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新刊”栏目主持人语

孙英刚

      中国内陆亚洲边疆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关心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趋势将始终延续下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沿着西北丝绸之路展开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在强调内陆边疆的重要性和持续的研究潜力的同时，如沈丹森（Tansen Sen）教授在本文中指出的那样，可能需要我们也对海上中国的研究加以类似的重视了。中国海上边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似乎被低估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他将海上因素视为“次级”元素。传统的研究也一贯延续了将中国视为孤立文明的倾向，认为海上边疆是中国文明扩张的终端。近些年，随着柯胡（Hugh. R. Clark）等学者的提倡，对中国作为海上文明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沈丹森此文，可视为这一学术潮流中的一环。自从他关于中印长距贸易及宗教交流的专著之后，他更加强调中国历史的亚洲史和所谓“世界史”的语境，从根本上否认中国是一个孤立的文明——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和梅维恒（Victor Mair）最近出版的《亚洲和世界史语境中的传统中国》一书中。
      此文在某种意义上对传统所谓朝贡体系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尝试性的挑战和补充。作者利用不同来源的文献，详细梳理了11-15世纪中国在印度洋沿岸的活动，从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马拉巴(Malabar)到孟加拉（Bengal）地区，揭示了之前遭到忽视的事实和细节，而这些细节却对我们理解中国当时对印度洋沿岸港口国家的外交，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15世纪初明朝政府对古里（即卡利卡特，Calicut）和柯枝（即科钦，Cochin）两个印度洋政权进行权力平衡的政治操作。随着柯枝快速成为马拉巴沿海的主要港口，穆斯林支持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古里与柯枝进行竞争。而明朝却授予柯枝特别地位，将其纳入封禅异邦之山的层级，正如作者所论，背后的原因是明朝决定支持一个新兴港口（即柯枝）超越阿拉伯控制的古里。郑和头两次航行的目的地是古里，之后却不再如此，1416年后古里派往明朝的使团也下降了。作者根据葡萄牙航海家的记载，更加佐证了古里排斥华商、支持穆斯林屠杀马拉巴港中国人的史实。将中国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贸易图景中，使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脉络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作者看来，中国当时面对的环境和采取的对策，与其他文明并无不同，很多被赋予的特色，都是后期建构的产物。
      此文在方法论上有一定启发意义。即便是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文明也始终受到海洋上传来的文明因素的影响。虽然佛教主要以内陆传入中国，但是稍后以宗教和贸易等构建起来的长距联系，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除了外国商品、艺术品之外，在宗教和信仰上也具有一定的联系，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中印海上互动：宋至明初中国海上力量在印度洋沿岸的崛起

[美]沈丹森（Tansen Sen）

【摘  要】本文考察中国作为一支海上力量在宋代出现，以及在明代早期达到巅峰时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互动。经济需求、蒙古帝国争霸和明代早期统治者宣扬华夏文明的愿望，给中国经营海上边疆及更远区域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已通过贸易和佛教跟中国沿海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印度沿海，至此称为宋元华商、船舶和使臣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明代早期，这些交流因郑和舰队企图干涉南亚王国地方争端而变得更加复杂，尤其在孟加拉和马拉巴沿海。
【关键词】海上中国  印度洋  华商  柯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