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史丛刊”第二辑第一种、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周保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

  印刷术肇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这种观点如今已是常识，从以往中国印刷史的相关记述大致可见，人们对宋代的论述耗费了许多篇幅，而对宋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明清，只停留于比较简单的陈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倾向，存在几个原因。第一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印刷史都是仅仅作为技术发展史。技术史家的着眼点在于某一技术被发明的时间点，对这之后的发展不太关注，这种情况似乎颇为普遍。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先于德国人Johannes Gutenberg（约1400-1468，西方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在中国印刷史上，中国的活字印刷被大书特书，仿佛失去了轻重平衡。

  事实上，采用活字印刷的常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部分富豪（在此意义上，由乾隆皇帝命名的“聚珍版”颇具象征性）；相反，廉价的坊刻通俗书籍则是由木版印刷。这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偏重于宋代印刷、重视活字印刷，以往的中国印刷史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书写而成。笔者则对这些印刷史的叙述持有怀疑。

  晚明时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首的白话小说的出版数量显著增多，煌煌巨著开始刊行，之前所出的白话小说与这无法相比。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在当时白话小说流行的现象背后，是否整个出版业更为普遍地繁荣昌盛？就这样，笔者开始了明末出版文化的整体研究。

  本书首先研究明末书籍出版量的实际变化及其背景，其次探讨其学术及社会影响。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下的现象，它又是如何规定了明末以及此后社会、文化的走向？这项验证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