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转载自《文汇·教育》2014年3月27日
史景迁，原名Jonathan D.Spence，1936年生于英国萨里郡，耶鲁大学荣誉教授；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魏斐德并称“美国汉学三杰”。“历史因充满偶然性而极富魅力。”这是史景迁对于历史的一个基本看法，他也用“历史的偶然”来解释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原因。
本周，史景迁在复旦大学做学术讲座，与学人分享他“切入”历史研究的视角，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时遇到的各种有趣的、幸运的“小事”，以及他对于史料的独特处理方式。复旦演讲，是史景迁此次中国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史景迁不仅在专业领域拥有极高的威望，也是公认的很会讲故事的美国史学家。他曾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写康熙，极尽历史想象,“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学人眼中的史景迁
金安平（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妻子）：
在西方写中国历史，如何把遇到的一些困难看成是好事，我从史先生身上学到了一点。
史先生常常说，在西方写中国历史，要用最好的方式来把问题写得很明确，不要用太多的人名、地名。因为西方人无法抓住这些不同的名字，如果把他们搞得很糊涂，他就没有办法跟着你的故事走。所以，要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讲故事，非常重要。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西方书写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不管他是历史家也好，文学家也好，看过他给你带来的作品，你就知道，他是真对历史这个东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学历史的人，不是单纯地说进入历史这个行业，按部就班，先做讲师再做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就能达到历史的顶峰—这样写不出好的历史来。从这一点来讲，史先生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讲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历史，这本身很让人感动。
我很喜欢康熙，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很灵活，这个灵活性一直吸引着我。
我在英国长大，在英国剑桥大学学历史，特别是宪法史。后来到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必须学各种各样的课程，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历史。随后，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有许多东西都吸引着我，不少还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当然我运气很好，遇到很好的老师，有一些名师给了我指点。
我对康熙这个历史人物很有兴趣，记得当时在台北故宫（还没有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封存的档案中，看到康熙的朱批奏折，一边是奏折，旁边有红笔字迹。我感觉自己很想了解康熙这个人。要了解的只是一个皇帝，但同时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曹寅。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祖父。于是我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博士论文。我很支持历史的偶然性，而这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
在研究康熙和曹寅的过程中，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康熙怎么处理以前已逝去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后来又怎样影响了整个清朝的发展和走向。
比如，康熙皇帝是年纪较大后才好好学汉语的，朱批上面，康熙有时候还会写错字，再把它抹掉。举个例子，康熙经常把密折的“密”字写成蜜蜂的“蜜”。
所以，做历史就是从理解一个很具体的人开始—这个人是皇帝，那就从这儿扩散开来。当然，从这样一个环境里慢慢产生的，还有曹寅的家族。我也读了《红楼梦》，对我来说，整一个都是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解当时历史环境的过程。
我研究康熙后，有机会接触很多材料，这就让我从一个问题引发到另外一些新问题。康熙日常要处理一些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像三藩之乱，其中还牵扯到康熙当时做的一些决定，有的决定是一种冒险。
比如，康熙收复台湾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派军队去跟俄国交锋也是，他做这些决定不一定能想到后来的结果。再如对西藏的处理，牵扯到整个中国疆域的关系，这些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的。
由一个问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我通过康熙，对当时整个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些过程当然最后写在书里面。我在书的一开始就说：曹寅是满洲的一个家奴，可是他很有影响力。他是内务府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家奴，并从这里头扯到整个疆域的发展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研究的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最后让我理解到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它也越来越吸引我进入中国历史。
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苏联专家，很多外国人可能都带着好意，想来“改变中国”，但他们到底解决问题了没有？
