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蒙古化、礼俗改革与全球史中的东亚

——读张佳新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葛兆光

 一

对于东亚和中国历史来说，十四世纪下半叶的元明易代相当重要。横跨欧亚、拥有众多民族、笼罩不同宗教的蒙元帝国，再一次收缩成为与两宋相仿，基本以汉族为主、主要疆域为十五省的明帝国。我始终觉得，如果要从民族、疆域和文化上来讨论东亚史或者中国史，那么，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

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性转折，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我称之为 “去蒙古化”的运动，而这个“去蒙古化”运动在那个时候，又被朝廷、官僚和士大夫以“重建礼制”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传统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在新王朝的疆域内“去蒙古化”，实际上是确立自身政治合法性与文化正统性的一种措施。然而，虽然“去蒙古化”也许只是新王朝建立后的策略，但是，要证明这个新王朝的价值，就要证明前朝异族文化的野蛮，要强调这个新革命的正当，就要强调自己延续了伟大的文明，要确立新文化的意义，就要在各个领域把旧文化驱逐出去。所以，明代初期的“去蒙古化”，不仅仅包括简单的“禁胡服、胡语、胡姓”，也包括洪武年间对服饰制度的规定、对婚丧制度的管理、对等级制度的强调、对各种礼仪风俗的规范，官方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整肃，试图恢复汉族传统生活规范、重建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以及塑造上下有序的政治秩序，从文化、风俗、文献甚至血统上，泯灭蒙古的存在。而这一切即这部书标题中所说的“新天下之化”，都被明朝官方用神圣的“制礼作乐”的形式包装起来，因为，古代中国的礼乐制度据说来自古代周公、孔子等圣贤，而且有中国古老的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同时又被主流的儒家士大夫所习惯和拥戴。因此，从表面来看，十四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就好像在上演一场平庸的、重复的复古戏剧。

但是，这出戏并不简单，要知道这个传统汉族中国的主要区域，虽然只经历了蒙元一代九十年的“胡化”，但是，如果算上幽燕之地，自从五代石敬塘割讓燕雲十六州，北方这一片土地直到这时，才再度恢復為汉人统治的疆土。由五代到明初，已经差不多四五百年了，一些地区所谓“胡化”已经相当严重。因此，从族群、文化、观念的角度说，明初礼俗改革这种看上去老掉牙的戏目，由于针对的是长达九十年的蒙元时代，甚至针对着更长时间的辽金时代，因此，旧内容就演出了新意思。张佳博士的这部书，讨论的就是过去讨论得并不充分的这一“去蒙古化”的过程，他细致地研究了洪武年间的服饰改革，指出这个看上去只是涉及冠裳服饰的改革，背后涉及的却是重建传统社会秩序；他也仔细研究了明初对于收继婚、蒙古色目人婚姻、同姓不婚和中表禁婚的规定，以及对于火葬、丧礼、丁忧制度的规定，指出这些看上去只是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整肃，其实涉及恢复传统纲常伦理；他还仔细研究了有关明初清除胡姓胡名胡礼的努力，这一努力正是在记忆世界中，把蒙古等“异族”的时代从历史中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被自称为“新天下之化”和“正天下之统”的时代，尽管我和作者都并不认为这个“去蒙古化”过程有绝对正当的理由，甚至可能它还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挫折，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主要只在洪武一朝数十年（当然此后建文、永乐两朝仍有延续），但已经足够深刻地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论后来长达两百八十年的明代文化走向，还是十七世纪中叶明清易代之后清朝之文化政策，明清两代都不能不理睬这个“去蒙古化”过程的影响。在明代，是汉族文化确立强势之后，将如何接纳和消化原来的蒙元文化，让它嵌入和融化在汉族文化中；而在满族统治的清代，是如何在汉族文化业已重新笼罩两三百年的区域里，继续和凸显异民族特别是满族的文化，使其彼此相融？

