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在这篇论文中，末木文美士教授讨论的是被称为“世界禅者”的铃木大拙（1870-1966）。中国学界对铃木大拙发生兴趣是在1980年代。当时，我也正在写有关禅宗与文学之关系的一些文章，铃木的论著当然是必须参考的。可是那时候铃木大拙的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只有台湾翻译过几种），我只好在北京图书馆借来日文本阅读。铃木大拙对于禅的说法，往往抽离历史背景，把禅哲理化或玄思化了，比如超越逻辑对立、进入超然境界、悟与无等等，比起当时主要能够用于参考的范文澜《唐代佛教》来，更容易用于禅宗思维与文学表现的解释，因此铃木禅在1980年代的中国，确实产生过颇大的影响。

不过，当铃木禅把禅宗抽离出古代的历史语境的时候，自身却被深深地嵌入现代的历史语境。差不多就在那个时代，原本比中国早得多接受铃木禅的欧美学界，却逐渐走出日本禅学的禅解释，开始对铃木大拙甚至日本禅学界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和反省。像维克多（Brian Victoria）、罗伯特·萨福（一译沙夫，Robert H. Sharf）等，他们开始追究那些看上去宁静的“禅者”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取向，他们不再把现代日本禅学研究者向西方刻意传播的禅思想和禅艺术，放在想象的思想世界，而是放回到现实的历史世界中去。特别是，他们指出，日本禅学者会有意夸大“日本禅学”（作为东方思想）和“西方思维”（或现代思想）之间的对立，这恰与二战时期日本所谓“大东亚圣战”中所凸显的东西方对立是一致的，日本宣传日本禅宗的思想和境界的独一无二性，多少是在西方面前凸显日本的优越性，其实骨子里面是一种日本民族主义。

这种批判性研究，也出现在日本学者中间，并促使了日本禅学研究者的反思。末木教授对于铃木大拙有关“日本式灵性”的研究，就指出“日本式灵性”这一命题的问题是，“既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佛教宣传，同时也有着民族主义的一面”，当他既指出灵性在世界上并无不同，却又凸显着日本式灵性的时候，就会“流露出日本中心主义性质的优越感来”，“这和主张日本优越性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完全吻合”。的确，对于日本禅学尤其是铃木禅学来说，在尊重它深刻和细腻的内部理解与心灵体验之外，现在也需要追问它复杂和纠缠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正如末木先生指出的，由于铃木大拙没有确立一种把异文化当作与“自我”相对的“他者”的观念，并且对于不同思想缺乏平等对待和客观理解，因此，日本禅被过分理想化和纯粹化，在铃木大拙那里，似乎成为普遍性的和世界性的精神或宗教，反而掩盖了内在的日本主义或民族主义因素。由此让我想到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也可以从中反思，为什么日本的铃木大拙能够成功地成为一个西方话题，甚至成为西方思想的一个批判性资源？为什么现在西洋和东洋的禅学研究者，能够对铃木禅学有如此自觉的批判性思考？

铃木大拙理解的“日本式”和“中国式”

——以《日本式灵性》为主的考察

末木文美士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

[摘  要]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铃木大拙的经历和其代表作《日本式灵性》一书，以及大拙访问中国与知识界交流的情况，然后通过分析“日本式灵性”这一名称及其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来照见大拙身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并提出其以禅为日本式灵性代表所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即非理论”和“人”的思想两方面来考察大拙对中国禅的理解问题。

[关键词]  《日本式灵性》  禅  “即非理论”  “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