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和胡适先后推重戴震之前，顾炎武无疑是清代思想和学术世界中典范式的人物。不过，作为历史记忆，不同时段的学者对顾炎武，其实有相当不同的印象。用时髦说法，就是在历史中一个人有“几张面孔”。这种莫衷一是的评价甚至影响域外，记得我前些年读朝鲜燕行文献，就看到朝鲜使臣经常提到顾炎武的伟大。像李德懋的《入燕记》就说顾炎武为明末第一人,“迹虽布衣，不忘本朝，不赴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此真大臣也，其所著《日知录》，可以羽经翼史”。而柳得恭则在《燕台再游录》里面称赞顾炎武，“将来必配食孔子庙庭惟此公，即属经济，所以谓之大儒”。前者说的顾炎武，好像一个出世的文化遗民，后者说的顾炎武，则好像一个入世的经世学者。

不过，这些历史人物一旦被重新唤回世间，有时也会催生一种思潮或一种风气。人们把自己的焦虑和愿望投射到这个典范人物身上，让死人说活人的话，让先辈做后人的旗帜，以便在这个大旗下聚起一群人，推动一个事业。段志强博士这篇论文中说的“京师顾祠”，就是在京师年年雅集的一批学者，通过祭祀这个先贤，借顾炎武当年的史地之学，推动那个时代才真正关注的西北史地之学。这篇论文讨论了后世被注意到的一些学者，例如徐松、张穆、何秋涛等等，把他们放置在政治大背景下，并细致地讨论了他们在当时士人群体交往之中的位置，更把这时的学问传播放置在刊刻、流通、议论之中，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学界讨论甚多的西北史地之学，赋予了更丰富、更合理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解说。

这篇论文更指出，开始于鸦片战争刚刚落幕之际的顾祠，“参与者多是热衷于对政局发言的士人，表明这项文人雅集活动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可是，仅仅说明这一点，并不足以呈现段志强博士这篇论文的要旨。这篇论文更有意义的地方，是他提出的“双重认同”这样一个相当有趣的悖论：“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战事大大促进了汉族士大夫对于清帝国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反抗清朝入主中原的明遗民的揄扬中形成的。”换句话说，就是在顾祠会祭中，“名节与忠诚”成为政治主题，但被祭祀的顾炎武，其“名节与忠诚”的基础恰恰是反清复明，即对现实政权的反抗。可当这种“政治主题”即“名节与忠诚”在两百年后被隔代用于道咸之际的时候，其目标却是为了保存现存政权即大清王朝。当道咸之际“士大夫的政治觉醒与自我拯救、（由于政治压力导致的）敏感而暧昧的政治舆论，以及身处京师这个政治中枢”几大因素汇聚在一起，刚刚过去的乾嘉考据学传统又被这些学问深湛的学者引入。这个时代的新学风既遥遥回应着顾炎武的某种学术传统，又指向当时政治关注焦点的西北，便引出了清代中后期的“绝学”即西北史地之学热潮，这才导致了王国维所说的，“道咸以降之学新”。

顾祠会祭中的西北史地学人

段志强

【摘  要】鸦片战争落幕之际，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以建祠和定期会祭的方式，发起对顾炎武的纪念活动，当时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几位重要学者尽在其中。依靠顾祠连接起来的人际网络，越来越多的学人投入到关于西北的研究之中，而西北边疆的知识也赖以流传，参与形塑着晚清汉族士人的帝国想象。顾炎武对于西北史地之学的意义，除学术榜样之外，更代表着对王朝的忠诚与士大夫的政治觉醒，这种象征意义折射出边疆研究与道咸政局的关联。

【关键词】顾炎武祠  西北史地之学  张穆  徐松  何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