二

张佳博士的这部著作，讨论了明初洪武一朝的礼制重建与移风易俗，在这里，我还想对“礼制”的研究，说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很长时间里，“礼”无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且不说“不学礼，无以立”这样的圣人教诲，也不说古代经典知识“六艺”之中既有“礼”又有“乐”，甚至不必说五经之中有《礼》，十三经中更有三部“礼”的经典，就是用现代的话语来说，我以为，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常常就是属于“礼”的范围。古人说，“礼者履也”，孔子所谓夏商周三代之礼他都“能言之”，不仅说明礼仪之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而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说明礼仪是一个活的制度，它因时代而损益，而孔子最重视的就是，如何协调和重建当代即周代礼仪。

不过，有关“礼”的学问，过去往往是经学家或者经学史家的领地。其实，如果讨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中真正起作用的，活生生的古代中国“礼”的建立、改变和崩溃，其实，更应当是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问题。无论是汉代叔孙通以庄严典礼凸显皇帝权威，还是西汉末王莽模仿周礼重建新朝的社会主义秩序，还是宋人借用古礼回溯三代试图重建辉煌，还是张佳这部新著中所描述的，明初用重建礼仪制度来“去蒙古化”，其实，“礼”的作用都不在经典文本书面文字，而在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和日常生活。仅仅像经学家那样“独抱古经究始终”，显然并不能解决历史问题，仅仅是在经典中“涵咏注疏探奥义”，也无法真正看到社会制度的变化。某种古代礼仪重新复活，或者重新严厉化，成为官方的制度规定，其实总有当世的用意。我一直强调，古代思想观念常常需要通过“制度化”（经由官方规定）、“常识化”（通过教育与考试）、“风俗化”（借助地方士绅和官僚推动），才能够在生活世界中真正实现。其中，特别是“制度化”，更是礼仪制度真正成为生活规范的途径，也是由“礼”成“俗”的关键。明代初期尤其是洪武一朝的“礼制重建”，不就是这种把经典制度化，把礼仪法律化，把观念风俗化的过程？张佳博士在这部书中，不仅指出了官方如何通过乡里教化体系宣谕这些礼俗，也指出了明初的士大夫和地方士绅，又如何响应这种礼俗改革，加入重建汉族政治、社会、生活的大潮，正是在这种皇权、士大夫官僚和地方士绅的多重合力下，明初才完成了这一“去蒙古化”的礼俗改革。

它一方面使得“汉族的”经典、文化和思想，再度成为“中国的”经典、文化和思想，一方面使得古代中国政治主导文化，皇帝控制秩序的旧传统，再度成为中国的新传统。想想后来明代覆亡之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反思，就可以醒悟这种“历史的宿命”。

 三

西洋和东洋的很多学者特别看重蒙元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中国进入了世界史，或者蒙古时代本身就是世界史。那么，当明王朝把自己的疆域又重新收缩到本土十五省，甚至说嘉峪关以外“皆非我土”时，中国是否又从世界史中剥离出来，光荣孤立回到中国史甚至汉族中国史了呢？其实并不尽然，历史很有趣，这个时代，可能只是中国面对的世界，转了一个方向，从重点面向西域，转为重点面向东海南海，东边的日本、朝鲜、女真、安南，以及自南海九万里梯航而来的西洋，与中国又一次构成了新的“世界史”。

在张佳博士新著中描述的元、明嬗代（1368）之前，日本进入了室町时代（1338），之后不久，朝鲜李氏建国（1392）、安南黎氏取代陈氏（1400）。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取代蒙元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不仅凭借重建礼俗，对内强化了汉族中国的政治秩序，对外也在致力于重建中国中心的册封体制，重整周边异国往来的礼仪等差。不过，一方面由于西北通道已经不太畅通，一方面军事控制力确实已经远不如前朝。因此，明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接受礼部尚书牛谅建议，把对明帝国周边的祭祀，下放给各个边缘区域负责，不再作为中央王朝的祭祀，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明帝国不再像蒙元时期那样，可以气吞万里，把天下都看成是“咱每的”，而是对周边诸国之策略有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似乎又像宋代一样，把这些“异域”再度看做“外国”，史书中说，“其外国山川，亦非天子所当亲祀”。因此，由广西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锁里，广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附祭高丽，陕西附祭甘肃、尴甘、乌斯藏，而“京城不复祭”。

