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史丛刊”的基本理念

转载自：《文汇·学人》2013年4月22日

    编者按：4月17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举办“复旦文史丛刊（第一辑）”发布会。“复旦文史丛刊（第一辑）”从2008年开始陆续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含学术专著10种，每种都与文史研究院一直推动的研究方向相关。院长葛兆光教授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复旦文史丛刊”的基本理念。本刊摘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自2007年3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一系列编辑、出版工作，具体可以概括为“五套书”和“一个专栏”。
  “五套书”包括：
  第一，域外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集成三种。目前已经出版的，一套是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5册，这是世界上第一套这类文献集成，几乎把越南保存的出使中国使臣的燕行文献“一网打尽”，当然最近发现还有一些缺漏。另一套是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作的《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这是一套精心选编的文献，选择最好的版本，也精选文献价值最高的数十种。目前，正在准备的第三套是《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与题解》，意在将13世纪到19世纪朝鲜赴日本出使的通信使文献整理出版。
  第二，在研究生院支持下，编了一套“研究生学术研究入门”。这套书已经出版13种，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和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等人都是作者。
  第三，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学术会议论文集，总名为“复旦文史专刊”。从已经出版的5种会议专刊来看，比如《从周边看中国》、《西文文献中的中国》等等，这套论文集显然也是围绕当初文史研究院设计的研究方向而出版的。
  第四，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复旦文史讲堂”系列。“复旦文史讲堂”系列不仅包含各次演讲的实录，还包括讨论答问的记录，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比较有现场感。“复旦文史讲堂”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4种。
  第五，就是这次发布会的主题，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的“复旦文史丛刊”。关于“复旦文史丛刊”的出版理念，下面会重点介绍。
  “一个专栏”是指与《复旦学报》合作的“文史研究新视野”专栏，已经发表专业论文二三十余篇。
  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来的6年时间内，我们所推动的“五套书”和“一个专栏”，都呈现文史研究院的学术方向。在这些出版成果中，我认为，最重要、也最费精力的，就是“复旦文史丛刊”。
  “复旦文史丛刊”从策划之初就设定了一些原则：首先，“丛刊”中的书籍必须是完整的学术著作而不是论文集；第二，学术著作基本上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所推动的学术方向有一定关系，否则可以在“丛刊”之外单独出版；再次，凡是收入丛刊的书，需要经过两个院外专家的认可。
  “复旦文史丛刊”的编辑宗旨和文史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有关。文史研究院成立以来，无论是出版物、会议还是人员招聘方面，一直在推动“亚洲艺术、宗教和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方向。当然，其中也包含一些子方向，比如，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评的中国学，思想、艺术和宗教史的综合研究，域外所保留的图像资料的研究等。“复旦文史丛刊”的编选也与这些方向相关。这里面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想法：
  首先，“中”和“外”。我们不希望“中国”研究仅仅停留在“就中国谈中国”，我们更希望在亚洲的背景下谈中国，希望能沟通中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之间。在这套“丛刊”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的《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是讨论传教士到中国所进行的医学传播和医疗活动，是一部研究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的专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夏伯嘉院士的《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是讨论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所进行的活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夫马进所著的《燕行使与通信使——使节视野下的中国、日本》是讨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些文化和历史的问题；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是讨论欧洲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礼仪、风俗与观念以及欧洲人对此的反省和认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林学忠教授所著《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中，讨论了晚清以后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变化，展示了晚清中国从传统帝国的“天下观”转为现代国家的“国际观”所经历的曲折过程。以上几种学术著作均与“中”和“外”有关。
  其次，“上”和“下”。现在学界越来越关注历史上的日常生活、庶民信仰、下层社会，这是在沟通学术研究中，对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关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对于上层的、中央的、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制度等研究比较多，而我们希望在上层与下层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以说明传统精英与庶民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信仰上的关系。所以，希望历史研究不仅讨论上层，也应关注下层。“丛刊”所包括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陈怀宇教授著《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讨论的显然不是过去一直讨论的政治、宗教、哲学这些问题，而是讨论深入影响一般社会阶层的一些知识和信仰问题；而中国人民大学皮庆生教授所著《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讨论的也是宋代社会中民众的祠神信仰问题，并且通过祠神现象，了解宋代更大的思想与文化背景。
  第三，“中”和“边”。我们认为，无论在主题上、内容上还是在领域上，中心和边缘是常常互相交融和变迁的，不能仅仅守一亩三分地，如果仅仅讨论主流而不关心边缘，比如仅仅讨论儒家而忽视其他宗教，仅仅关注政治而不关心生活，仅仅看到科学而不注意文化，仅仅固守学科传统而不超越边界，这样的研究恐怕不行。因此，其中一些“跨界”的专著，讨论过去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不多的问题。比如，过去的研究或关注科学史，或关注文化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研究员所著《禅定与苦修》，则是用历史学和语言学方法，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的知识来对勘和研究佛经、尤其是佛传，这样的研究虽然懂的人不多，但接续了欧洲印度学佛学的历史语言学传统，很有价值。另一本我们非常重视的专著，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羽田正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这本书得过很多奖，尤其是伊朗的大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亚洲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如何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去认知和讨论“伊斯兰世界”——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本真的“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后来认知的、命名的“伊斯兰世界”。羽田正教授的这本书中用到多种语言的文献，目前在中国，这一方面研究还很罕见。
  简单地讲，这就是“复旦文史丛刊”的宗旨，也是设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示范，促进学术界、尤其是年轻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变化。这个变化我也归纳成三条：第一，希望学者不要只着眼于中国，或只着眼于外国。历史学的研究潮流应该是沟通中外的，甚至要有全球观念，可是，目前国内历史学科却将中国史和世界史严格分开。中外被隔断，很可能导致年轻学人成为没有世界史知识的中国史研究者或没有中国史知识的世界史研究者。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沟通中外。
  第二，希望培养年轻学者同时掌握几种外语工具的能力。刚刚介绍的“复旦文史丛刊”中，很多书都涉及好几种语言。夫马进教授的书涉及中文、日文和韩文；羽田正教授的书涉及伊朗语、法语和英语的资料；刘震的书也涉及藏文、梵文等。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年轻学者对于多语言的研究方法的兴趣。
  第三，希望能够跨越学科进行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我们一直希望在本校好几个一级学科上进行沟通。文史研究院设立的博士方向是“亚洲艺术、宗教和历史研究”。这其中，“亚洲”的含义是立足于把中国和世界放在亚洲的平台上。此外，艺术史和宗教学均属于专门的学科；历史学本身有三个一级学科。我们希望能在文史研究院这个平台上沟通不同的学科，而“丛刊”正是包含了文史研究院的这些理念。
  “复旦文史丛刊”在选编过程中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标准。文史研究院有“学术委员会”和“国际评鉴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我会把书稿的大致情况告知委员会中的两个专家，有4部书稿没有收入“复旦文史丛刊”。在我们最终选出的10种书中，有中文原创，当然有翻译论著，总体而言保持了较高水准，作者中既有好几个院士级的著名学者，也有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
  到目前为止，“复旦文史丛刊”只完成了一辑10种，看上去很慢，不过将来还会继续出版。目前正在翻译过程中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的《明清的出版文化》；一种是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末木文美士的《日本佛教史》。总之，不论是已经出版的著作，还是将来准备出版的著作，我们对“复旦文史丛刊”的要求始终是，成熟的、高水准的、符合学术新方向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