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举办“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学术讨论会 

日本的“中国观”和中国的“日本观”的一次对视

转载自：《东方 早报》2013年3月2日
记者：陈大白

  
  宋代医书《大观本草》传入日本后，在1179-1189年
的短短十年内，宫廷医之间兴起了传播宋版医书的动向。 
 
 
 
  周作人（1885-1967）曾获官费留学资格，随鲁迅赴日。 
 
 
     
  从《三国志》（左图）开始，各个《倭国传》、《东夷传》、《日本传》就是中国的日本
认识，而日本从《日本书纪》（右图）到《华夷变态》，也有大量对中国的观察、分析和认识。   
 

      “不应当把立足政治的国家分歧波及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上来，研究方法的差异不是国家立场的对立，问题意识的差异不是评价标准的对立，观察角度的差异不是现实利益的对立。”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学报》协办的“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学术讨论会2月28日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一番开幕致辞赢得了中日学者的强烈共鸣。

      本次会议共设四场，分两天完成讨论，内容涉及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中日学者对彼方思想史的相互观察、近代中日学者对彼方的认识和研究、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葛兆光认为，讨论历史上两国之间的互相观看和互相认识，也就是日本的“中国观”和中国的“日本观”十分重要。“从《三国志》开始，各个《倭国传》、《东夷传》、《日本传》就是中国的日本认识，而日本从《日本书纪》到《华夷变态》，也有大量对中国的观察、分析和认识。如果不说古代，就说现代中国的日本观，可以追溯到孙中山、戴季陶、周作人等等。”

      会上，学者们探讨了关于早期日方史料记录中的中国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参照补足、以岛田虔次和沟口雄三等为代表的战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禅宗神道教与日本民族精神的关系、周氏兄弟对日本的认识，以及近代伊藤博文、竹内好等日本人的中国观等课题。不仅如此，学者们同时关注日本与中国互相研究的方法论，从史料选择到问题意识，并分享了两国目前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葛兆光在主持第三场会议后，对早报记者说：“这次会议讨论得很好，理性地限制在学术领域，但是也远距离地关注政治。比如胡令远教授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的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是关心中国和日本能不能深层次去理解彼此的精神；而末木先生的课题关于铃木大拙的‘日本式灵性’，这其实是一个宗教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关系，如何去理解历史中的禅和宗教思想中的禅。”

      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末木文美士、伊东贵之、榎本涉、泷井一博、刘建辉，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胡令远教授、徐静波教授、文史研究院的孙英刚、朱溢、朱莉丽等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

  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立足日方史料的中国观察

      在第一场会议中，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榎本涉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平安末期日本对中国医学的接受”的论文发言。他认为，平安时代皇家、公卿阶层和宫廷医很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医书。作为例证，当时的院政白河院很可能在宋代医书《大观本草》刊行不到10年便获得此书，并作为珍贵书籍传给皇家。《大观本草》传入后，在1179-1189年的短短十年内，宫廷医之间兴起了传播宋版医书的动向，其成果直接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尽管看似来历可疑的渡来者带来的医学知识无法反映当时中国医学最尖端的成果，但贵族仍满怀感激地接受和传播这些东西。“平安贵族关心着与医学有关的同时代的中国，换言之，他们感受着那种文化上的权威。”

      接着，两位中方学者介绍了他们的论文。复旦文史研究院的朱溢通过日本入宋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分析了北宋对外交往机制的另一面。与前人学者不同，他认为成寻并未被宋朝当作正式使节，因此北宋政府的应对并非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外交制度，而是更为柔和与灵活的对外交往机制的一种，基于此他分析了客省和御药院在成寻到达开封后参与处理与其相关的各类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另一位复旦学者朱莉丽则利用日本现存三部完整记录朝贡事始末的遣明史日记《初渡集》等文献，并辅以中国方面的记载，考察了宁波地方官员在朝贡制度中的职能。朱莉丽总结道，日方史料反映了中方记载中所未能体现出的朝贡制度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具体变化，也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朝贡制度的“受众”对这一制度的观感。

