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学术、政治与历史世界的构建

董少新

转载自：《文汇报》2013年3月4日
http://whb.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3-03/04/content_77.htm  

区域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世界史（全球史）的书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曰三种形态：第一种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史，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可谓一东一西两部代表性著作，其特点是将已知世界均纳入书写范围，但又以本国为叙述中心和重点。第二种是1500年至1980年代，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促使西方学界对整个世界的关注，逐渐形成多种世界史理论，但多具有进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尤其是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别史的建构与书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而世界史长期处于边缘。第三种是1990年以来，20世纪交通、通讯、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人口、环境、能源、对世界毁灭性战争的恐慌等问题日益凸显，构建“人类认同”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呼声，因此书写新的世界史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具有迫切性。
  但新的世界史的书写，仍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国别史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如何搭建合理的并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如何平衡不同历史部分与历史内容等问题。当前，介于国别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区域史研究越来越受重视。那么，区域史的视角是否可以成为新的世界史的一种途径呢？区域史在世界史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区域史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淡化乃至消除国家疆界的局限，以求得对某一区域社会、文化、经济等的整体认识。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淡化民族认同，以达到区域认同之目的。对于以构建人类认同为目标的世界史书写而言，区域史成为连接国别史和世界史之间的一个环节，并成为世界史书写的一个步骤或一种方法。但这种看似合理的方法或途径，也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首先，区域史所突破的国家疆界，是什么样的国家和疆界？我们必须承认“国家”的多样性，历史上疆界的含义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国境线也不同。所谓“打破国别史的界限”，是不是本身就有近代西方观念的意味？其次，区域史所要淡化的民族认同，是什么样的民族和认同？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命题。民族认同本身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以中国史为例，文化认同的概念可能更为适合，而文化认同原本就常常超越国界。
  地域史并非书写新的世界史的唯一途径。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是，根据目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具体问题，对该问题加以历史性的回顾。为此，历史学家可以撰写人类的战争史、环境史、能源史、科技史、思想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即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从这样的途径书写世界史时，难免会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历史学家应自觉地避免对不同文化加以优劣评判，也要避免以历史学家自身的文化认同为立场。此外，人类最基本的共性，应成为世界史书写的基轴和基调。
  20世纪的区域史研究，有成功的典范（如人们所熟知的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明治以后至二战期间的日本东亚研究）。日本学界的东亚研究成为反面典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在构建和阐述东亚过程中掺入了太多的、且不正当的政治诉求。
  
“东亚”的概念和政治

  在区域的划分和命名（尤其是国名及国内行政区划与命名）方面，政治因素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跨越国界的区域划分与命名，往往不仅是区域内国际关系的体现，而且还会被利用为某国谋求区域内国际政治秩序中之地位的手段。明治以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和“大东亚”概念便是典型的例子。
  亚洲本是欧洲人为了区分自我与位于其东方的广阔地域而创造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传入中国和日本之前，已存在了两千多年，其含义和涵盖的范围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在这个概念最初传入中国和日本的两个世纪中，其所造成的影响仅限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观念方面，但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亚洲”和“东亚”便成为日本知识界的关注焦点。通过这个概念，一部分日本学者试图以对抗欧洲的名义，来达到解构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并进而取代中国成为该地区领导者的目的。如果说“亚洲”和“东亚”是欧洲的概念，那么“亚洲主义”和“大东亚”则已成为地道的日本概念。“亚洲主义”和“大东亚”观念与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中国、朝鲜乃至世界造成了巨大创伤。
  战后日本学界对亚洲研究的各种梳理与反思一直持续至今，一个总体的趋向是去意识形态化从而向学术理性回归，具体则表现为三个方向，一是强调从经济和文化角度研究“亚洲”和“东亚”的内部交流与特征，而有意回避“东亚”的政治框架建构。二是将“亚洲”和“东亚”作为方法与背景，来研究有实际内涵的具体问题。三是重新审视16世纪以后的东西方关系，尝试发掘“亚洲”和“东亚”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日本“亚洲主义”甚嚣尘上的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并未跟进。二战以后，中国先后在“南北国家”、“三个世界”、“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三个框架中自我定位为“南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而“亚洲”或“东亚”更不具有论述的意义和空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刺激下，“东亚”、“东盟”、“亚太”等概念与框架重新受到关注，也引发了人文学界对20世纪中国、朝鲜半岛尤其是日本的亚洲观、东亚观的学术清理与思考。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认识本国在区域中的位置、探索“东亚”研究之方法、意义与出路方面，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现象应部分地归因于“亚洲”和“东亚”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这里可以举两个学界已有较多讨论的例子。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亚洲市场，回避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宗教信仰、民族国家与疆界等问题的纠缠，从而使近代亚洲史（东亚史）在经济史的视角下成为可能。滨下以朝贡贸易体系为切入点，为我们揭示了以朝贡为纽带的亚洲各国间的关系。但问题是，在朝贡贸易时代，对中国和朝贡国而言，朝贡贸易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朝贡贸易都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朝贡也不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这当然是一种从国别史的角度对区域史研究的追问，但我们必须承认国别史是该国所在的区域史的重要内容。区域史与国别史只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而在内容上，两者需要更多的连接，而不应成为相互隔离的两个研究系统。黄俊杰认为：“所谓‘区域史’概念正是出现与‘国别史’的互动关系之中，而不是在各国‘国别史’之上的一个抽象范畴。”
  黄俊杰及其团队自199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东亚儒学和东亚文明研究。该研究与其说是从儒学的角度研究东亚，不如说是以东亚的视野来研究儒学。“东亚”是对儒学散布与影响的地域范围的统称，其实际的范围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及其东侧和东南侧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台湾和琉球。从儒学的角度，称这一区域为儒学圈亦可，又因为汉字为儒学的主要载体，所以儒学圈与汉字文化圈基本重合。其研究内容则是考察儒家经典与理念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传播、融合与演变。黄俊杰认为：“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这一视角在实现对儒学的跨国界考察的同时，也有效地处理了儒学议题在国别史和区域史中的关联性。
  
