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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我院李星明研究员的论文《佛法与皇权的象征——论唐代帝陵神道石柱》，以下为文章提要及本期主持人语。
佛法与皇权的象征——论唐代帝陵神道石柱
李星明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摘 要] 在唐代，士庶丧礼和皇帝丧礼之中均出现七七斋和地藏十王斋等佛道斋会和行香仪式，以儒家礼仪为主的国丧已经混入了佛教追荐仪式。保存至今的唐代帝陵神道两侧的石柱一改传统样式，采用摩尼宝珠柱的形式，将佛教蕴涵融入帝陵，在帝陵礼仪空间中见出佛法与皇权的结合。对唐陵石柱与佛教的具体关系，其形制来源，以及其在帝陵究竟产生何种意义等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帝陵礼仪空间的文化蕴涵在唐代的演变。透过唐陵石柱，不仅看到当时佛教对皇权的辅翼功能，帝王在佛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被神圣化，也可读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叠加和交错中的皇室贵族与士民的复杂信仰。
[关键词] 唐代 帝陵 摩尼宝珠柱 佛教 皇权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中国艺术史并不是一个新领域，从商周铜器、汉魏刻石、南北朝隋唐佛道遗迹、宋元绘画，到明清书法，早已受到国际国内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欧美、日本学者“旧貌已换新颜”，充满新想法、新方法的一些研究著作，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让这个原本就有传统的研究领域，充满了变化的征兆。可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些被叫做“中国艺术”的作品，不仅门类囊括书法、绘画、篆刻、雕塑、陶瓷、建筑等等，观念横跨儒家、佛教、道教以及各种外来宗教，作者涉及上自皇帝下到庶人，而用途更遍及寄寓信仰、抒情达志、装璜修饰、收藏交换。让我们一直困惑的是，究竟用什么作为主轴“一以贯之”地串连起一个中国艺术的历史，是“风格”、“类型”、“色彩”还是“气韵”？它又如何划出它的边界，是谨守艺术精品还是开放到一般作品？还有，它怎样兼及宗教、政治、社会、风俗、制度以及生活，让这些“外部研究”支持“内部研究”？
关注这个栏目的读者也许还记得，2009年第一期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曾撰文通过若干种丧礼指南，讨论天主教观念如何渗入传统中国的丧礼，那是明清以后的历史现象。时隔两年，李星明教授则更上溯唐代，讨论帝陵神道石柱，这篇论文用了一个题目叫《佛法与皇权的象征》，他希望在唐代帝陵建筑的分析中，从艺术史的领域拓展到政治史和宗教史，讨论佛教艺术如何渗透到原本由儒家提供的皇帝丧礼仪式和墓室形制之中，使“儒家礼仪为主的国丧混入了佛教追荐仪式”，他在覆莲柱础、八棱柱身和宝珠顶构成的皇陵石柱中看到了唐代上层社会中佛教艺术的进入。可见，即使在儒家擅长的丧葬礼仪中，传统也早已不再是原汁原味的“旧传统”，而是叠加和交错了的“新传统”，从隋唐到明清。
我始终对于艺术史有一种“遥远的兴趣”。说很“遥远”，是因为我没有艺术史的基本训练，只能羡慕地“远眺”。之所以说有“兴趣”，是因为在思想史研究中，也需要处理图像资料。不过，正如我以前一篇旧文说的，思想史可能更愿意处理的是成为格套的图像，这些落入“格套”的图像反复呈现，恰恰表达着某种普遍的“观念”，而艺术史主要处理的往往是超凡脱俗的“精品”，艺术天才的灵感、风格和形式常常是难以复制的“经典”，因而并不宜作为思想史的“证据”。不过我察觉到，近年来两者在相互靠近，思想史家对艺术图像背后的观念、情感、想象的历史越来越有兴趣，艺术史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也越来越关注，正如三十年前一位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Michael Sullivan指出的，艺术史会越来越关心这些超出了艺术史的问题：究竟中国文人是否人人都不必依赖卖画为生，而可能保持自由与清高？古代既没有画展也没有拍卖，艺术品的高下与价格如何在公众中确定？寺庙、庙会、饭馆、古董商以及装裱店如何在艺术口味的形成中起作用？同样我想，李星明教授的论文希望讨论的不止是这些墓室的形制和装饰，他还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从这些沉默的皇陵石柱中读出唐代皇室与贵族的复杂信仰？在那些残存的长安遗迹中我们怎样看出当时各种文化的交错？从这些遗迹风格式样的变迁中折射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什么变化？
因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始终希望推动的领域之一，就是“宗教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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