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世界的佛法与王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孙英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3年10月10日至11日，“中古世界的佛法与王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何创时文教基金会合办。来自海内外佛教研究领域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推动佛教研究能在诸如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不同领域的交流等层面上有所深入。在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北美、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对彼此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和批评，也对佛教与政治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新的方法和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何创时文教基金会主席何国庆先生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葛兆光教授做了题为《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关于中古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研究》的主题发言，围绕三个主题展开论述：“从石母田正与黑田俊雄关于日本古代佛教与政治的研究说起”、“四至七世纪延续三百年的‘沙门’与‘王者’的争论与中国佛教在政治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与日本古代佛教的差异”、“‘追求正统’与‘赐额封号’：从中古佛教内部之冲突，看佛教与古代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葛兆光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讨论和回应。比如佛教内部的冲突从中古时代以后渐渐消褪，是否意味着佛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古之后佛教是否由于争取成为国家宗教的失败，从而转变为更加关注地方；中国在印度佛教进入之前国家已经成熟，因此在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上，与日本有很大的差异。相对于佛教目前的研究状况，许多问题及层面，都需要将来更加深入的研究。
佛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是中国文明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佛教研究为例，其如同学术世界中的十字路口，中西交通、艺术史、政治史、宗教信仰、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等等领域，都与之交汇在一起。推动和拓展佛教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对于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和思想上的原因，佛教及相关宗教的研究，在中国并未提到与其地位相应的高度，也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学术体制中被纳入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不过这只是现代学科机械划分的结果。在国外，佛教研究（Buddhist studies）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佛学（Buddhiology）和汉学（Sinology）是并驾齐驱的两大领域，由此可见佛教研究的巨大学术前景。这次会议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中看，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以下依照会议各场报告的顺序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冲突与融合
第一场报告由陈金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包括五篇文章，主要集中于讨论佛教与其他思想、信仰和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一方面是宗教信仰，但是在很多历史时代中又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佛教史和当时政治、思想、知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建欣（中国社科院）《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试图研究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在利用佛教方面的影响。首先，简要梳理了佛教文献中转轮圣王观念，其次，概括汉语佛教文献中关于转轮圣王阿育王的形象，最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勾稽，论述了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作者重点围绕分舍利建塔，以及转轮王信仰在隋文帝诏敕中的体现两个方面详细阐述，甚至引用了南传佛教的一些文献如《大史》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正如评议人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田海指出的那样，这一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隋文帝诏敕明显受到了与转轮王信仰有关的佛教文献的影响。