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文化，怎样复兴，如何认同？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文化认同问题

葛兆光

（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国文化的复兴”，是这次达沃斯论坛出的题目。我相信提出这个主题的人，一定怀抱热情，就是期待中国不仅经济“崛起”，还希望文化“复兴”。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可能多少有一些“煞风景”，希望给这种热情带来一些冷静。

因为这里有很多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何才算复兴？复兴文化是为了中国认同吗？这几年来，我一直表示我对某种现象的疑虑，即随着中国的“膨胀”，中国出现重返传统，强调国学，高唱爱国的趋向。我的疑问是，现在讲“国学”会不会窄化为汉族之学，讲“传统”是否会把中国文化窄化为儒家一家之学？过度强调中国文化复兴，会不会导致一种危险的极端趋向，即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在《战略思维》（Strategic Vision）中所谓的“崛起之后的自我错觉”？

请让我先从“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讲起。

一

这些年来，我曾在很多场合批评现在论述中国文化的方法，因为讨论中国文化的著作或者论文，常常是用一种概论（或者说宏观）方式笼统地介绍所谓“中国文化”。可是我觉得，要讲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两字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这个文化是中国有（或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较不明显），或者说华人世界有（或比较明显）、其他民族没有的（或者较不明显），这才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化，你不能把那些“非典型的”东西叙述一遍，就算中国文化。

那么，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的”文化？这里先以汉族中国文化为主来讨论。我曾经在一次演讲时说到，特别能呈现汉族中国文化的，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第二个是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国结构，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儒家学说，包括儒家有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政治设计。第三个是所谓“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在中国，各种宗教都没有超越性的绝对和唯一，彼此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可以彼此兼容。第四个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从这套学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观念和技术。最后一个是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论影响下，形成的古代中国非常特殊的天下观，以及在这种天下想象下，形成的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如果你拿这几个方面跟基督教文明比，跟伊斯兰世界比，甚至跟东亚、南亚既相信佛教也用儒家律令的区域比，你会发现这才是“（汉族）中国”的“文化”。所以，千万不要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宏大概念和空洞语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讲究“伦理”、重视“家庭”等等），来抽象和泛泛地定义中国文化。而更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文化的来源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儒家”与“理学”、“五经”与“经学”可以笼罩的，也不仅仅是现在所谓的“国学”可以涵盖的。

 二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概念，以上所说的各种文化现象，虽然贯穿中国历史数千年，一直处于主流位置，但只是汉族文化，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并不只是汉族之中国，那么，上述“中国的”文化，仍然无法简单地认为它就是“中国文化”。

如何重新解说和界定“中国”这个概念，目前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历来我们将三个概念习惯性地混淆了：一个是以汉族为中心的、语言、风俗和种族基本有同一性的“中国”，这是我们大多数汉族人一提起来，在头脑中马上会蹦出来的“中国”。还有一个是历代有效控制疆域的传统帝国，那是“王朝”，就像二十四史里面所记录的。再一个则是以现代中国合法领土为空间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人经常讲到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不由自主地说的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包括现在讲所谓“国学”，实际上还是以汉族、以儒家为中心的学问。可是，现在的中国疆域和民族，基本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大清帝国奠定的，是一个满、蒙、回、藏、苗加上汉，疆域很大的，多“民族”大“帝国”。当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这一帝国遗产，就让我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面临几重困境。第一，我们讲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认同，只是汉唐宋明的汉族的文化中国认同，可是经过蒙元、满清、民国，所谓“炎黄子孙”的历史，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汉族为中心的国家，都不足以成为整个现代中国的认同基础。你不仅得兼容历史上融入中国的异族与异文化，而且要要兼容满、蒙、回、藏、苗的文化。第二，认同不仅仅是历史、族群和文化的问题，政治制度也是获得认同的重要因素，我一直认为，认同的根本，除了民族、历史与文化之外，更在于这个制度给人们什么样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国家（或者政府）如何保证人们的生活条件和自由空间。第三，过去人们讲中国文化认同，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东西，并不完全契合于“领土”和“边界”，但现代民族国家是有边界的，有合法性政府控制的。可是，很多人容易把（文化意义上的）祖国情感、（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承认和（政治意义上的）政府拥护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起来。

identity这个词说起来很简单，可是到了中国，就变得特别复杂。

三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文化”正面临危机，因为自从大航海时代之后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冲击，原来的文化传统其实离我们渐行渐远。

