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千五百年的都市繁华

【转载自2009年5月7日《社会科学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   赵嗣胤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合办的“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在沪浙两地召开。来自美、澳、日、新、捷克和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三十余位学者，以中国城市为中心，探讨一千五百年来东亚城市生活诸问题，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生活样态、文化变迁和身份认同等。

      复原古代城市

      城市生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能提供逼近当时历史事实的地图。城市复原无疑是一项庞大、细致而又艰巨的工作。日本城北国际大学伊原弘目前从事宋代建康府复原工作，他据新近有关藤原京的考古发现指出，日本律令制城市可能受到自中国经由朝鲜半岛所形成修正的律令制影响。复旦大学周振鹤分析了晚清以来上海繁华地带向城北转移的历史过程，利用道契还原上海郊区原貌和租界初期洋行布局，并打算进一步复原19世纪60年代后行业机构的具体位置及城区立体面貌，呈现晚清民国间上海城市景观和地与房产的变迁。此次会议一大亮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才强对唐长安居住里坊，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永宁坊进行数码复原。平躺的地图站立起来，令观者产生强烈的历史现场感。据悉，他正建立三维资料库，数月后其都市项目资料可见诸互联网。

      解读城市文本

      新方法和新视野大大丰富城市文本材料。如何解读城市文本、理解城市生活成为研究的重要环节。美国加州大学艾朗诺检讨了有关宋代都城文献。他认为都城专著各有侧重，会制约人们认识城市文化，例如“下层生活”里的恶棍与乞丐有不同形象；而笔记文学作品能起到补充作用，如《夷坚志》展现了窥视密谋、暴力违法以及超自然与尘世汇聚的有别专著的城市形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通过分析甘熙《白下琐言》，考察城市回忆的书写建构和历史叙事。地方历史在笔记小说中得以延续，宣泄对官方地方志传统的不满。此外，文本作者甘熙亦融考据的现实关怀和鬼怪信仰之矛盾于一身，需细加辨认。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奚如谷认为，文本创作是为分享集体认同，因此抽离社群背景的文本将变得毫无生气。他提出解读中国古代城市的“双重屏障”，文字语言及其他资料创造的是部分真实性，有预定事实和真理；即便资料并非真实，却含纳或出自个人和社群的集体记忆。

      生活空间与身份认同

      政治、文艺、消费、宗教和法律赋予城市生活空间不同属性。相关问题有许多种进入方式，其中“身份认同”为近来备受关注的重要维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费丝言从晚明财政赋税改革展开论述，认为明早期朱元璋以乡村理念主导城市管理，平衡官僚腐败，后因赋税之重产生城乡身份差异，导致“一条鞭法”纳入新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向宋代城市税收制度的回归。北京大学唐晓峰认为，明北京外城修建标志着城市南部居民身份由“外”向“内”的转变，奠定京师生活草根一面，同时形成北段皇权、南段庶民双重互动的城市中轴线。复旦大学葛兆光重点讨论朝鲜燕行日记里对清北京城商业性茶园演剧的描述，认为朝鲜使者对舞台上“大明衣冠”的观察既包含异域想象也反映民族认同，并提出思考：如何重估清帝国文化政策、“近代性”意义及区别中国城市特定空间与欧洲“公共领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对明清至近代苏州城进行研究，揭示出明清旅游空间的社会阶层化。士大夫塑造旅游空间，在身份上区隔大众游观，相反庶民不断模仿士人旅游。而旅游在近代成为事业后，时空便产生明显的压缩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围绕城隍信仰由安溪到新加坡的空间扩张，分析城市发展、神灵迁移和族群认同的复杂关联。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塚田孝从“法与社会”视角出发，讨论町法和垣外内部法下不同身份人群所参与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美国华盛顿大学柏佑铭则聚焦后空间，关注身份焦虑、“电子人”、逃避城市空间和电影空间的模拟、微缩、错位等超现实主义问题。

      挖掘更多传统文化的资料

      城市化的推进和新文化史的影响使得城市生活史研究受到不同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从事、思考和发展城市生活史研究是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认为，过去学者们强调从时政角度去研究古代社会，而现在则有不少学者的研究使得人的想象与生活产生互动，城市与居民的活动受到研究者关注。历史与文化的互动，历史想象与人的游走之间的交叉研究是非常有趣的，这也使学术回到了生活中。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分析了中国城市研究现状：以沿海城市与都城为主，而内地城市较少，尤其是学界对中西部边缘地带几乎没有思考。他强调，中国西部次发达和贫困城市的原本资料文献就少，因此学者们更应当多加关注这些今日尚保留着较多传统文化，即有“中国城市的痕迹”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李欧梵以文学为例，认为晚清小说体现出丰富的物质文化，反映城市生活的新旧交替。他指出，讨论城市物质文化的流动是未来研究可行的一条路径，建议通过“上海—香港—新加坡”的比较研究重绘英国殖民计划。在城市生活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提出两大问题：其一，研究中国城市是否可以完全独立于乡村？例如太原晋祠与周边关系。他认为只有通过中国与域外城市、中国内部城市与乡村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回答关于城市的世界性提问。其二，这是谁的城市？生活在该空间内的人们如何自称，外人怎样看待他们？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加深对城市生活的理解。
      还有不少学者对城市生活史研究进路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奚如谷认为，应当加强跨地域的城市比较研究，考察中国城市在东亚的影响。他提出部分可供深入研究的视角，诸如《岭外代答》中所见城市内多种人群的描述、元代外来词汇对城市的影响，等等。他还建议，将更多的中国城市第一手资料翻译成外文，惠及海外学林。北京大学荣新江认为，以往城市研究以断代史为限居多。明清城市研究十分细致，而相应内容亦可上溯至唐代。由此，面对相似性的重复出现，学界该以何种标尺来判断不同时代城市生活异同？在这方面，找出那些代表城市史质变的“点”，显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