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

——僧侣、商人与东亚的信息传递

朱莉丽

[摘 要]  明王朝主导的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时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形态，同时引起此区域内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中日之间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人们，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中国的信息，如何将之传达给日本，之后又被日本人沿着怎样的途径去理解、传播，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误读和误传。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东亚历史空间交流的场景。

[关键词]  东亚  信息传递  明朝  日本  僧侣  商人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朱莉丽博士这篇论文，通过楠叶西忍与寻尊，天与清启与瑞溪周凤，金子西与季弘大叔三组六人对于中国的记述，讨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日本人的中国认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用的“情报”一词，其实就是information，并不是敌对双方互相需要刺探的机密军情（虽然有时也包含有这类内容）。日本学者常常用这个词，比如川越泰博的著作《明代异国情报の研究》，其实说的只是《明实录》中有关琉球国的纪事、大明和朝鲜之间关于永乐靖难事件的消息传播，朝鲜使臣《老松堂日本行录》所记载的倭寇和被虏中国人的情况等等。

这里讨论的楠叶西忍与寻尊，天与清启与瑞溪周凤，金子西与季弘大叔，正如朱莉丽论文中所说，楠叶、天与、金子三人是亲身到过中国的。所以，他们的说法是“目验”，或许多是“经验”。寻尊、瑞溪、季弘则只是借助“耳闻”或“笔录”，或许多少会有偏差。不过，异国情报常常就是这样，在交通不太方便的传统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总是既有实录或传闻，也有想象。这种知识既构成传统时代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判断基础，也形成东亚各个文化体之间彼此影响的情感因素。日本对中国是这样，朝鲜对中国是这样，那个时代中国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认识同样也是包含了实录、传闻加上想象。而恰恰是这些混杂了实录、传闻和想象的相互认识，构成了各国彼此关系的知识基础。

有一点感想，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说一说。明清两代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是通过（一）来华僧侣与商人的记录、（二）唯一有邦交关系的朝鲜作为中介，和（三）询问中国贸易船的船员这三个途径获得的。尽管在朱莉丽论文中所说的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由于官方往来的种种局限，日本对中国的情报并不那么畅通，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形势误判或消息滞后。但是，从更长的时段（整个明清两代）来看，岛国日本对于大陆中国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对于“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在日本，那些通晓汉文的僧人、商贾和翻译，常常成为异域知识的记录者，他们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方面的种种消息（情报）。虽然总有误会和讹传，但毕竟消息不断。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通航一览》中看到种种记录。然而，同时的中国方面，相比之下似乎日本消息却少得多。尽管明代发生倭患时期，也曾经有过短暂关注日本的时期（如郑舜功、侯继高、薛俊的撰述），清代也有商人汪鹏《袖海编》那样的亲身经历记载。但相比之下，明清两代中国的异域记述，似乎都来自文人士大夫，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日本的认识，却仍然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的各种《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这些主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还会掺进来自《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如黄遵宪）才有所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历史上的国际知识不对称状况，给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带来了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