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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澜——读东洋书札记选录之一
葛兆光
转载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月17日
小 引
近来读书的风气渐变，不是太实用就是太草率。实用者好像带了既定目标匆匆到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拣了自己需要的那几样东西，便匆匆直奔收银台，银货两讫便扬长而去。草率者则仿佛在网络上撒网打鱼，凭了几个“关键词”就漫天钩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来就算，全不顾前后左右语境背景。在这个数量胜于质量，速成优于沉潜，急躁多于从容的时代，不要说“静夜远钟伴他青灯古卷”，就连“凭几听雨任我神游书卷”，也都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不是批评别人。这三十年间，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的时候，也不免有实用和草率的毛病。不过，好在当年毕竟读的是古文献，专业的需要逼得自己不得不慢慢地在故纸堆中逡巡，后来做思想史，思想加历史让自己不得不定心在东洋西洋杂书里爬梳。毕竟进入学界已经三十年，总算是读了若干本书，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快速钩辑，还是要用笔（或电脑）细细记录读书心得。多年积攒下来，有手钞的卡片，有成本的笔记，也有电脑的电子文本。特别是近十几年，读书时常常写一些文摘或札记，也偶尔作一些提要或心得，这些文摘、札记、提要和心得，混杂在日记里，使我的日记既不像有意留作证据的历史，也不像完全私密性的档案，倒像是一个资料簿子，很多时候我写论文，还得回头去翻检日记，寻找线索和思路。
流年颇不利，2008年4月起，因视网膜脱落的缘故接连手术，出了问题的左眼不便再看电脑，勉强用只眼读书，便又回头以纸笔写札记作摘录。当我重新用纸笔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才回头感受到旧时的读书滋味，滋味与速度常常恰成反比。只有简帛而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常常钞书，这时读书不仅记忆深刻，常常能读透纸背的意思，背书成了常见的方式，或许不曾刻意，却往往能够过目成诵；等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书来得容易，人们常常买书，书肆成为知识渊薮，藏书楼成了知识仓库，不再畏惧知识化为烟云，需要记忆的只是考试内容，遇事查书成了常见的方式；等到了铅字时代，方便的图书馆和分科的学术体制，让人们各扫门前雪，只管一亩三分地，似乎连查书都各自划定了畛域，懒得越境也懒得旁骛。现在更好，有了互联网，纸和笔便束之高阁，不要说背，连读都懒得读，遇事便乞灵电脑，考索则拜托网络。有一个朋友写了大书，据说文献多来自虚拟空间，成书时连网络痕迹都懒得抹去，一任它在那里作梗犯科。
下面是近年来读各种东洋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为专门研究读的东瀛史料不在其中，可是，实际上最花时间也是读得最认真的，恰恰是那些并不收录在这里的文献。所以，这里收录的“札记”恰是“闲览”，只是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人，虽本应是荒江野老，却不免也想从象牙塔中，找个窗户往外眺望一下历史和波澜，其中，泛览的东洋杂书，便成了眺望异域的窗户，瞎取个名字，就叫“隔岸观澜”。（2009年12月28日于上海）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临川书店，京都，1999）记载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宝历十四年（1764）四月七日，到江户祝贺德川家治第十代将军袭职的朝鲜通信使，在归国经过大阪时，对马藩通词铃木传藏把通信使中官崔天宗杀死，十八日，传藏被捕，五月二日被处死。因为此事，朝鲜通信使滞留大阪达一个月（这一年六月二日改元明和）。这一事件，由于记录、传说和加工，在日本被写成小说、歌舞伎、净琉璃，反复上演，而日本和朝鲜两方所说的事实也大相径庭，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两国的相互不信任感（参看其《序》，1-2页）。此后，日本方面演绎的故事，变成崔天宗与日本游女留情，以信物为证，后回国，而游女生子。崔回朝鲜后，因其妻与其甥通，并设计陷害崔，其甥冒名顶替为官，并出使日本。铃木传藏即崔氏之遗腹子，为父报仇，故杀害了假崔天宗。
据日本学者说，此故事如此受日本人欢迎，据说是因为与《国姓爷合战》的郑氏故事一样，因两者之母皆为日本人故也。这很有趣，也值得想一想。（2006年7月8日）
本田实信《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
关于蒙古时代史的研究，据杉山正明说，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这部《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本田实信是日本甚至是世界上关于这一时代建立在两大类史料（パルシア语和汉语）基础上作严密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著作是全世界蒙元学者都要阅读的，在他之后使用“蒙古时代史”这一名称，就很引人注目了，而这一时代史是不好放在十三十四世纪“中国”这一框架中的（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载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497页，汲古书院，东京，1996）。
