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邓菲副研究员《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一文，以下为栏目主持人语及论文摘要。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本期刊载邓菲博士的这篇论文，主要在回顾、综述和探讨艺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两个领域的互动，以及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作为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她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变化，也讨论了观念史或思想史作为历史解读方式，如何被引入古代中国艺术史领域，使得图像与观念之间可以互相说明、互相诠释。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图”与“书”或“图”与“史”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鸿沟，“河图洛书”或者“左图右史”的说法历来流行。《法言·问神》里说的“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也可以挪用在图像与思想之间。在现代学术领域中，思想史在诠释古往今来所谓“言为心声”即历史上的古人说什么和怎么说，而艺术史则也在探究“画为心声”即历史上的古人画什么和怎么画，因此，艺术史与思想史当然可以改变“两股道上跑车”的分离状况，图像与观念之间当然可以寻找彼此的联结点。

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研究者，我一直提倡图像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这一点没有问题。不过，在这里我更想强调的是，图像有图像的特征，艺术史有艺术史的方法，那些属于图像艺术领域的笔墨、构图、色彩、形式以及风格，都不是思想史家可以随意发言的。在中国传统图像艺术中，自有一些特别的形式，需要有艺术世家那种特别的观察与解释途径。比如，正面与对称的肖像画在祠祀场所具有的特别纪念性与秩序性，在手中开合的扇面或自一端展开的卷轴其观赏方式对于古人观物习惯的影响，佛道寺观壁画四周拱卫中央雕像那种聚焦方式与宗教信仰者以及神圣仪式的意义，画面与卷首卷尾题跋文字的配合与古人进入与理解图像的方式，这些都不是思想史的专长，而是要虚心向艺术史家请教的。因此，当思想史家或观念史家试图进入图像艺术作品的时候，需要警惕的是，当我们把图像艺术作品当成思想史的资料时，千万不要鲁莽灭裂，仍要小心翼翼。

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其《图像证史》一书《导论》前面曾引用了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话说，“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虽然这是在强调图像作品的思想意涵，但这话切需两面理解。一方面，研究者面对的是沉默的艺术品，尽管沉默，由于图像是有意识的人所为，其意义和思想当然就存在被解释的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品的内容与风格等，揣测它被创造出来的意思，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品的沉默，它在离开原作者不再有可以说话的证人之后，意义与思想往往很难被准确地复原和解释。我注意到邓菲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艺术与思想互动中的两种危险倾向：“以图证史”的危险是“往往将图像看成是一种‘读’而非‘看’的‘另类文献’”，这使得图像艺术作品被等同于文字的文献；而“以史证图”的危险则是“所有的符号与图像都是存在含义的”，因而忽略了有的图像艺术的母题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脱离观念而成为装饰性的东西，常常容易被无节制地解说，甚至强迫文献和历史来迁就图像的意义诠释。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到陈寅恪说的那句话，“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徵之结论……譬如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这话虽然是针对清代经学弊端而发，但挪过来，好像也可以用在图史互证时走过头的弊病。

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

邓菲

[摘  要]  图像资料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近年来，随着考古与视觉文化材料的大量涌现，图像艺术逐渐进入到文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在人文社会学科内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与艺术史研究之间互动频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科的视角出发，分析历史研究与图像的关系，审视艺术史研究的定位与发展，讨论艺术史与思想史学科之间对话基础的扩展，并探寻中国艺术史研究如何在跨学科发展中确立自身的学术独立性与存在价值。

[关键词]  图像与历史  跨学科  艺术史  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