田海及其他学者们也指出，除了作者提到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等人的研究之外，应该更广泛地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比如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2012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Signs from the Unseen Realm: Buddhist Miracle Tales from Early Medieval China。田海着重指出转轮王信仰与佛教救世主主义（Messianism）的关系，认为脱离了这一思想和信仰框架，就不能正确理解佛教转轮王的真正政治意涵。也正因为如此，石秀娜（Anna Seidel）的一系列重要研究都要纳入讨论的范围。
Martin Lehnert（慕尼黑大学）《天命与仪式——对唐朝密宗的韦伯式探讨》（Heaven’s mandate and ritual agency: A Weberian inquiry into Tang-period esoteric Buddhism）试图用韦伯（Max Weber）和卢曼（Niklas Lumann）的社会学理论对密教与唐代宫廷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Lehnert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密宗的研究，卓有成效。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对密宗高僧不空的生平资料进行了梳理，然后讨论了国家权力的基础。认为不空为朝廷所提供的仪式，不外乎韦伯所谓的“永恒的秩序”（universal order），是为了弥合冲突，提供正当性、伦理标准和统御的手段。随着安禄山叛乱所导致的儒家天命观的衰弱，天命不再是韦伯认为的只能被遵从的秩序，为了保护国家，不空的仪式可以操控上天的力量。评议者余欣（复旦大学）及其他学者都怀疑韦伯理论作为重新阐述唐代密教基础的有效性。并且认为不空虽然本身是密教高僧，但是其知识来源却非常复杂，除了佛教之外，谶纬思想相当浓厚，也值得注意。至于安禄山被视为“虔诚的佛教徒”也引起争议，大家多数认为安禄山的信仰较为复杂，除了佛教因素之外，还有突厥巫术和祆教的影响。
刘宇光（复旦大学）《现代泰国僧伽教育改革两例研究：以政—教关系和教育社会学为线索》在近百年来泰国僧团因应时代变化、重塑僧侣角色以重振佛教这一大背景下，研究现代泰国僧伽教育的演变，以对三版《僧团法》的分析为主要线索，重点关注泰国僧伽教育在现代泰国的不同阶段，如何受当时政-教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同时反过来给予政治与社会以巨大影响。作者指出，过去百年，泰国上座部的标准化与统一化的进程，与泰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程度成正比。作者也揭示了僧侣教育实施的效果，对地方佛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对泰国农民子弟而言，僧团的教育系统循社会阶层与空间两个向度，形成社会阶层流动的管道与网络。由泰国全国各地指向以曼谷为中央之格局，构成了上窄下阔的僧伽教育-知识社群金字塔。历届政府皆以曼谷型态的佛教作为正统，努力在伊森地区建立一套系统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压制伊森的本土传统，建立曼谷僧团凌驾其上的宗教权威性。泰国佛教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很多层面都需要在这个语境下解释。评议者张德伟（McMaster University）指出，如果本文能对官方主导的曼谷型态的佛教，在伊森之外的外府的发展情况作一简单扼要的介绍，将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官方对于佛教政策的执行能力，以及伊森与其他地区相比的共性和差异性的了解。
释圣凯（清华大学）《〈维摩诘经〉拜俗与隋唐“沙门致敬王者”的论争》围绕“沙门致敬王者”这一王权与佛法的核心问题探讨“沙门致敬王者”论议中《维摩诘经》的援引情况，考察佛教界对《维摩诘经》拜俗的回应与解释，指出隋唐佛教界所强调的“表法非律制”、“个人体道非大众教化”，这与《维摩诘经》注疏所解释的“感恩致敬”、“致敬亡相”是一脉相承的，表明了佛教界对“拜俗”的统一理解。同时，因为现实的论争，导致窥基以“无知忘相”极端式的解释来否定“拜俗”在制度上的可行性。作者指出，朝廷和佛教在论争比丘拜俗时，援引《维摩诘经》作为论据，是政治理性主义的表现。中国佛教的僧俗关系远比印度佛教更复杂，因为政教关系的互动更加强烈；同时，禅宗的师资相承中，庞蕴、傅大士等人的教化，都使“僧尊俗卑”的基本模式受到挑战，甚至比《维摩诘经》“拜俗”走得更远。评议人李建欣研究员强调了拜俗论争的历史背景的变迁，以及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的冲突与融合。沈卫荣等学者对教权与世俗王权的关系，依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讨论认为，到了清代，这个问题依然是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孙英刚（复旦大学）《庆山还是祇阇崛山：重释〈宝雨经〉与武周政权之关系》认为，以往研究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宝雨经》支持树立女性君主，以及其所谓菩萨“杀害父母”的内容为武则天屠戮李唐宗室张目。然而，菩提流志等人重译此经，窜入部分并非仅限于前者，而后者也颇存疑问。《宝雨经》中关于“山涌”的内容，并非仅仅是普通的祥瑞，而是对垂拱二年（686）和载初元年（690）新丰县和西京万年县山涌的呼应，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武周政权的神圣符命于佛经有征。