觉展示。他进一步提出训读与文学领域间的互动还有待深入的探讨，训读作为一种赋予文本生机的阅读方式，通过延展汉字书写文本在文本互动的网络中，不断修改规则的同时也在适应本土环境，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典范。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桝屋友子教授在题为《读大蒙古〈列王纪〉抄本插图》的报告中，仔细考察了制作于14世纪上半期伊尔汗王朝大不里士的伊朗史诗《大蒙古〈列王纪〉》的插图抄本，介绍了该抄本的传承、转卖与收藏情况，指出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使用了当时最好的材料和技术制作了列王纪的抄本，将叙述的故事转化为图像。她通过集中分析插图中送葬、葬礼等追悼死亡场面的插图，讨论了当时的画家如何参照文本叙述来绘制新的插图。从庇什达德王朝法里顿国王小儿子伊那西死亡后的相关场景、凯扬王朝英雄鲁斯塔姆射杀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及其葬礼的图绘，到亚历山大大帝（《列王纪》中称为伊斯坎德尔）的葬礼场景，可以发现这些绘画都相当忠实于文本叙述，但其中的服饰、建筑等细节都受到了蒙古君主葬礼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画家在制作时吸收、采纳了蒙古宫廷的装束与习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蒙古王朝作为伊朗的外族统治者通过制作奢华的《列王纪》抄本来加强自身的政治正统性和文化认同。

三、

第三场报告由东京大学的羽田正教授主持，该组的三位发言人都从具体个案出发，既展现了图像与中国历史、宗教、文化之间的紧密互动，也分析了使用图像材料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李星明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墓中浮图：管窥六朝死后世界观的转折》的论文，专门梳理、分析了南方六朝墓葬中出现的佛塔形象，提出这些佛塔与莲花、忍冬、狮子、天人等墓葬中的其他佛教图像相比，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们一方面可以补充六朝地上佛塔遗存的匮乏，有助于认识两晋南北朝佛塔建筑的性质及演变；另一方面，因佛塔在佛教信仰中具有核心地位，它在墓葬中的出现可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可以以此了解墓主人的来世观和死后世界观。他提出佛塔纳入墓葬系统是中国丧葬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为中土以阴阳仙道信仰、地府观念、儒家宗法礼仪实践为主的丧葬文化纳入了新的观念，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浅层次的图像利用，虽然仙佛杂糅是这种融合的总体特征，但并不能说明当时信徒对佛教的理解都停留在这一层面。南方墓葬中出土的寺院模型、楼阁式佛塔及其在墓中的摆放位置，都表明墓主人及其眷属对随葬品的选择和使用，有着明确的信仰倾向。佛塔从寺院到墓茔、从墓上到墓中的发展，是考察佛教信仰与中土丧葬礼仪融合的有效媒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张佳助理研究员发表论文《礼制与葬俗的互动――试析明代壁画墓骤衰之原因》，围绕明初壁画墓数量的急剧减少展开讨论。他首先统计了中原北方地区出土的宋代以来的壁画数量，指出壁画墓在明代衰落是极为明显的现象，虽然目前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假设，从墓葬艺术内在演变的趋势来解释这种情况，但艺术传统的自然演变应是渐近与平缓的，明代墓室壁画的骤衰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干预造成的。他进一步提出，明初的礼制重建以及对民间礼俗的严厉约束，是墓室壁画传统式微的直接原因。首先，明初法令明确规定，官民人等建造房屋均不得采用“歇山转角、重栱重檐”等建筑样式。其次，对房舍装饰的限制规定庶民房屋“不得用彩色雕饰”。这些很可能影响到了当时的墓葬建筑与壁画。另外，明初对于服器僭越的行为毫不宽贷，惩罚不仅限于僭越者本人，也要连坐工匠，意在通过对工匠的监护，来杜绝逾制现象的发生。这些可能都是入明后墓室装饰骤然衰落的直接原因。墓葬美术传统在明代的衰亡，不仅是美术考古方面的重要问题，也为明初的社会控制以及干预民间生活的深度，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资料。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板仓圣哲教授在其报告《〈文姬归汉图〉的变化――图文的关联》中，集中讨论了波士顿美术馆藏《文姬归汉图残卷》、台北故宫所藏传南宋李唐的《文姬归汉图册》及另外四幅明代摹本。南宋前期高宗朝宫廷画院曾绘制了多幅依托当时政局的政治绘画，《文姬归汉图》也可以解释为此类画题之一。南宋初期迁都后，汉族与异族的关系成为了十分显著的问题，文姬归汉的主题在当时引起了各阶层的同感，象征着流放北方的后妃及其多舛的命运，但考虑到高宗生母韦后的还朝，这幅画卷的意义也变得更为复杂。他通过对比不同摹本，提出画家们通过使用北方地区的象征符号再现塞外风景，创作出北方景致的前提是高宗朝所进行的收集宫廷典籍的努力，这为画家了解北方的风俗传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高宗朝画院创作《文姬归汉图》的最初意图可能与政治相关，但由于画卷中主题的多样性，它可能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局限性，既出于对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浓厚兴趣，也歌颂了超越民族概念的母子之情，表达了对异族人的高度评价。也正是由于该题材的丰富性，使它超越时代，为不同的观者所接受，不断被后代继承临摹。