从研究康熙处理外交的方式，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写了《改变中国》一书。《改变中国》即将出版，它之所以还没出版，可能是因为出版局觉得史景迁先生想要改变中国，所以要多审审。后来他们觉得是利玛窦要改变中国，而不是史景迁要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一直讲到20世纪，像早期的利玛窦、南怀仁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后，生活在中国，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都用汉文来书写、表达自己的意识。他们生在中国、死在中国，但这些人到底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再后来经历了不同的皇帝，到了清朝末年，有很多外国专家、顾问来到中国，试图帮助中国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真的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吗？这都是很大的疑问，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比如说，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曾教中国人世界语，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再如，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后，帮助过各个不同地方的实力派，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后来我也研究西方人怎么看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这里面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还蛮复杂的。
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从康熙开始，有各种各样外国专家顾问来帮助中国，可中国基本上都拒绝了这样的“帮助”。这是一种抗拒的状况，或者说不接受，或者是当时的整个发展没办法让中国按照西方这些外来的压力改变。从早期的外国“顾问”，甚至一直到1950年代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最后他们都离开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从研究康熙开始，我同时也会想到它的相反面—另外的一个极端会是什么，可能是很穷、生活在很下层的一些人。因为偶然性，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就是清朝人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里面有一些审案子的事，其中有一份我写过的“王氏之死”这个案例的验尸报告，记录的都是很具体的东西。我突然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事件，我在想象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位女士连名字都没有，在山东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当时的社会情境是什么。
胡若望的疑惑，其实是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疑惑。
我写过的许多东西都跟宗教有关，这当然是因为中西文化碰撞所引发的一些议题。康熙接触过很多的西方传教士，我从康熙写到利玛窦，此外还写了《胡若望的疑问》。
胡若望在广州信了基督教，在18世纪初跟着传教士前往法国巴黎。其实，胡若望去法国是有计划的，他想要了解欧洲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到了巴黎后，发现自己根本不能适应那种状况。这个广州人到了巴黎，所有的行为都是很奇怪的。他不会法文和其他欧洲的语言（当然现在一些温州人到了巴黎，他们不会法语也可以过得很好，但你要知道，这当中隔了好几百年），接触的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最后被法国警察当成是一个疯子，被送到疯人院里去了。还好后来法国当局认为这个人也没犯什么罪，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还是把他送回中国。
胡若望的疑惑，其实是他这个人让我觉得很疑惑：胡若望的整个经历里，到底反映了怎样一种中西文化碰撞的经历。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我这一辈子就在干这个。材料在那里让我碰到了，我假如不去思考，不就浪费掉了吗？
所以，我所讲的历史写作、历史书写、历史想象当中，有很多材料是大家也都看到的，可是我看了以后，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我会注意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人物，他们是社会上的走方道士也好、贩夫走卒也好，等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掌握以后，我再联系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开展研究。可以说，有些细节是别人不那么去注意的，但联系到比较大的、宏观一点的背景，然后与大家都清楚知道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这样，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小的事件就变得很有意义—它丰富了我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本文根据史景迁的讲座内容整理，有删节。）
历史书写最终要归结到具体的人
转载自《文汇报》2014年03月25日
记者：黄纯一
昨晚，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复旦大学进行了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讲座，这也是他为期一个月的中国行的最后一站。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 (Alden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是他的导师之一、明清史学家房兆楹给他起的，寓意是研究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而史景迁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遵循的也是《史记》的精神。在昨晚讲座的最后，有听众提问：假使真的遇到司马迁，你会怎么样？78岁的汉学家笑答：“喝个啤酒去吧。事实上，我会讲话结巴，脸红地告诉他，你是我最喜欢的史学家。”
