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2012年第3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张佳助理研究员的论文《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以下为文章提要与栏目主持人语。

别华夷与正名分：明初的日常杂礼规范

张  佳

[摘  要]  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的元明易代，对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初在“用夏变夷”、“复古”等口号下推行的礼俗整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民间日常杂礼的清整和规范，即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明初在“别华夷”、“正名分”等理念推动下进行的礼俗改革，实质上是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互配合，对民间生活进行的儒家化改造。它们共同塑造出明代前期整饬有序的社会样貌，也创造出一个后人看来礼制谨严、风俗淳厚的时代。

[关键词]  洪武  礼俗改革  “胡俗”  “用夏变夷”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14世纪中叶的元明易代，究竟给后世中国文化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王朝革命”是朱元璋（宋濂代笔）《谕中原檄》所谓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吗？几十年以前学界就在讨论。举三个例子：1938年，中国学者蒙思明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说，明代取代蒙元的最初动机，“虽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只是“革命之以阶级斗争发其端者，遂以种族斗争终其局”。若干年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写《从洪武到永乐》，也觉得明代政治从一开始起，“主张对蒙古的民族革命的意识就非常低”，只是汉族文化意识所带来的种种制度变化，意外地使得“这场革命最初并没有民族革命的意识，但是结果却成为了民族革命”。同样，20世纪50年代蛰居香港沙田的钱穆先生细读明初各种文集，他也很诧异地发现，新朝的很多士大夫，好像对明初汉族文化复兴并没有那么欢欣鼓舞，“旧朝已覆，新朝已兴，在当时士大夫心中，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无动。乾坤洗涤，天地清平，诸儒视之若膜外”。

也许他们说的都对。元末群雄并起争天下，最终推翻蒙元政权的时候，复兴汉族文化的意识，其实并没有这样自觉与浓烈。不过，到了明朝建立之后，在新朝疆域内“去蒙古化”就成为确立政治合法性与文化正统性的一个必然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说，“去蒙古化”是一种后设的制度，因为要证明这个革命的价值，就要证明前朝异族文化的野蛮。要强调这个政权的正当，就要强调自己延续了伟大的文明。要确立新文化的意义，就要在各个领域把旧文化驱逐出去。明代初期的“去蒙古化”，包括洪武元年“禁胡服、胡语、胡姓”、洪武五年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嫁等等，都是从文化、风俗、文献甚至血统上泯灭蒙古的存在。

我曾经强调思想史研究要重视思想的“制度化”。因为某种思想是否真正能够在生活中落实，一个重要途径是它是否能够经由官方权力“制度化”，依赖国家权力贯彻到社会和生活之中。张佳博士在这篇论文中用丰富的文献与图像资料，对明初有关“胡名”与“跪拜”这两个看上去并不很引人注目的制度性禁令进行介绍，说明了洪武一朝政治权力对于儒家理念的制度化推广，以及这种制度化推行在形塑明初社会形态中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明代初期，官方既禁止“胡名”，又禁止滥用先贤、皇帝、国号为名，不仅使得蒙古时代形成的汉人胡名现象大为减少，形塑了汉族历史与文化的崇高与神圣，也导致了胡人的被迫汉化；同时，明代初期对民间日常礼仪的改革，说明官方为了恢复传统汉族礼仪，对于蒙元时代逐渐蔓延的蒙古跪拜、饮酒、服装、统统严厉禁止，甚至在书札格式中出现的跪拜词语都一律禁用，这种努力导致了明代文化的“去蒙古化”。尽管这种制度化的用心，也许确实是为了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事后措施，但是正如这篇论文所说，明代以前，这种事情只是士大夫阶层的移风易俗，很少有国家直接干预。但是，“明初政府颁定的这些日常仪节规范，反映了国家触角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延伸，也反映了儒家意识形态在国家的密切结合下，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渗透”。

仔细思考中国14世纪以来的政治与文化嬗变，元明之际这一历史关节点的种种现象，也许格外值得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