“东亚海域”的研究

  区域史研究包括陆地区域史研究和海洋区域史（海域史）研究两种类型。海域史研究以海洋为中心，考察该海洋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通过海洋交通相互往来与影响的历史。自布罗代尔将地中海作为一个自足的历史世界加以研究之后，许多学者尝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类似地中海的历史空间，而东亚海域的提法也逐渐流行。
  东亚海域的研究，以日本学者为主。日本东亚海域研究是对日本的亚洲研究、东亚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更加注重从海洋交涉角度发掘东亚区域自身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东亚海域交流来探索“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2005年开始，日本东京大学小岛毅负责的“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项目开始运作，这个项目以国别史为中心，通过研究周边国家、或本国与周边的交往，来重新审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这样的研究目的可以被视为国别史在区域史研究中的延伸。
  “东亚海域”并不是一个沿用已久的传统概念，而是在“亚洲”、“东亚”概念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后设概念。“东亚海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东亚海域”指的是东海及其周边的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而广义的“东亚海域”还包括南海和东南亚诸国。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东亚海域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中、日、朝、琉球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中日之间的交往，而南海和东南亚往往只作为背景和参照被纳入到东亚海域研究之中。同样，早已形成学术体系的东南亚研究，也较少涉及狭义东亚海域的内容。新兴的东亚海域史研究，不仅要与业已成熟的“西域研究”相比较和参照，也要处理与“南海研究”及东南亚研究的关系。
  我认为东亚海域研究需要将南海及其周边的东南亚区域包含进来，而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东海及其周边范围之内。首先，就自然因素而言，在漫长的帆船时代，马六甲以东洋面上定期吹拂的季风使得东海与南海之间商船往来频繁，并在大陆的滨海之地和岛屿上形成一连串的口岸城市，而中日、中朝、日朝之间的航线只构成这一庞大的季风航线系统中的北方部分。其次，从贸易货物来说，东南亚的香料、土产是整个东亚海域贸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三，中国文化和佛教在东海周边和东南亚具有广泛的流传与影响。第四，由于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地都有大批中国移民。总之，若以海洋区域为中心，则东海和南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空间。一些历史内容，如日本与安南之间的关系、琉球与东南亚的贸易等，只有在这一个更大的海域空间中才能够得到显现。
  包括海域史在内的区域史研究，一方面突破了国别史的边界，不仅使跨越国境的区域性特征得到凸显，而且也使国别史研究多了一种区域视角，即把国别史置于区域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但另一方面，在突破国界的同时，也人为地预设了一种区域的边界。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该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及其结果，但由于这种区域是一个连续的地理空间，而文化和经济交流则常常会跨越区域边界，因此区域的地理性往往会束缚其历史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羽田正先生提出的开放性区域的研究很有价值。他注意到“海域世界”将历史研究带到新的封闭性的地理框架内的危险性，提出“当我们不将‘海域’限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时，才可以将海域史从‘封闭在一定空间内的时间序列史’的历史叙述所框定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重视区域的历史性，就是要认识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区域的范围会有所变化，区域历史的内容也不同。一个大致的趋势是，区域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本区域与其他区域的交往也会从无到有、从偶尔到频繁。就东亚海域而言，不同历史时期，其空间范围和历史内容会有较大的差异，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五世纪的东亚海域便完全不是一个面貌，13世纪和19世纪的东亚海域更是有着巨大的不同。因此，某一时代的东亚海域史可以成立，而“东亚海域通史”的书写便极其困难，事实上至今也没有一部《东亚海域通史》出现。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亦将重心放在菲利普二世时代。
  东亚海域史包含丰富的内容，例如自然环境、航线港口、经贸交流、文化交流、宗教艺术交流、战争，等等。活跃在东亚海域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也是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如渔民、商人、水手、使节、僧侣、海盗、军人、漂流民、旅行者，等等。这些内容在传统的国别史中亦可占有一席之地，但仅就中国史而言，这些都不是主体叙述的内容，而只有在交流史和区域史研究中才能获得凸显。
  研究以海域为中心的历史空间，滨海地域和岛屿的某些海洋文化特征，例如妈祖信仰，得以被发掘和彰显。但必须注意的是，东亚海域文化中的此类海洋性特征，不能够被过度发挥。不论是东部还是南部，中国都长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农耕文化。中国是东亚海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亚海域的研究中，需要处理海域与陆地疆域的关系与权重。从东亚海域史的视野中反观中国史，也只能看到中国史的一个侧面，尽管在东亚海域的背景下，这个侧面可以被观察得更为清晰。
  历史是立体的，因此仅从一个角度无法窥得全豹，需要多种观察角度；仅在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也会以偏概全，需要不同的框架互为补充。无论是“东亚史”还是“东亚海域史”，都是现代史学家构建出来的历史空间，它们既是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和一个视角，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完善的，也不可能以其来取代其他的历史框架和视角，而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