研究中国历史是个偶然
从1965年出版第一本《曹寅与康熙》起始，史景迁已有15本独自署名的著作。其中，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康熙》和书写小人物的《王氏之死》最为著名。《康熙》在1974年出版后，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
而史景迁的大弟子、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则认为，他擅以优美文笔，将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
在昨晚的讲座上，史景迁表示，自己成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他在剑桥大学读的是宪法史，到耶鲁念书后，才接触了中国历史，从而产生兴趣。而之所以开始关注康熙，也是因为有机会在台湾看到了朱批谕旨，“想要了解这些材料背后，康熙当时内心的想法。”
史景迁认为，通过还原逝去的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他就能了解这些大人物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了种种影响整个国家命运的决定。而另一方面，康熙还让史景迁产生了某种亲切感：“我发现，他也在是很大年纪的时候才开始好好学习汉语，他还会写错别字，比如把‘密’写成‘蜜’。这和我自己有点像。”
从研究康熙的外交方式出发，史景迁的研究角度转向了当时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史景迁说，这是一个至今吸引他的历史问题，从康熙的时代开始，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利玛窦、汤若望，这些西方人到了中国之后怎样？”
如何研究“人”：从心态到环境
在研究康熙、雍正这些大人物之外，史景迁也有两本以小人物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我在耶鲁图书馆看到清人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其中有一份王氏的验尸报告。”史景迁说，“我就开始想象，这个连名字都没有、死于丈夫之手的普通妇女，她当时的生活环境究竟是怎样的？”
怎么从历史文献中还原出整个历史环境？这样的历史想象的基础和动力在哪里？郑培凯也代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相同的文献，你如何选择属于自己的处理方式？”
对此，史景迁表示，一旦和史料相遇，他会觉得如果不去努力搭建历史情境，就是一种浪费。“贩夫走卒，对别人而言可能就是四个汉字，但对我而言，这是一群需要通过想象还原的具体人物。”正是那些别人不曾注意到的、具体清晰的细节构成了史景迁历史叙述的重要特征。
他的妻子、同为历史学家的金安平引用了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否则必定都是空谈。”她认为这句话用来谈史景迁的历史研究，也很恰当，“先从人的心态研究起，再延伸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金安平还透露，史景迁历史叙述文体的形成，其实还和“在西方书写历史”的特定障碍有关。“故事要讲得详细，但不能用太多人名地名，否则西方读者会被弄糊涂。”然而，当史景迁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中国的历史之后，原本的障碍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他对叙述的文体非常重视，能放到附录里的名字一定不出现在正文中。史景迁的书之所以在西方受欢迎，是因为他用美妙的文体提供了一种西方读者读得懂的方式。”金安平说。
“为什么中国人对我这么感兴趣”
转载自《东方早报》2014年3月26日
记者 刘欣 郑诗亮
整个3月可以被称为史景迁之月。前天晚上，他在复旦大学完成了此次大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
“史景迁风潮”是2月28日从北大发端的，此后北京的几场，再加上成都、西安、上海，所到之处，其火爆程度有如春运抢票，淘宝“秒杀”，复旦场的200张票在半小时内被“抢”光，这位现年78岁的美国退休教授，成了华人文化圈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史景迁系列著作的最新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告诉早报记者，史景迁来华，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大大拉动了书的销量。上海远东出版社也曾在2005年推出“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并称：“此套书卖得不好，压了数年，多亏史景迁先生此次来华，否则不知搁到什么时候了。祝先生中国之行愉快！”
史景迁对于此次在中国受到的明星级待遇似乎也有些始料未及。他在北大和翻译一起吃饭时问他的翻译：“我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写作和演讲，为什么中国人对我这么感兴趣？”翻译回了一个字：“帅！”
这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有着1.8米的大高个，虽然已年近八秩，看上去依然挺拔俊朗,与英国影星肖恩·康纳利有几分神似。尽管在前天晚上的讲座上，他看起来疲惫、苍老，也不妨碍没能领到票的观众挤在演讲大厅的楼下收看直播。其实，这次讲座的题目与前几次的并无区别——“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然而，他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史景迁是谁？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而他的老师，写《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的芮玛丽（Mary Wright）恰好是费正清的学生。他还有另外一位老师，明清史专家房兆楹。他的妻子则是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金安平。如今，史景迁与孔飞力（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
史景迁说，他研究中国史，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偶然”。1959年，史景迁23岁，在剑桥大学修英国史，特别是宪法史。“整个研究的基础和材料都是国外的”，因此，他去美国耶鲁大学做了交换生。在那里，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发生了转变。