与此同时，明王朝的周边也变了，一种被后来称为“自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在各国越来越明显。新兴的李朝朝鲜在走出蒙古影响下的高丽时代后，重新调整对中国和日本不同于过去的交往姿态，屡次派出使臣试探明朝的态度。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他们遣使到明王朝去陈情，表明李朝夺取高丽之政权，乃是不得已，希望明朝接受，明太祖一方面表示接受朝鲜的政权变更，同意用“朝鲜”为国名，一方面也意识到朝鲜在政治与文化上有离心倾向，所以，时时威胁和提醒朝鲜国王，“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但李朝太祖却认为，这只是明太祖威胁小孩子的办法，觉得朝鲜只要“且卑辞谨事之”就可以了。同样，十四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也在寻找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以改变由于抵抗“蒙古袭来”而导致的孤立状态，特别是试探大明王朝的反应。他们一方面与明王朝作出分庭抗礼的姿态，怀良亲王（1329-1383）给明太祖的信中就说，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你虽然很强大，但是“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你如果来犯，那么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本绝不会“跪途而奉之”。另一方面，稍后执掌政权的足利氏又开始积极寻找与李朝朝鲜以及大明帝国的沟通契机，甚至愿意用谦卑的方式，重新加入朝贡体制，接受明王朝的册封，这显然是一种策略。如果再看越南，情况就更有趣，在蒙元时代，安南虽然受元帝册封，但“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他们不仅曾有自己的年号（绍隆），陈日烜甚至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自称“大越国主”，还有了“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称号。一直到洪武三年（1370），虽然接受明朝册封，勉强成为朝贡圈中的一份子，但常常不受约束，明朝也只好承认他们“限山隔海，天造地设”。尽管后来的永乐皇帝曾想把安南也“郡县化”，但并不成功，在屡次打败明朝军队后，它的自国中心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厉害，仍然自称“大越皇帝”。

如果说，这种复杂纠缠的关系，重新形塑了一个（与蒙古时代世界史不一样的）面向东方的“世界史”，那么，重建礼俗之后的明王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给这个原本曾经在汉唐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发出了什么信号？周边诸国又将如何回应这个（与蒙古时代不一样的）新王朝？其实，这里也有很多交错的文化史问题。

四

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常常由书想到人，在这里，我也要向读者略微介绍一下作者张佳博士。

张佳博士是一个谦虚和朴实的青年学者，无论在为人，还是作文上，都非常认真和低调，绝不张扬。现在，有人常常是半瓶醋晃荡，但他往往有十分，却只是说六、七分。有一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在他这部书稿的前身即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曾经几次建议他直接用“去蒙古化”作为关键词，也许他觉得这一提法太过扎眼，他认为，在不能完全有把握全面论述清楚这一点之前，他不愿轻易使用这一高调的提法，素来偏向扎实朴素学风的他，宁可采用《洪武礼制改革》这种老老实实的题目，这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如今媒体文化风格大行其道，学术也只好哗众以取宠，年轻一代学者中难得有这样低调而沉着的学风。这不是我夸张的说法，张佳博士是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出身，自从2004年到清华大学跟随我攻读硕士以来，已经十年过去了，一直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作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历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质量的论文，在当下学术氛围中，像他这样仍然愿意踏踏实实从最基本的文献进入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实在难得，更难得是他不仅功底扎实，而且思考问题细密，文字表达能力也极为出色，只要读一读，你就可以看到，这部书的叙述非常清晰而且流畅。

也许，这一切都不用我多说，读者只要看看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张佳博士新著，也许就可以一目了然。

                                          2014年5月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