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起源学说在20世纪中国

[日] 吉开将人
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札幌

[摘  要]  在20世纪中国近代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阶段的有关历史情况，但是主要关注20世纪初期，而极少与其前后时期联系探讨。至今，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学说和争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对民族起源学说而言，20世纪中国的论争，第一是“外来/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转化；第二是一元论和多元论反复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苗族史论。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苗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土著民族。这种“苗族原住”学说，与当年流行的“汉族西来”学说相结合，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有关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民族史  民族起源  黄帝  苗族  中华民族

本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1939年，顾颉刚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在强敌压境、抗战方殷的危急时刻，他聚焦民族、边疆等问题，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疑古主张，显然有他的当下政治关怀。与他一直有分歧的傅斯年虽然主张在国家整体危机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联系到他撰写《东北史纲》以驳斥日本学者割裂满蒙的言论，可以看出这些有关民族、边疆的议论，与国家存亡和民族认同有着莫大关系。他们针对民族学家此时在国内进行民族识别的方式提出严厉批判，说“这是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甚至认为这样闹下去，对国家没有好处。因此，当年的国民政府不仅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这一掺入了很多当时政治关怀和民族情绪的争论，现在当然已经过去，是非曲直也可以重新讨论。但那个时代的民族学和民族史论争，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一页，在民族国家遭遇空前危机的时代，学术不能置身事外，只要读一下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齐思和《民族与种族》（1937）、顾颉刚《中华民族之团结》（1937）等等，就知道这种有关民族、国家、疆域的话题中，有多少掺入的政治与关怀。

不过，追根溯源的话，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晚清以降，有关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过程中，还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和更加奇特的因素，关于中国土地上原住民族与外来民族的论争、为了中国民族研究新创立的学术制度与学术课题与来自考古学的证据、民族与国家危机中的民族史新认识与民族学新解释，有关民族形成与变迁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复线还是单线等等，以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民族原生说”与“民族建构论”，始终纠缠着有关民族、国家、疆域、认同等等敏感的政治神经。自从晚清以来，经由在中国的欧美传教士的介绍、较早接受西方学术的日本学者的译介，以及聚焦于多民族国家如何建立的本土学者的论述，有关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模式、理论和方法，一直在各种复杂因素中挣扎，在各种严峻背景中前行，这使得中国民族史本身的学术史就相当丰富与复杂。这里发表的吉开将人教授论文文章虽然受到篇幅限制，他对这一复杂的学术史只是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但是，从这一论文中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并且反思民族史学在现代中国的复杂变化。当然，如果能够参看吉开将人教授在《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长达数年连载的《苗族史的近代》七篇，也许我们会对这篇文章要表达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民族史的研究，一方面涉及的是民族，或许与民族学、人类学有关，一方面涉及到历史，不仅要考察民族的历史，也得涉及民族研究的学术史。但是，无论是民族还是历史，又都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所以，尽管从晚清梁启超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者很多，像常乃德、顾颉刚、白寿彝、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罗香林等等，对于中国民族的调查研究也很多，比如史禄国、杨成志、辛树帜、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等等，但是，如果对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学的学术源流与政治背景有所关注，那么，读吉开将人教授这篇论文，仍会深深感到问题之复杂与历史之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