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副研究员的论文《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考》在《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发表，以下是文章摘要以及本期栏目“主持人语”。
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考
董少新
【摘要】庞天寿历任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御马太监、司礼太监等职，因与马吉翔等谄事孙可望、威逼永历禅位，而为中国传统史家所不齿。天寿早年入天主教，曾奉敕往澳门招募葡兵抗清，并劝永历后宫多人领洗，在永历朝与天主教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后世教会史家对天寿颇多赞誉，而不提其不忠事。对天寿忠君与信仰两问题，论者多因立场不同而对史料各采所需，造成对同一人物迥然不同的评价。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勘中西文史料，重考此人，力求较为真实地复原庞天寿的历史形象；同时通过此一案例，略论史料、史家之预设立场与历史人物评价间的关系。
本期“主持人语”
葛兆光
董少新先生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个明末太监。从传统观念看，太监通常是被贬斥的和被忽略的人物，由于身体有缺陷，总让人觉得其身份低贱而不值得研究。可因为身处帝后之侧，接近枢机之权，又总让人觉得他们既是佞臣也会弄权，因而会把历史的罪过统统算在他们头上，所以清官修《明史》就说，从王振到魏忠贤，明代的宦官中虽然也有一两个好人，但总的是“利一而害百”，还特别设立《阉党列传》，把那些对宦官“争先献媚”、“恶贯满盈”的附丽者也专门列出，“用垂鉴诫”。
本文讨论的主人公庞天寿就是太监，由于他在政治上谄事孙可望，在伦理上又曾经违背传统的君臣秩序威逼永历禅位，所以，历来中国史家对他的评价极低。不过特别的是，一是由于他身处明清巨变时代，评价他的政治立场除了君臣之义之外，又多了华夷之分，他在澳门招募洋人抗清使得他还具有另外一面；二是由于他身处东西交汇的时代，评价他的思想倾向，除了忠于朝廷这一立场之外，还多了忠于信仰的另一立场，他是使得永历朝廷成为最具天主教色彩的关键人物。因此，这个通常被贬斥的太监面目，就变得复杂起来。正如董少新先生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身处乱世的人物，尤其难以评价”。
这篇论文有三点需要特别提出：第一，文史研究的困难或兴趣，正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曾经活在历史中的或仍然活在现实中的“人”。因为研究人，研究活人，而且是研究有情感和理智的复杂的人，所以，不可能像X光机透视骨骼、五脏那样，一下子就看得分明，也不能像庖丁解牛那样，可以痛快地用刀大卸八块。而是需要把人放在历史背景中，体验他们的时代，考虑他们的处境，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明清嬗代和中西交汇，有这个前所未有的“天崩地裂”时代作为特殊背景，这样一个人物的研究就有了新意义。第二，遗存的历史文献中不同叙述者的不同立场，使得研究者需要如本文所指出的，“抛开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预设立场”。关于庞天寿这个人的评价，依据传统政治立场的人或许会多加贬斥，而依据宗教信仰立场的史家就可能多所赞扬。我们如何穿越褒贬是非，重新给历史人物一个认识？第三，在明清巨变和中西交汇即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了的近世中国，仅仅依靠中文文献来研究历史也许已经不够，这篇论文使用了欧文文献与中文文献互相印证，借助了西方和东方学者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分析，这当然非常有价值。不过，正因为文献来源增多，文献背后的不同视角、不同价值和不同立场，也把历史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这使得我们必须跳脱固定立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不过，文史研究的乐趣和意义不正是在复杂深邃的历史中“上下求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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