四、

最后一场报告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主持，该组的讨论主要将视野置于图像所反映的文化与社会，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教授发表了题为《帝国制造：王羲之〈行穰帖〉》的论文，细致分析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传为唐初的王羲之《行穰帖》摹本。该帖十分简短，且无法被解读，它已知的历史虽然从北宋徽宗钤印开始，但至晚明时期才开始流传有序的收藏。帖上的钤印和题跋对鉴定作品十分重要，可以揭示出该卷在不同阶段的收藏者、版式、文本的空间顺序。从《行穰帖》上的宋徽宗、董其昌、乾隆等人的鉴藏印来看，此卷的真实性可以被证明，这些钤印围绕着王羲之书法而建立的文化传统，是这一传统的见证者与守护者。尤其是乾隆所题的三处题跋和九方钤印，以压倒性力量注入了他的帝王气息。中国的书法传统建立在个人主义创作的谱系之上，一幅书法作品呈现了书写者的真实形象，当王羲之作品的收藏在不断变化时，书法作为个性的表达仍保持不变。这类富于表达的笔迹风格代表了崇高的美德，被皇家收藏欣赏，而《行穰帖》正是皇家接纳个人美德的终极证明。在国家的消耗与再造中，王羲之的作品不断流入流出，又回到后世帝王的内府收藏之中，是帝国不断占有、丧失、又重新建立书写文化的最终代表，也是一部帝国再造自身的文化史。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教授发表了题为《从图像资料看中国明清时代的歌唱文化》的论文，以明末清初文学家冒襄为线索，通过图像资料以性别视角对当时江南文人社会的具体形态进行了分析。冒襄家有戏班，也负责教授歌唱，是研究戏曲、歌唱文化的重要人物。除冒家家班外，泰州俞瀫家的女乐也广受关注，大批名士、遗民都是俞家座上客，因清顺治年间撤销教坊、废除女乐，俞家女乐大受欢迎的背后是遗民对明朝的无限眷念。许多戏曲的插图都为当时的女乐留下了图像资料，但仅从图像资料很容易陷入只有女性才从事戏曲演唱的误区，事实上当时也有少量的男性歌者。有关歌者的画作均以女性为中心，若考虑到欣赏画作的多为男性，这种性别比例的失衡也并不意外。图像资料中仍有少数特例，比如以冒襄家男伶徐紫云为题的画作《迦陵填词图》、《紫云出浴图》等，表现了紫云出浴的香艳场景，说明了男伶仅在男扮女妆时方能入画，这也反映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演唱文化与社会生活。

九位学者的发言以及与听众之间的充分互动，引发大家对“宗教、文学与图像”这一主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当我们扩展历史研究的资料，从绘画、书法、雕塑、插图等材料出发考察当时的宗教、文化与社会时，是否可以得出与文献资料所反映现象一致的结论？如何理解图像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差异和互动？各类材料是否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宗教、文化提供新的角度、方法和问题意识。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中，东京大学的高见泽磨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教授先后发言，一致表示今后要继续推动三方合作，并就明年会议提出新的期待。会议最后，复旦大学的杨志刚教授致闭幕辞，并欢迎东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明年前往复旦参加将于2015年12月举办的第五届FTP三校合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