  中日学者的相互观察：儒学研究的趋势是从普遍性角度把握

      日本学者伊东贵之的论文“关于战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趋势变化之小考——主要以岛田虔次和沟口雄三为例”是第二场会议的高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在伊东贵之看来，岛田与沟口两位都是研究宋元明清思想史的，却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岛田试图从阳明学派寻找中国近代思想的萌芽，而沟口则对其把西方价值标准简单套在中国身上的框架做出批判。岛田一方面倾慕西欧近代人文主义，一方面对儒教思想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因此他的思想史观带有回顾（怀旧）性质，而沟口彻底摆脱以往中国哲学研究的陈规旧习，大量引进东洋史学尤其是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成果，在比较日本思想史和西欧政治社会思想史的异质性结构基础上来探索中国思想的结构性特点，他的思想史观具有面向未来的方向性。

      围绕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方法和现状，会上展开了问答。伊东贵之表示，沟口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其“实体展开论”遭到批评，反对者认为应该强调中国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而非将其看作一块铁板。但是伊东贵之也担心，过分关注细节会失去对中国的整体把握。“总之现在的研究现状是，在岛田和沟口两位的研究框架内做微调。”对于今后儒学的发展，伊东贵之援引岛田晚年的反思，提出应当加强远东研究和普遍性研究，尤其是中国儒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对朝鲜半岛、新加坡等各地区分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超越中国，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儒学过去的研究缺乏这种普遍性的思考，这在今后会强调。”

      会上，另一中国学者孙英刚通过“辛酉革命”与唐高宗龙朔改革，分析了公元7-9世纪的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近代中日学者的认识和研究： 宗教与国家民族之联系

      末木文美士的论文通过考察《日本式灵性》，分析了铃木大拙所理解的“日本式”和“中国式”。铃木大拙是近现代日本佛教知识分子的活跃代表，欧美兴起的禅的热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影响。而他对禅的介绍是充满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并未论述禅的思想本身，这使得禅以日语发音Zen流行于世界，却也让许多慕名而来的欧美读者尝到幻灭的滋味。末木认为，大拙所谓“日本式灵性”其实在根本上也是以对中国禅的阐释为基础的，但是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书中流露出日本中心主义性质的优越感来，而缺乏一种视角将异文化当做“他者”，从与自己文化的异质性方面去考察。

      大拙的“日本式灵性”与主张日本优越性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完全吻合，引起了在座学者的纷纷讨论。末木在回答大东亚共荣圈与期望建立的东亚共同体之间的区别时表示，大东亚共荣圈是战时日本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结果，是注定要瓦解和失败的。而东亚共同体则是为了应对西方冲击对东亚的席卷，东亚各国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从世界史的角度考量的，两者有本质区别。另一提问是禅宗的研究趋势和方法。末木回答说：“一是对禅宗文献的再一次精读，里面包含了很深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另一个是对密宗的研究，如同道教对于中国文化，密教对于日本文化影响同样深远，提供了从天文到医学的全方位理解事物的方法，而禅宗是对密教理解的纯粹化，因此密教将成为理解禅宗的重要途径。”

      会上，另一学者复旦教授胡令远的论文“周氏昆仲（鲁迅、周作人）的日本认识”引起了与会者对如何深入理解一个民族精神的讨论。胡令远提出，对日本的理解有学理性和体验性两个层面。“周作人写《日本管窥》认为神道教无法理解，是否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感情，所以无法理解另一个民族的宗教呢？”日本学者做出了幽默的解答：“明治维新以后的神道教是国家操作以后的，与原本是不一样的，这种重新制造的神道教，很多日本人自己也不理解，所以周作人不理解不足为奇。因此日本学者柳田伯南重新强调日本民众中间的神道教和作为统治理论的神道教需要区分开来。”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泷井一博、刘建辉、徐静波三位学者分别介绍了自己的论文“中国宪法史上的明治宪法：以伊藤博文的中国观为据”，“竹内好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及其影响”，以及“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识——兼论大正·昭和前期日本人的中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