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集在这一辑里的，是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整整一年间，在“复旦文史讲堂”进行的十一场讲座的记录稿，看上去主题相当分散，有文学史，从两汉文学到唐代小说，有社会史，从宋代妇女守节到明代的崇奢论，也有学术史，从美国的朱熹研究到陈寅恪的治学，还有文化交流与比较，从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士的意义、转道日本的科学概念和中国的格致旧词，到求异还是趋同的比较方法，虽然是“出文入史”，所涉及的话题却相当广泛。不过，我读过校样之后，总觉得这些演讲仍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些造诣精深的学者，以他们各自的阅读经验，通过各种主题的演讲，在向年轻的学生呈现学术视野、强调专业精神和示范研究方法。

本来大学就应该讲“学术视野”、“专业精神”和“研究方法”。可惜的是，近年来这种学院的要求似乎从大学中淡化了，那种随意的、趣味的和漂浮的风气渐渐在课堂以及讲座中弥漫，“学院本当传绝业”，如今却变成“世态万端都成戏”。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是凭着兴趣和感悟，把历史、文学或哲学当作“消遣”，写一些感性的小说、灵动的杂文和聪明的随感，甚至编一些“写给大众的某某史”、说一些“某朝那些事儿”，其实，不一定非到大学来不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那些严格到刻板的学术训练，反而会障碍这些机智和感动。不过，我以为，若是想做出一些前人不曾做过的业绩，发现一些前人不曾发现的历史，并在学术世界与国际学界较长论短，却不能不在国际学术的平台上接受检验，在严格规范的镣铐中跳舞，在“冷板凳”和“故纸堆”里沉下心来翻检，英文里“大学”（University）和“教授”（Professor）两个词也许说明，大学既要传授普遍知识，教授也要教专业知识，所以，大学的严格训练是必要的，而大学的学术讲座，就不得不多讲所谓“视野”、“精神”、“方法”，尽可能呈现教授们的知识世界的宽阔、研究纪律的严格和学术论述的清晰。

这一年里，接受我们的邀请，在“复旦文史讲堂”演讲的教授，有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朋友，也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在“复旦文史讲堂”演讲的讲题，有关于历史上的思想与社会风气的，有讨论东西文化接触后的观念与知识变迁的，有讨论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也有讨论文学史中的问题的，所谈的话题，上起汉唐下至民国，时间横跨了两个千年。但是，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无论他们讲什么话题，由于他们身处这一共同的学术世界，需要在一个学术规则中呈现自己的研究所得，所以，当他们“思接千载”，也就是面对种种历史文献和历史现象的时候，并不可能只靠“精鹜八极”，凭天才的想象信口开河，真正的、现代的、大学的学术研究，需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严格的“专业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各位读者尽可以在这些教授的演讲记录和现场问答中，清楚而充分地看到。

其实这是常识，本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葛兆光教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