“山涌”在阴阳灾异理论中通常被视为灾异。在新丰和万年两地出现山涌之后，武周政权先是依据孙氏《瑞应图》中关于“庆山”的说法，将其解释为“王志德茂则生”的祥瑞。而后则根据天竺僧人的说法，将其解释为佛教圣山“祇阇崛山”在本土的显迹。而后，在菩提流志重译《宝雨经》时，窜入了关于山涌的内容，作为武周政权的祥瑞。代表阴阳灾异思想的“庆山”和代表佛教理论的“祇阇崛山”，在武周政权操弄山涌做政治宣传中的关系，可视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一次与中国本土思想的冲突和融合。评议人吴疆教授以及田海、罗柏松等学者探讨了中国传统阴阳灾异谶纬思想与佛教的关系，认为谶纬术数思想从最初就成为了佛教的重要思想来源。学者们也提出应该注意以武则天诛杀薛怀义并收回《大云经疏》为标志，武则天放弃了弥勒下生信仰，转而以新译八十卷本《华严经》为基础的卢舍那信仰，以及《宝雨经》的删减问题，或可详细对比传世本和已经发现的敦煌写本。
二、高僧与政治
第二场报告由田海教授主持，包括三篇文章，主要讨论高僧和政治的关系。
陈金华《初唐“武僧”法雅（？-629）考：隋唐时期僧侣的军事活动与政教关系发端》围绕僧人、寺院与军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讨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中古中国僧伽表现出来的对暴力事件的不一致——这从某一方面来说，佛教戒律禁绝暴力；但另一方面，僧侣们又频频深涉军机。他们从戎习武，或保护寺产，或媚求外护，提升世俗权力的支持，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事。另一个中心是世俗权力（国家）与神圣世界（僧伽）在初唐时期的勾连与冲突。作者也对被正史严重丑化的“妖僧”群体进行了重新梳理与分析，认为所谓的“妖僧”之所以为人所诟病，主要是因为他们与政权的关系以灾难性的方式土崩瓦解。实际上，法雅对军事的介入，虽然明显“触犯”了某些根本戒律，但绝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在僧侣的实际作为与戒律中“倡行”（所谓的“作持戒”）和“禁止”（所谓的“止持戒”）之间，常常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评议人Martin Lehnert教授认为，持佛教僧伽立场的历史书写者（比如道宣）将法雅描述为僧伽的异类和败类，并非真正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触犯了佛教的基本戒律，而主要是出于机会主义的作法，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将法雅和佛教僧伽割裂开来。实际上是，宗教信仰上的问题被世俗政治权力斗争的表面掩盖了。进而他指出对于佛教与军事的关系仍需要深入探讨。
罗柏松（James Robson，哈佛大学）《国中之国与僧伽：五代十国时期楚国（907-951）的地方佛教》讨论了佛教史研究经常忽略的一段历史——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的发展，尤其是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对楚的研究传统上往往忽略了《南岳总胜集》等佛教文献，其实这些文献对了解地方政权与佛教的关系极其重要。在马殷等地方政权和家族的支持和保护下，佛教在当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佛教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理解当时五代十国的政治史和地方社会有一定的意义。罗柏松强调在此研究中，所谓的“王权”只是“国中之国”，而不是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模式为后来时代中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或者作者是在暗示地方社会的崛起。从地域上说，对于五代十国佛教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吴越，罗柏松的研究则集中于湖南，具有一定开拓性。评议人加州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贺耐娴（Natasha Heller）肯定了罗柏松强调传统佛教记载之外史料的重要性的作法，她强调史料自身的语境分析，很多佛教文献是由带有自身立场的佛教僧侣或者追随者所撰写，或者是日本佛教的研究影响到了我们对中国佛教自身的印象，所以对佛教文献自身做文本的研究非常必要。贺耐娴及其他学者都指出，如何定义马氏家族的楚政权——他们似乎与统一帝国的皇帝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其对佛教意识形态的需求与统一帝国并不相同。同时，马氏家族对佛教的供养，又与通常所谓地方精英或家族的供养有何区别？另外，马氏家族对佛教的供养是否具有普遍性？
金钟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中世韩国的高僧与国家》检视了中世韩国国家与高僧之间的关系，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高丽的建国者高丽太祖（r. 918-943），以及活跃在他执政时期的高僧们。中世韩国，相当于王氏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也是韩国历史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举行了空前频繁的佛教仪式，还刻制了举世闻名的《高丽大藏经》。作者重新审视了中世韩国佛教的地位、国家佛教政策、在此政策下僧侣所扮演的相应角色以及僧侣的身份定位。作者认为，高丽王朝对佛教所采取的国家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扶持佛教，而且是为了控制佛教；作为回应，僧侣们扮演着政治顾问、国王的属从、咒禁师、地主甚至是武士等多元角色。权力导向的僧侣从维持生计等实际考虑出发，积极迎合国家的佛教政策，因此常常催生出超越佛法教义的新身份。