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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日历史学对现代性的回应
转载自《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 第5版 学科探讨
在一百多年前，由于鸦片战争、黑船事件、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国和日本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大变化，而且学术上也发生了大变化。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在追随西方文明和保存东方文化之间，在适应现代观念与建立国家历史之间，都在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思路和方法。近日，在沪召开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国际研讨会上，中外学者们就此进行了讨论，本报刊发主要观点。
日本 全球化进程伴随历史意识的胜利
酒井直树（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我们在近现代日本历史的背景下谈论“国体”的问题时，把它理解为类似“国家主体”的概念，并进而去寻找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形成背后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元素的话，结果只能是一种彻底的误读。为此将做两个方面的尝试：一是试图去界定所谓的被所有东北亚国家或人民所共享的现代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是试图去理解创造出了“国家”这样一个新的集体概念的、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那样一个剧烈的历史转型过程。一种全新模式的个体认同的引入和介绍，是民族国家成为可能的前提。类似国体（或者国籍）这样的概念，象征着一个所有个体都可以平等地归属其中的全新的集体组织，而这样的集体归属感可以称作是“特定的认同”。这样一种认同和前近代的认同模式有着天壤之别。
Christian Uhl（比利时根特大学）：今日称之为“全球化”的进程自一开始便伴随着“历史意识”的胜利。从自然界和人类群体（进化论的提出、历史学科的兴起、博物馆的诞生等等）到每一个个人（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个人概念、近代传记或自传的出现等等），“全球化”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历史化。倘若“全球化”与现代化迷思的全球传播是历史巧合的话，问题便应运而生。如果概观而论，那么这两种进程应当简单并置，还是作为相互对立的部分来加以考察，或者假如情形并非如此，那么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否是彼此交错、紧密联系，犹如一对孪生儿，抑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尝试通过引出两部几乎对立的作品之间的冲突，进而回答上述问题。一部是出版于1901年的日本著名“西化主义者”福泽谕吉（1835—1901）的自传；另一部是出版于1902年的同样著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1870—1922）的自传。两者在内容（两位作者针锋相对的政治信仰，以及对于生命、历史和现代性的态度等等）和形式（叙述策略、情节安排等等）上有联系，同时两部自传归根结底须视作为“自主的日本”与现代的“西方”面对面时不同选择取向的叙述建构。然而福泽和宫崎，尽管他们相互对抗，但是都具有双重性格，并且尤其在启蒙意义上，他们不仅呈现出个体的基本矛盾，也反映了近代人的境况。
Rikki Kerste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45年后，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明确而急迫的将日本战败解读为“元年”的诉求。这意味着在时间序列上区分开了战时国家与战后社会、战时法西斯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以及战时智力协同性与战后思想正当性。日本战后对于战时政治转向的分析便明显地受到了这一刺激。思想家们认为思想恒常性能够作为战后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基础，并据此为隐含假设，去探寻战争年代里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如何同国家和天皇制意识形态共谋串通。但是通过强行把国家与个体的分离置于战争语境中和强加暂时间断性于战后身份认同上，战后民主道德否认了主体和历史延续至战后生活的连贯性。吉本隆明是一位杰出的战后批评家和思想家。他并未接受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成两部分的身份认同。相反，吉本积极地探求历史创伤（战败）的意义，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历史的身份认同。这样做不仅是为其自身，也是为了战后的大众社会。吉本隆明对于知识分子政治转向的辩护和人们的直觉恰好相反。他以此作为手段，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吉本认为就日本近代史而言，转向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标记。为了维系生活和思想之间的一致性，吉本指出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的历史语境产生共鸣，那么他们就只能有效地与一般民众进行沟通。 吉本通过拓展代际意识的时间轴及其战后作品中“内部”和“外部”的空间轴，致力于恢复战后生活的历史。他严厉抨击战后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试图把1945年从一个暂时中断的时刻转换为一个充满隐喻和主体性的时刻。通过细读吉本对于1945年的理解，我们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政治转向作为一种战时思想机制如何帮助阐明了历史意识。
中国 传统史学转型：经史易位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清代汉学大体以经学为中心、以考据为表征。这样三位一体的结果产生出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从今日标准看基本是一种方法的考据，那时却成了学名，在较长时间里几乎成了涵盖一切的学问总称。在考据的名目之下，经典的圣贤书地位无形中被削弱，经学也与他学渐趋平等，其中受益最明显的是原本地位最接近经学的史学。道咸以后动荡的时局导致时人对整体学问和不同学门地位的认知发生转变，原有的义理、词章、考据三分的局面因经世之学的纳入而成为四分。大约与所谓道咸“新学”的兴起同步，“乱世”使得本具“资治”功能的史学显得更为有用，出现了从“通经致用”到“通史致用”的转向，也促进了经学从学术中心滑向边缘和史学走向中心。
刘龙心（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在时代变迁剧烈的近代中国，历史知识的生产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出现迥异于传统的面貌。经史关系的改变，一方面使得史学逐渐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走向中心；西学的涌入，也撼动了传统史学原有的此疆彼界，历史知识的重整，成了近代中国史学无可回避的课题。由于民史概念的提出，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的学科性质、范围不但因此确立，连带使得历史书写的体例与关怀对象也随之逐渐改变。这样的变化，西学的刺激与影响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在近代知识转型的过程中，而传统中国史学究竟是以何种面貌，面对西学所带来的冲击？历史书写者又是从什么立场出发，重新调整传统部类和史学的定位，并如何尝试以现代学科的概念重写中国的过去？
20世纪的头一年，清朝政府把行之有年的制艺取士之法，改为策论之试。光绪27年（1901年）礼部政务处以戊戌时期的科举改革方案为蓝本，正式将科举改试策论。从表面上看来，科举并不与学堂殊途，而是与学堂讲授的内容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是为什么当科举愈来愈向学堂靠拢，在论与策当中加进了更多的中西“实学”之后，非但没有挽救科举的命运，反而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让科举走下了历史的舞台？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中间的关联，我再度把关怀的重心从科举变革，拉回到晚清知识结构的变化上，从而发现经史易位和政史关系的改变，皆只是传统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面向，更大的问题是：当清末学人开始以政学、艺学的观念理解西学之际，传统知识结构亦随之而变，而这个变化究竟带给近代中国史学什么样的冲击？晚清学人又尝试是以什么样的基点，重新解喻传统，勾连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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