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张隆溪《掷地有声：评葛兆光新著〈宅兹中国〉》，收入《思想》第18辑《中国：革命到崛起》（台北联经，2011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孙卫国教授《多重的视野与多面的历史》，《读书》2011年4月号；《文汇周末》2011年7月2日《西方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认知“中国”的三个向度》。

西方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
认知“中国”的三个向度——读葛兆光《宅兹中国》

潘启雯

      “中国学”，当下几乎已是异域学者们各种新理论阐述的“试验场”，他们用林林总总的视角和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理论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种现象“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这些异域学者们有时候只是在抽象理论上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即“如果只是用一种常识来反对另外一种常识，那我们还将陷在迷信的雾霾里发呆，失去自省的好时机”。
      日前，葛兆光在他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乍看，全书内容粗芜杂乱，但细细读完，还是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一条主线。具体来说，这本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存在三个方面不绝于耳的争论：一，古代中国究竟是个“帝国”，还是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或者是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二，历史研究要不要抛开国别史，重新寻找一个“历史世界”？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新理论，是否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这些争论，各有特点，耐人寻味，对反思“中国学”精髓颇有现实意义。
      “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葛兆光说，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意思似乎是“墨守”，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引发葛教授做这一课题研究的缘起，主要也有三个因素：其一，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走出“天下”，进入“万国”，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语出《诗经》）、自信“允执厥中”（语出《古文尚书》）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继而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为重新界定何为“中国”提供了主要的历史背景。其二，当下中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迫使学术界开始讨论关于“中国学”的许多问题。其三，在这个“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需要人们从中国的历史和背景出发，重新界定“什么是帝国”、“什么是民族国家”，而不应只是从既定概念和先验理论出发。其间很多看似好玩、有意思的故事，当作思想史材料加以细致分析时，现出的不止葛教授的洞察力，还有国人无法回避的苦涩与沉重。
      葛教授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历史论述，潜台词却是“现实中国”。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各领域也一直是周边诸国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与中国距离较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趋，派遣学者来华学习中国文化更是从未间断过，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区”。文化、制度方面的相似性以及朝贡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中国与周边诸国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复杂而暧昧。
      近代之前，周边诸国对中国的认识处于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了新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并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国内部出发，因此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国民心态等方面的认识往往存在片面和偏颇之处。随着目前中国在世界的再次崛起，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与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
      其实，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葛教授也把这种“紧迫”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三阶段论：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当时由于中国的周边没有更强大的文明，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居于天下的中央，于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自视为“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直至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这种“认识”才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之后，中国人进入了认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应运而生。可是，我们也总在怀疑，西方是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呢？它跟我们的比较，是否就能令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也许，当下正是一个需要“多面镜”的时代——由于中国自身的存在，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整个世界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中国也将因此重新定义自己，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无裨益。
      葛兆光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尤其在它的中心区域，文化相对清晰和稳定，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历史认同，进而对准确的自我认同造成麻烦。因此，葛教授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这三个向度，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