杉山的评介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研究蒙古时代需要在工具上拓展领域，因为不仅元代汉语文献，包括了雅文（古典汉文）、吏读（记载事务和各种文书的文体）、白话（口语）、蒙古语直译体汉文四种。而研究这一时代史，还要懂得阿拉伯文以及藏文、梵文（Sanskrit）、拉丁文等等；他又提出，（一）从宋到元，中华世界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由于蒙古时代拓展了“中国”，而这一拓展的“中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记忆上都被系统化了，一直影响到现在；（二）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应当注意宋元时代是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新书东洋史3，讲谈社，1977）中提出的走向，一是从北宋-金-元，一是从北宋-南宋-元；而北方这一脉络的研究是不够的。（三）在日本，宋元时代史的倾向，有坚持华夷思想的文明主义，有所谓民族国家的立场，很多人由于把辽金元视为夷狄，所以常常好用“征服王朝”的概念，也常常使用“纯中国世界”VS“非中国世界”，或者“中国本土”VS“边境地区”的两分，但是，近现代欧洲和日本习惯使用的“中国本土”的想象和概念，不过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现象，而不是长期的历史中固定不变的结构（504-506页）。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他说道，现在欧美关于蒙古史的研究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伦敦大学研究伊朗史的David Morgan，其优秀的代表著作是关于蒙古帝国的概论书The Monggols（Oxford，Blackwell，1986）。
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
读园田一龟著《鞑靼漂流记》（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91），乃1645年前后漂流到中国，后经朝鲜遣返的日本人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口述的经历，园田的研究甚细致。读其注释，觉得朝鲜的《通文馆志》、《承政院日记》甚为重要。又，根据朝鲜国王的报告，当时有日本使者来到朝鲜，感谢他们把漂流船送回国。这个叫做橘成税的使者，把明朝叫做江南，把朝鲜叫做高丽，把清朝叫做鞑靼，还说“此乃俺国通称之语，实非有意于其间”。朝鲜官员无奈，只能说，“尔国虽在海外，与本国为邻，清朝国号，非不闻知，况当初飘倭转送时，本国书契中，既尽清朝所送之由，则尔国亦当依此回书，而何乃若是……卑职思得倭奴性情，本来狡狂，难以理论，与之羁縻，不足相较，故仍为依例接待以送”（见注释42引《报岛倭书契》，259页）。又《李朝实录》仁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亦记载此事颇详，并记载橘氏对朝鲜和清国关系的刺探（260页）。（2006年10月31日）
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
读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雄山阁，1977），书中谈到，由于一个叫做赵彝（出身高丽咸安，即今庆尚南道）的人，对忽必烈介绍了日本的各种情况，于是在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1266）至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1273）之间，蒙古与日本之间有六次外交接触。第一次是至元三年，由黑的、殷弘为使，忽必烈给日本国王致书（文载宗性《调伏异朝怨敌抄》，东大寺图书馆藏），说到“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下面举了高丽之例，表示怀柔，又说日本与朝鲜接壤，可是“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
这一次蒙古国书的到来，使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但是，这些信使和通书，屡次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和冷遇。在六次交涉之后，文永十一年（1274）正月，蒙古下令高丽造船，十月三日，由忻都、洪茶丘等率九百艘船、两万八千兵卒，从合浦（庆尚南道马山）出发，十月五日至对马上岸，在博多湾西部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但是，蒙元军队于十月二十日即撤退。原因不明，但据说，当时战况相当惨烈。这就是“文永合战”即第一次蒙古袭来；建治元年（1275），幕府于镰仓龙口斩杀元使杜世忠，这一并不冷静的行为，导致了第二次战争。弘安四年（1281），忽必烈下令，蒙元再次远征，蒙元军队分为两路，一路由蒙、汉、高丽之四万军组成，一路由南宋降军三千五百船十万人组成，六月本拟合攻，但是七月由于暴风吹袭之故，在闰七月全部溃退。这就是第二次“弘安合战”，也是所谓“神风”故事的来源（第一章）。
“蒙古袭来”这一外敌的事件，给日本国内政治提供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川添昭二分析中指出，有人认为，这与蒙元处理南宋灭亡后的军队处置有关，但是这一处置的结果，是导致南中国海上力量的削弱，并导致了海贼横行和元朝衰落。也有人认为，这与蒙古贪慕日本的财富有关，当时江南流传着日本黄金国的想象（26-28页）。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似乎使得日本人心理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此后，日本的文献中，最早在1293年前后，有《蒙古袭来绘词》（京都东山御文库藏，二卷）描述肥后国武士竹崎季长的武功（49页）。此后江户时代，有临济宗僧侣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1470年订补）的记载、有儒医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上中下三卷（有1688年自序）的记载、有津田元顾（？-1784）的《蒙古袭来记》及其养子津田元贯（1734-1815）的《参考蒙古入寇记》。以后，更有大量这类著作，有历史的，有文学的，如《元寇始末》、《蒙古寇记》、《蒙古诸军记辨疑》、《元寇记略》等等。
这是一次对日本人心理影响极大的事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日本对于满清入主中原的一些想象。（2006年12月28日）
申维翰《海游录》