在耶鲁，研究生必须读各种各样的课程，这时候，还被称作Jonathan D.Spence的史景迁这才接触到中国历史，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择修习中国历史后，史景迁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另一位就是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史景迁开始学习汉语，练习繁体字。不久，他被芮玛丽介绍给了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史景迁说，房兆楹对他来说，是至为关键的一个人，后来这个风行全球的名字“史景迁”，就是房兆楹给他起的，“做历史当然要学习司马迁。”
房兆楹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夫人是燕大历史系毕业的明清史专家杜联喆。二人曾在1930年代赴美，参加清人传记写作计划。
在房兆楹的帮助下，史景迁得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那时还不在台北）看到康熙的朱批奏折，“当我把奏折拿在手上的时候，看到那些红色的字迹，就很想了解这个人。”继而，他发现了一个与康熙有关的特殊人物，就是曹寅。如此，就有了他的博士论文，现在广为人知的《曹寅与康熙》。
《曹寅与康熙》一出世就颇受关注，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历史学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书写历史。史景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发现康熙在不断使用‘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当时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让康熙自己来重新体验他的帝王人生呢？为什么你要不断地说‘康熙肯定这样想过’，或者‘康熙今天可能病了，所以上朝迟了些’，而不让他本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是这样做的，这确实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部分借鉴了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提出的人生七个阶段理论。康熙是帝王，但也是一个人。他的人生轨迹与莎士比亚对人生阶段的划分大致吻合。为什么我不能从这个角度描绘一个真实的、有人性的康熙呢？”他成功了，这本书为他赢得了一个“珀特尔论文奖”，也为他赢得广泛声誉，并开启了他的畅销书之路。
史景迁的走红
1990年，出身北大梵文专业的陆扬在维也纳大学读了3年的藏学与佛学研究后，欲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余英时先生的门下。他还没有正式进研究所之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刚刚出版，于是陆扬特意从图书馆借来拿回家看，这是他读的第一本史景迁的书。“书从头读到尾，应该说是很喜欢的，第一印象是文笔很能打动人。它的时间跨度是从晚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内容我还算熟悉，尽管如此，读完全书，依然很受触动。他笔下的丁玲我记忆是最深刻的，他的写法让你觉得丁玲‘左倾’、去延安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他从丁玲的生平中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事件组织起来，文笔有感情却又不煽情，当时给我留下很不错的印象。”
那时距史景迁的书被译介到中国大陆，还有15年。
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尼克松访华不久后的1974年，他与14位耶鲁大学的教授一起到中国转了一圈，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些“标准的大城市”，而其中的一位数学教授受到了明星级待遇，他认为，“那时的中国人热爱数学。”而他自己，则“什么粉丝都没有”。
1980年代后期，史景迁受北大之邀，再次来到中国，做一些客座研究和资料收集的工作。他在媒体访谈中曾表示，那时他的中文说得不好，没法和中国人交流，并且，在北大，他也“被禁止随意出入”，每次出去，都要解释出去的目的是什么。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史景迁已经是美国汉学的重镇。1980至1990年代间，他的著作集中出版。陆扬于1996年至2011年间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等大学任教，“在美国大学教本科，几乎没办法不用史景迁的书，”陆扬说，“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虽然不能说有多么深刻，但对美国学生来说很适用，很难找到一本能与之相比的书，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对美国学生来讲，通过这本书，可以对中国古代帝王的心理有最直观的了解。”
2000年以后，史景迁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视野中。2002年夏，北京《读书》杂志、香港《明报》“世纪副刊”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共同组织了“炎炎夏读99”活动，请两岸三地的九位文化人 ,各自为大学生推荐11本书。在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的书单中，由台湾时报公司出版的史景迁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之旅》（大陆译名作“追寻现代中国”）排在第六位。
200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了“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包括《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共8种。尽管这套书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但这是大陆读者第一次能读到史景迁作品的中译本。与此同时，史景迁已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在专业领域内拥有崇高威望，在美国出版市场上也拥有大量读者。
然而中国的读者却没那么快地接受他。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被引进后，出乎意料地遇冷，只在历史专业领域内引起了有限的反响。
在学术名家的不断推介下，史景迁独特的历史书写风格最终被大众接受，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
