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东海”——新“地中海”式模型 

转载自《社会科学报》2010.12.2 第5版 王鑫磊/整理

    当今国际学界有关亚洲的研究有什么最新进展？近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的“前现代世界中的亚洲：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与欧洲的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欧美、日本、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超越国境发现更多故事

    教育部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艾尔曼:十八世纪中国经学出现了转变，但清代经学的转变本质上绝非革命性的。考据学家虽带动经学研究形式上的转向，但仍一再肯定经书理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他们来说经学仍是寻求新信念和新的政治行为的出发点与组成要素；而晚清的今文经学家虽选择采取激烈的手段来重新建构过去，但并没有政治革命的观念，对社会进程的变化也没有充分理解。无论是经验主义式的考据学取径，还是今文经学家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及政治改革的想法，都成为日后政治和文化转型观点的重要奠基石。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日本的政治制度在安土桃山时代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与欧洲一样的封建制；日本的土地制度长期以来都与欧洲的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更为相似；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日本的城郭与城下町也与欧洲castle与 downtown比较相似，而与中国城市的围墙式结构完全不同；近代以前日本上层建筑对中国学术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移植尽管表现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根本性的因素没有因此与中国趋同。因此，前近代日本所谓“脱亚”只是脱掉日本表层的儒家文化，“入欧”却是穿上与日本经济基础本就相配的欧式外衣。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在面对同样“冲击”时，由于东亚三国政治、社会、宗教的差异，“反应”仍有相当的不同，这说明“亚洲”或者“东亚”并不是一个，不仅政治、社会、宗教和环境不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态度也不同，因而近代化路途与进程也不同。影响朝鲜、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洋宗教的不同策略与态度的背后，展现的是三国各自不同的国家政治结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状况的不同。应当注意重新审视和研究“东海”，即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一区域的历史，这个文化区域交错的历史图像，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发现更多的故事，而且它进入“近代”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地中海”式的模型。

语言学与思想史交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白根治夫(Shirane Haruo)教授：日本从七世纪早期起就是一种双语文化，国语与古典汉语关系密切。至十九世纪晚期，这一情况发生了双重转变：一是从多元白话和多元通行语言的双语综合体转至一种试图统一口语和书面语的语言。另一重大转变则是从中国的“人文学”范式（其千百年来关注的是宗教/哲学、历史、诗歌和纯文学创作）转至西方的普遍体系（融合了虚构文学，特别是散文和戏剧）。而在十九世纪欧洲普遍范式以及欧洲学术范畴（如历史、艺术、宗教、哲学和文学）的重压下，一种东亚文学体系解体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heldon Pollock教授：印度语的时期从某种程度上关联着欧洲，也关联着中国的“早期现代性”；语文学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思想史的一章，它也是当代语文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文本的意义，是人们赋予它的意涵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文本的意义尤其体现在传统的注释之中，从中我们能获得文本的丰富意涵。

    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Hirata Shoji)教授：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汉人大流散”时代，北方异族的入侵，“中原”汉人被迫南下，在南北方都产生“汉蛮倒错”的局面以及“汉蛮”语言争夺主流的情况，汉语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同样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及其语言的进入，汉语又一次面临正统危机。古代汉语和英法德等西方语言在近代日本相互竞争的情况与此类似。近代中国出现了 “国粹”、“国学”运动，也出现“白话文”运动，其出发点都是相同的，即汉语已经不具有普世的价值，而是世界语言中的一种，它要自己走自己的道路。

世界史中的亚洲思想史：突破地域边界

    日本法政大学渡边浩(Watanabe Hiroshi)教授：“封建”是指君主权力分封给世袭的地方诸侯，“郡县”则是由国君通过委派各任地方官僚，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这两者大致可以对等于西方的“贵族”与“民主”两种政治模式。中国自古采用“封建”制，而秦始皇设置“郡县”，至宋朝“郡县”制走向全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比欧洲“超前”约八个世纪，比日本“超前”约九个世纪采用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模式。明治维新在日本被广泛认为是从“封建”到“郡县”的变革，这意味着日本在十九世纪晚期才在政治模式上达到了中国宋代的水平。

    日本东京大学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以欧洲、伊斯兰世界、日本的三种语言体系中使用“宗教”、“世俗”这两个词汇时，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为例，用某一种特定的语言系统来讨论使用另一语言系统的国家或地域的历史或文化，势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对已经被认为是国际学术语言的英语作进一步的打磨，使之成为更加纯正的国际语言。具体来说，应该把有关非欧洲语言环境下的讨论对象的具体知识尽可能多地注入英语，藉此尝试建立起新的构造。只有当英语能够包含非欧洲语言环境下表达的非欧洲世界的信息，并且不再在欧洲语言的特殊背景下讨论这些信息的时候，英语才成为一门真正的国际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