这便是所谓的佛教发展变革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对韩国与东亚佛教的本质、东亚佛教变革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韩国及东亚僧侣身份定位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评议人刘宇光教授等学者指出，高丽佛教是由中国而不是印度或亚洲其他地区传入的，所以高丽佛教的政治——宗教关系的直接参考者是中国而非印度。作者检视历史上韩国僧侣的新角色与佛陀的教导相符与否，似乎反映了作者所采取的发问立场，是有某种隐然也许是模拟的佛教局内者(Buddhist insider)的倾向。即使是印度佛教，在佛陀身后仅数百年的部派佛教中，其僧侣在与有政治权势者乃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似也并无性质上的不同。作者有着某种佛教价值原型的默认。
三、图像与文本
本场报告由三篇文章组成，主要围绕文本与图像展开，由哈佛大学罗柏松主持。
余欣（复旦大学）《知识与权力：日僧兼意（1072-？）密宗写经〈宝要抄〉研究》讨论了日本平安时代高僧兼意所编纂的《宝要抄》及其知识、政治背景。兼意希望通过系统注释珍稀物种来为密宗仪式服务。但是其矿物和植物等知识也来自于不同的知识来源，包括中国的类书、医书、佛教及道教文献、日本的史料，乃至印度宗教文献。这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带有宗教目的的手册，作者的研究目的是看兼意如何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按照新的宗教和知识的需要重新架构成新的体系。作者认为，《宝要抄》的组织结构似乎受到密宗“七宝”的影响，但是其风格和大部分内容却直接来自中国的类书。这就涉及到日本知识界如何将中国文本和知识“日本化”的层面。评议人金钟明教授以及沈卫荣等学者肯定研究药用植物等与佛教关系的意义，但是似乎作者对知识与权力本身的讨论不够，而且《宝要抄》很难讲是一部密宗文献。“七宝”（saptaratna）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密教，以珠宝和植物供养也不仅仅是密宗的修炼法门。有学者认为，这只是参杂了一些密宗概念和术语的类书，并不能算是一部密宗文献。但是将佛教研究拓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共识。
刘震（复旦大学）《〈赞法界颂〉源流考》对托名为龙树（Nāgārjuna）所作、针对“法界”（dharmadhātu）、以“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思想为核心的赞颂体（stotra或stava）佛经《赞法界颂》（Dharmadhātustava）进行了研究。这部佛经有汉文、藏文的译本，近年又发现了梵文本。虽然这些本子在汉传佛教中影响不大，但是在藏传佛教中却备受推崇。作者对其原初形态、它的作者、它的教派归属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认为，《赞法界颂》被奉为密宗经典，是因为其所包含的中观思想。以上对《赞法界颂》原初形态、作者、教派归属的探讨，从中可以发现：在宗教发展史中，一个文本可以在不同时间、地区，为多个教派反复利用，任意裁剪，挖掘出契合本教派核心教义的内容，并且可以重新指定作者；而且某些后世的宗教人物也关联地得到传奇性的诠释。评议人池丽梅教授以及沈卫荣等学者肯定了作者的主要创新在于对唐代两个汉文文本的讨论，尤其是对自古已有定论的《瑜伽法镜经》的伪经说的挑战，甚至暗示与《瑜伽法镜经》关系密切的《像法决疑经》亦非中国撰述经典，而是一部汉译典籍。也有学者指出如何定义“伪经”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前期汉译本定名为《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明显视其为佛经，而后期《赞法界颂》既然假托龙树，严格而言，它应该不再是“经”。
马德伟（Marcus Bingenheimer，天普大学）《普陀山士人铭文所见佛教与朝廷》强调士人与佛教神圣空间的关系不断变化，认为士人的态度对场所的延续性是重要的，研究他们态度的一个来源是有影响力的士人为寺庙题写的铭文。通过对这些铭文历史来龙去脉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对士人怎样延伸他们对寺庙的喜爱或兴趣有一些细微的了解。作者讨论了普陀山从12到20世纪的四块石刻碑铭，包括史浩(1106-1194)的“宝陀禅寺碑偈”(1148)、周应宾的 (1559-1626)“新建内官三公祠碑记”(约1607)、康熙帝（1654-1722）的“御制南海普陀法雨寺碑文”(1704)、以及孙中山(1866-1925)的“游普陀志奇”(1916)。在神圣及世俗场所，碑铭记载着这些空间怎样被纳入现行的政治统治。嵌入石碑光滑表面的文字展现了不同的态度和动机。评议人圣凯法师等学者肯定了以四块碑铭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的政治人物对普陀山与佛教的不同心理，考察圣地信仰中佛教与王权的关系的作法，不过一篇短文处理从12到20世纪的四块石刻碑铭，时间跨度大，涉及到四类不同的人，若无强大的背景熟悉能力，实际上很难解读出这四类人的差别。比如石刻涉及到哪些具体的王权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可能还需要深入的探讨。
四、僧团与政权
第四场报告围绕僧团与政权的关系展开，由复旦大学教授余欣主持。