下面，仍就五个方面来说：（一）虽然中国仍然使用汉字，但现代汉语中的文字、词汇和语法有很大变化，今天的汉语不仅由于蒙元、满清时代口语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使得传统口头语言成为书面语言，通过现代汉语理解和表达的世界，已经与传统大不一样了。（二）虽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秩序，但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变化了，以乡村社会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秩序，被现代的城市、交通与媒介改变了，建立在传统社会上的儒家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基础。（三）自从晚清以来，儒家、佛教与道教，即原来的各种宗教，渐渐退出价值领域和信仰世界。（四）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为基础的观念、知识、技术，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已无法对于政治世界和自然世界作出一般性解释。（五）近代欧洲奠定的国际秩序与条约关系，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和国际秩序，已经不再有效。

四

我理解，正因为文化有危机，现在中国有一个需要文化复兴的焦虑，特别是，当开放的中国越来越深地嵌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有人在呼吁摆脱西方控制，所以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复兴，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中国认同。

正如我前面所说，认同问题很棘手，它有可能刺激出民族主义。当然，我们不太像西方理论界，对民族主义特别警惕和反感。现代中国从梁启超1901年《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以来，对民族主义就没有那么极端的看法，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在追求国家的富强和独立，对民族主义没有那么仇视。可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双刃剑，并不那么单纯。我总觉得，现在之所以出现传统热、国学热，除了一些朴素的文化情感之外，有一些动机是很奇怪的，要么是“以西方反西方”，用舶来的时尚理论包装“伪民族主义”，要么是借助政治中的“中国崛起”论，在所谓的“文化自觉”旗帜下，塑造或想象强敌，以增强所谓“凝聚力”。现在有很多新理论，比如“东方主义”、“全球化危机”、“现代性问题”等等，当学者用这些理论构造或想象出一个对抗性力量时，就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变成了呼唤民族主义的悲情，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悲情很容易支持政治上的国家主义，一旦民族主义被政治力量介入，是非常可怕的，它有可能变成对全球文明、普世价值、交往规则的对抗性力量。

所以我觉得，在现代中国思想世界中，理性的“分化”很重要，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民间的、学界的和官方的，都要有一个界限，文明和文化也要有一个区分。我们承认，（普遍的）文明和（特殊的）文化是会冲突的，但在理性中对文明和文化进行一定区分之后，你可能不会对全球化对现代性——这是一种（普遍的）文明——有那么简单和强烈的排斥感，好像这一来，我们（特殊的）文化就要被全球化和现代性瓦解了。简单说，全球化是大家用一个节奏，用一个方法，用一个规则互相交往，这种交往如果没有共同规则，那就像在篮球场上踢足球，就会乱套。总归要有一个彼此认可的交往规则，一个大家遵守的基本伦理，这个规则和伦理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文明”。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如何小心翼翼地在“文明”冲击下，使不同“文化”还能保留下来，成为新资源。

坦率地说，我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来谈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的看法是，要期待中国文化复兴，第一，要期待中国自身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上的变革；第二，要对传统文化有真正的认识，并且能对传统资源进行现代的创造性的再诠释；再次，要理性区分文明与文化，不必把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看成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最后，真正复兴中国文化必须提升全民素质，认识到独特的中国文化不是口号和标签，而是历史和教养。我们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性有这么大的反感，其实，在未完成现代的时代批判现代性，因为批判现代性而倡导回向传统文化，有时候只是理论上的追赶时尚和政治上的某种需要。

五

希望中国文化复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传统不是固定的，中国不是单数的，文化也不是想复兴就能复兴的，我要指出的是，一定要理性地看到：

第一，中国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历史一直在对文化做“加法”与“减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化传统，将来的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变迁的传统”。

第二，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和文化曾兼容了多种族群与多种元素，这是一个“众流汇聚”的文化共同体，而现在中国又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一定要承认中国文化的“复数性”。

第三，在近三四百年尤其是晚清民初，中国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来的文化传统已处在断续之间。现在当然需要重新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如果以“原教旨”方式刻舟求剑，固守想象中的文化传统，只是固步自封。

我深切地感受到，现在膨胀的中国那种非常强烈地要求“弘扬”中国传统、中国色彩、中国价值的焦虑，这焦虑来自晚清民初之后越来越紧张的心情，“追求富强”的强烈愿望，“天朝大国”的历史记忆，确实是中国百年来不断把“时装捡起来穿上，脱下一件再换一件”的原因。一百多年过去了，随着当下中国渐渐“膨胀”，有人便急切地要向世界证明，泱泱大国不仅要在经济上进入“前列”，政治上发出“重音”，而且应该在文化上占据“中央”。我所担心的，正是中国的“传统热”和“国学热”，千万不能因为这种紧张心情，让它不仅没有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反倒变成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学术形式和动员力量。

* 此文发表在《财经》与《哈佛商业评论》合编《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智能新领军》“文化”栏目，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