读申维翰《海游录》（东洋文库本，姜在彦译注，平凡社，1975）。后附《解说》中提到，在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户时代，对于德川幕府来说，朝鲜是锁国时代惟一的有邦交的国家。对朝鲜的第一线外交由对马藩担当，期间共有从朝鲜来的十二次通信使。经对马藩而来的朝鲜，和贸易船往来长崎港的清国、荷兰，是日本接触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窗口。1719年（日本享保四年）为贺德川吉宗袭将军位，朝鲜以洪致中为正使、黄睿为副使、李明彦为从事官，并有四百七十五人一道，组成通信使团。《海游录》就是作为制述官随通信使而来的申维翰（1681-？，字周伯，号菁川或青泉，庆尚北道高灵人，1713年丙科及第，有《青泉集》）的日本纪事（324页）。他在日本，首先遇见的文人，是对马藩的记室，一名雨森东（问中记载为姓橘，名雨森，字伯阳，号芳洲，俗号东五郎，纪伊州人；据译注，雨森诚清，1668-1755，为木下顺庵的门下，与新井白石为同门，有《交邻提醒》、《交邻须知》、《橘窗茶话》等），一名松浦仪（姓源，氏松浦，字尔瞻，号霞沼，俗号仪左卫门，播磨州人；据译注，松浦允任，1676-1728，亦木下顺庵的门下，有《朝鲜通交大纪》，为名著），曾与之唱酬笔谈，“余问曰：白石公无恙乎？仪曰：公何以知之？余曰：辛卯年（1711）使臣平泉赵侍郎（赵泰亿）归，持其诗草示余，并赞其才华，故得知之。仪与雨森相顾曰：应深感赵侍郎之好意。又问余曰：公以为其诗如何？余答曰：婉朗有中华人风调。仪举手加额谢曰：昔木下先生门下，与白石为同门友，幸蒙君子嘉赏，何幸如之。惜其因病辞国事，杜们谢客，公至江户，必能见之。”（63页）
但是，此时曾被德川家宣重用的新井白石，其实已经因为德川吉宗即位后重用林信笃而离开中心。而他曾经改革日本与朝鲜交往时，不再用“日本国大君”而改用与朝鲜国王对等的“日本国王”，这一点其实受到上述两人的反对，所以在新井白石在《折焚柴记》中，对此二人有所批评。（2007年1月3日）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明建文帝四年（1402）朝鲜人画于丝织物上的地图，长一百五十厘米、宽一百六十三厘米，原藏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后归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1910年，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摹写和解说过它，一百年前摹写的地图，至今保存在京都大学。由于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达伽马（GAMA VASCO, DA）更晚在1497年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所以一般认为，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并没有整体的非洲地理知识，也没有绘制出完整的非洲地图。然而，这幅绘于郑和下西洋之前也就是在迪亚士、达迦马之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它所描绘的“世界”，竟然东起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包括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特别是，正西竟然绘出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岛和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包括了欧亚非三大洲，因此，引起了历史学界相当大的震撼。
那么，是什么人有这样的地理知识？是谁一一标志出了东起日本、经朝鲜、中国和中亚到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的各个地名？它真的对欧洲人的大航海发生过影响吗？最近，一部全面研究这幅地图的书，日本京都大学宫纪子的著作《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图》，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虽然是一个介绍性的著作，但它给我们全面描绘了有关这幅地图的基本知识。根据这幅地图下方李朝朝鲜人权近跋文可以知道，这是朝鲜左政丞金士衡和朝鲜右政丞李茂，在看到中国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后，令官员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而成的“新图”，即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据日本学者以及宫纪子对图中所用地名的研究，《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是在蒙元时代绘制的。因为这个缘故，照着李泽民和清浚两幅地图再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照样沿用了蒙元时代的一些地名旧称，而这幅地图反映的也是蒙元时代的知识。
人们关注的问题是，既然它是元代人的知识，那么在欧洲人之前，亚洲人怎么会先知道有关非洲的地形？为什么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不仅画出了大体的非洲，阿拉伯半岛更是画得相对准确。因此，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相信，这些地理知识之所以传到中国，和来到汉族地区的阿拉伯人有关。此外，由于宫纪子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有关这一类地图的更多知识。过去，人们都以为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唯一的，但是在1988年，日本旧岛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长崎的本光寺，又发现了一幅面积更大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长二百二十厘米，宽二百八十厘米），而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也发现了同样左有非洲、阿拉伯半岛，右有朝鲜和日本的《大明国地图》。而中国学者也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类似的《大明混一图》，在这幅更大的地图上，同样也画了非洲和阿拉伯半岛。
为什么中国人首先绘制的包括非洲的世界地图没有在中国流传，而传到了朝鲜？为什么这幅朝鲜人画的地图会收藏在日本？是否其中有来自阿拉伯的世界地理知识？因此，这幅地图给我们提出的另一课题就是，如何理解超越王朝疆域的知识史传播？（200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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