田海（Barend J. ter Haar，牛津大学）《清代僧伽与政权的关系：对旧数字的新解读》使用一些的统计数据来说明清代僧伽团体的规模，研究清代制度化管理僧团的层面。作者认为，一方面，即使在清朝这个所有帝国中最为强大的朝代，政权对于僧伽的控制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宗教人士们常常让自己去获得政权的承认（获得度牒），即使一般来说他们并不符合这些条件。他们承认政权管控原因应该是，赐额或者度牒使得他们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即使当帝国政权并不提供这些东西的时候，地方社会也会创造它们。作者力图对僧伽的形态及政权在此问题上的作用提供一个清晰的判定。在研究的同时，作者对“政权”和“僧伽”的界定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见解。他在文中所用“政权”一词更大程度上是指由帝国官僚组成的官方政治实体，其行为不包括清代有确凿证据记载的虔诚皇帝、帝国法庭进行的私人布施，或者地方官僚进行的私人捐赠；僧伽则是被称为“僧”或者“尼”的人；目前的相关研究重心常常限制在富庶地区的重要寺院及其方丈身上，在这种意义上说，田海的研究属于更加宏观定性的研究。评议罗柏松（James Robson）及相关学者围绕僧伽人数统计的方法、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政权和僧团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贺耐娴（Natasha Hell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隐逸的修辞：从一个特定角度看元代的国家—隐士关系》以中峰明本(1263-1323年)为个案，探讨隐逸是如何作为联结“僧伽-国家”关系的一个工具而发挥作用。国家与建制佛教的互动有很多方式，如度牒制度、修建寺院并为之命名、以及刊布佛经等。同时，国家还与个体僧侣建立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增进他们在灵性方面的影响力和声望。作者则考察隐逸是如何作为一种抗拒国家权力的形式。对于社会和国家责任的退避可以表明对于国家的不认同，或者能够体现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然而作为隐逸若想达到这种效果，它在一定程度上须有一种公开性：若要传递隐遁于社会的信息，须先有信息的受众。作者认为，完全的隐逸是不可实现的，而这恰是意味深长之所在。完全消隐于社会尽管是一种宗教修行的合法形式，但是这也意味着放弃了在社会上的话语。明本若要表达他对于社会关系的见解，或者利用各种社会力量作为自己教导的衬托，那么他就必须要同皇帝、官员和国家保持一定形式的联系。作为帝国中最著名的高僧，明本则代表了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的佛教（或者说是汉传佛教）力量。从实际的层面来说，明本的隐逸也是对江南官吏之意愿和威权的拒绝。评议人沈卫荣（人民大学）以及其他学者对报告涉及的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若将明本的隐逸视为对抗元朝的手段，需要更多的论据，元代政治史的丰富研究也应该纳入到考察的视野。。脱离世俗进行修行是佛教僧伽的内在要求，明本的隐逸也应该有其宗教内在的一面，而非全部是基于对抗世俗力量的考虑。
吴疆（亚利桑那大学）《大君外交下的中国禅僧: 隐元，德川幕府，以及1661年万福寺的成立》将大家熟知的隐元东渡日本创建万福寺放在更为宽广的政治和国际的环境背景中考察，突破了把隐元的角色局限在禅学佛教世界的作法。作者认为，要解释隐元的成功, 必须要仔细地探讨早期德川幕府的官僚政治的转变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形成。江户史的学者常常忽视了万福寺的中国僧人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角色。就政治权力和文化理想而言, 中国具有多层面的意义。 在江户日本代表政治权利的中国与代表文化理想的中国被根据一种空间原则分割为二。日本精英阶层对居住于长崎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群体）以及活跃于宇治地区的少数中国人（主要是僧侣阶层）迥然不同的态度。前者代表了对新近入主中原的满清文化的认同与臣服，有活力却野蛮不文； 而后者代表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坚守，自抑而优雅在日本建立中国样式的万福寺是在东亚前近代寻求帝国霸权的一种需求。幕府是这于此相关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推手。万福寺的成立是在各种冲突之下所妥协而导致的结果。通过开发一个和中国分享的共同文化的和宗教遗产, 幕府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僧人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中国僧人在日本的存在满足了在一个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时代里对中国参与的心理需求。评议人陈金华教授及其他学者肯定了作者对佛教僧伽的外交功能的研究，认为这一角度值得借鉴。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以幕府政权为首的日本精英阶层当时有意取代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或许只是作者的推测。郑成功写给幕府的信中提到的“释辅儒宗，再见元公参黄檗”的“元公”并非作者所谓隐元。
五、赞助与控制
第五场由慕尼黑大学Martin Lehnert教授主持，一共由三篇论文，围绕佛教供养、赞助与控制展开。
池丽梅（鹤见大学）《达官李俨与名僧道世－－〈法苑珠林〉成书考》围绕着《法苑珠林》的成书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清理，以求尽可能准确地确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对比了《法苑珠林》的两篇序文，《珠序》和《广序》，围绕作序的李俨的官阶、仕途生涯，然后将两种序文的记载与李俨的经歴结合考虑。验证了岑仲勉的“李俨”就是正史数据中的“李怀俨”的论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结论，《广序》“大唐麟德三年岁在摄提，律惟沽洗三月十日”的纪年，是原作者之外的人篡改的结果。得出结论，《珠序》记载较为可靠，《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评议人孙英刚及其他学者指出，《法苑珠林》对于研究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