以史景迁最畅销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为例，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云国说，史景迁的著作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和他对历史的独特表述方式是分不开的，“他通过写山东郯城县的一个小人物，把当地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经济情况糅合在一块，以一个小的切入点展开了一个宏阔的时代，这样就把历史写鲜活了”。
虞云国自己也写过《细说宋朝》、《水浒乱弹》这样的历史通俗读物，他说，史学现在正在不断地大众化，历史走向民间也是一个应该坚持的方向，但中国史学界在历史普及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学者比较鄙薄历史学入门读物、通俗读物，但是如果写得好，就能做到既让普通读者喜闻乐见，又让专业学者感到书中有独到见解，这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得很好的。”在虞云国看来，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正是“这两者比较好的结合”。“史景迁式的表述恰恰能够让普通读者接触比较正确的史观和史实，这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或许，正是这种“供求关系不平衡”，才导致了此次令史景迁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史景迁风潮”。
史景迁的天赋与局限
在史景迁的朋友圈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应该就是余英时了。陆扬作为余英时的学生，曾见证过二人的交往。“我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时候，史景迁陪他夫人金安平来做过演讲，结束后和余英时先生等陪他们晚餐。”陆扬说，“余先生和史景迁合作多年，是极好的朋友，无论趣味、知识，都很相投，彼此强烈地欣赏。余先生在耶鲁历史系任讲座教授时，史景迁也是同系的讲座教授，他们在耶鲁相处的十年，可以说是各自生涯中深具创造力的十年。”
陆扬并不讳言，由于史景迁接受的还是属于上一代的汉学家训练，“这使得他在解读中国古典文献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有时需要精通汉语的学术助手提供帮助”。但是，据协助过史景迁的学者说，“他对材料的领悟力极高，可以很快找出重点。有人评价史景迁的写作方式是后现代，其实也不是这样，不要说后现代理论，他对理论本身兴趣就不大。”
陆扬说，虽然对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史景迁的著作现在更多在教学的时候会用到，从专业角度来讲已经不满足了，“但他的《太平天国》依然是让人佩服的一本书，临场感、情境感很强，背后有很强的来自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撑，这就和小说的虚拟性区别开来了。”
钱锺书曾半开玩笑地说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台湾学者汪荣祖同样认为史景迁的写作技巧高超而史学修养不足。另外，史景迁对汉文材料的释读也常常为人所诟病，例如在《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这部书中，他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饮”；把“岁久成帙”理解成“时间长了，成为习惯”，而实际的意思是“时间长了，记录的文字累积成册”。
但是，陆扬认为，钱锺书那个略带揶揄的评价恰恰说明了史景迁的历史想象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其史实根据。“如果钱先生说他是个‘成功的小说家’，在我看来反而会是个悲剧。要给史景迁的史料解读挑毛病当然是很容易的，这本非他的长项，他写作时的视角才是他最大的长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史景迁的史学功底不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认识，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对西方关于清代的很多研究，尤其是晚清史研究，比如太平天国，我们比较隔膜。”
“学术的面向应该是多元的，比如史景迁写过《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是围绕曾静案的，早在此书之前，王汎森是第一位对此案的政治文化意义做详尽研究的学者，写过一篇精彩的长文，从大量原始文献中爬梳出此案脉络，文章也极具临场感。但即便如此，史景迁的作品依然有其价值，读者不妨对照两者，可以领略不同史学手法的特色。史景迁的叙事天分是别人想模仿也模仿不来的，让史景迁自己总结他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我看他是很难总结出来的。他是一位凭天赋和本能来写作的历史学家。”陆扬说，史景迁的美国读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美国本科生，他们主要通过课堂阅读了解他的著作；二是思想比较自由多元的美国上层知识精英，美国形容这类知识精英有个说法叫West Side intellectual，因为他们中很多代表人物住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西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还培养过很多后辈历史学者。陆扬在普林斯顿任教时曾多次参加过甄选博士生的工作，读过好多封史景迁为学生写的推荐信，也读过他为同行谋职写的推荐，“史景迁对人的判断往往很准确。他培养的美国明清史一流专业学者在数量上应该是仅次于费正清的。从这一点来讲，他是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宗师级人物。”陆扬说，史景迁给《纽约书评》写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论著的书评，“中国读者读过史景迁书的人很多，但看过他写的书评的人恐怕不多”，“往往写得精到，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史学判断能力是一流的”。
当然，陆扬也看到了史景迁的局限：“我和他的好几个学生做过同事，他们有时也聊到这一点。史景迁还是偏向美国史学那一面，他培养的学生和中国近现代学术传统是比较疏远的，和中国学界的联系也不算密切。这和费正清的传统似乎有点关联，他们都不特别看重中国的学术脉络。我无意对此作出褒贬，只是试图做一个客观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