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从乡村到城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中,有两位是真正的、完全的城市人。李孝悌先生从小生活在台北,李焯然先生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成长,然后到新加坡任教。只有我,虽然出生在上海,小学时在北京读书,但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乡村生活的,有将近20年,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乡村到城市》。
之所以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从乡村到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传统到现代。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有句话叫“刘姥姥进大观园”。当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时,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讲,她受到了一次文化震撼,她觉得这个大观园里面的一切都不可思议。那么同样,大家如果看茅盾的《子夜》,里面那个吴老太爷刚到城市时,看到光怪陆离的现象,然后就“哇”的一声昏倒了。
所以,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也是其所面对的社会的巨大转变。那么,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文化震撼呢?很多的朋友都看过一部电影叫《南京路上好八连》,在这部电影里面象征着城市的是霓虹灯,霓虹灯展示了一个过去乡村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文化景观,这个文化景观让他们目迷五色,觉得这里可能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
我记得李孝悌先生出版过一本著作叫《昨日入城市》,这个书名其实来自一首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就是说城市里穿着满身华丽衣服的人,不是养蚕的人。从这看起来,城市似乎是让人觉得很奢华,很悲哀。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中有很多复杂的变化,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变迁、发展的产物。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让人的角色、身份和阶层变得复杂了,不再是过去仅仅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地主农民这样一个简单的社会,它出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官员也住在城市,各种工匠也住在城市,考科举的人也要挤到城市里面来,商人、无业游民等也住在城市里面。正是因为城市人的角色、身份变得非常复杂,城市就跟农村不太一样了。农村那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在城市里面变得非常复杂,而正是因为复杂的生活结构使得城市生活设施、生活空间变得丰富了。比如说,这里面不仅仅有政治和宗教的空间,也有戏院、餐厅、集市、公园等各种各样城市才有的建筑。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公园,农村需要公园吗?农村到处都是公园,他就生活在“公园”里面,可是城市人为了弥补缺少自然、休闲的地方,就建造了公园。农村人自己做饭自己吃,需要餐厅吗?不需要。所以只有在城市里面餐厅才会发达起来。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时候,城市起了一个改变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过去农村里面按照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说,种上桑树,人就有衣服穿了,有土地耕种,大家就有粮食吃了,再养上鸡、鸭、猪这些家畜,人就有肉吃了,于是自给自足,这样一种生活就保持了乡村的状态。可是在城市,一切都变了,他不可能自己养蚕,也不可能自己种地,也不可能自己养猪自己吃,于是中国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种阶层划分———士农工商,这种等级秩序就改变了。在城市里面,商人的地位更重要。整个社会就这样从传统社会走向了现代社会,城市在这其中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食肆茶楼到餐饮饭店,其中还形成了各种文化认同
那么,城市为什么是现代的?城市跟乡村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不一样太多了,我在这儿只能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刚才司仪已经说到了,从钟楼鼓楼到海关大钟,人的时间观念就已经变化了。大家都知道,过去在乡村社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仅仅是因为照明的关系,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因此在古代中国的城市里面,出现了钟楼、鼓楼,晨钟暮鼓,大家遵循着白天劳作、黑夜休息这样的生活节奏。可是当我们进入现代城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的时间分配跟过去的时间分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知道,如果在过去,夜晚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罪恶恐怖的时候,想到月黑风高夜,那一定是杀人放火,一个人夜不归宿,基本上不是什么好人。(全场笑)但是到了现代城市,钟楼鼓楼报时,包括关城门这样的习惯,逐渐转化为像上海海关大钟那样的24小时报时,时间被完全简单、公平地划分。这就是现代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很不一样的地方。
类似的变化非常多。我过去曾经建议电视台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城市变化的节目,比如说从钟楼鼓楼到海关大钟,就可以拍一个专题片。又比如说从勾栏瓦子到大剧院。勾栏瓦子是谁都可以去看的,不需要你穿得整整齐齐的。但进入大剧院的人,一般都要穿得比较整齐,你总不能挽着袖子、穿着拖鞋到歌剧院去听歌剧。又比如说从食肆茶楼到餐饮饭店,新的餐饮习惯改变了乡村人的饮食习惯,还形成了各种文化认同,因为有了菜系。各种菜系象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艺术。
实际上现代城市生活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大家一定要记住,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是建立在乡村秩序上的,它是以乡村的生活习惯、乡村的家族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当它一旦进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时候,就被改变了。
不要让推土机把我们的文化记忆推平
最后我还要就这个问题讲一点其他的话,什么是好的城市生活?我们都知道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实并不一定什么城市生活都是好的,我觉得理想的城市生活应该包含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城市不能打断历史记忆,一定要保留历史记忆。文化和文明是有差异的,文明使得各个民族越来越一样,而文化保持着各个民族本身的差异。所以,文明可以接受的是现代化,用整体的文明推进了现代生活的文明化。但是,文化不能被文明所吞噬,文化要保留下来。
一座城市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而这个特色就保存在历史里面。我曾经在日本的京都住过很长时间,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只要想到那一千多个庙宇神社,就会想到京都,因为它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让你一看到它就想起原来还有一千多年、两千多年的积淀在里面。京都的“三大祭”,一看到仪式举行,我们就想到这可能跟我们唐代的历史有关系。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用推土机把历史给掩埋了,这非常可惜。包括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在内的许多城市,都要保存历史记忆。
保存历史记忆不仅在人的心中,也在这个城市很多的建筑以及象征里面。如果你不看到上海的海关大钟,你能马上想起来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城市吗?如果你不看到北京的故宫,能想到这是一个古都吗?所以我一再讲,千万不要用推土机把我们的文化记忆推平了。
一个好的城市,必须有它的精神气质
昨天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现象,说他住在某个地方听到一种声音却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后来才想起来这是青蛙的叫声。我们大家都知道青蛙叫、知了叫、蟋蟀叫和满天的星斗,这些都是让人想起乡村好处的东西,这种视觉、听觉的感受实际上会让人觉得心情平静、放松,能够融入自然。所以我们很担心,一个城市的生活如果没有了这些,就确实跟乡村分离了,那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也分离了。我觉得,满天星斗和满地绿茵对一个好的城市来说,很重要。城市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宜居城市,应该保留这样的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西。
另外,一个好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化的、充分方便的城市。我们知道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曾经拍了一个电影叫《红色沙漠》,很多年前我看了这部电影,我的印象是,如果城市都变成水泥森林的话,那真是一个红色的、让人灼伤的、让人焦虑的沙漠。城市要让生活更美好,它可能不仅仅是让人们生活得更方便,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生活在精神气质的范畴中,而且有很好的习惯,有很好的风俗。
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有很多风俗、节令在现代城市慢慢都看不到了。历史上有很多很有趣的城市生活现象,现在都已经逐渐被时间、被现代性的问题抹平了。但是我希望它们能够被保存下来。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京都“三大祭”,每到这三个日子做祭祀活动时,大家都会想到这个城市有它的象征,我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我生活在这段历史中,我生活在这个习惯中,我是这个风俗里面的一分子。这个时候,不仅有认同,而且可能会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所以,一个好的城市生活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既是记忆的、想象的,也是文化上的,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个城市都必须有它的精神气质。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演讲:《明清江南的城市生活》
李孝悌
在巴黎旅馆暗淡灯光下,郑板桥带我领略了明清的扬州,感受到城市的美好
今天非常高兴到这里来作这个演讲。我原来是做上海研究的,1996年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上海的戏曲、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在写上海戏曲的时候,我发现扬州在上海出现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而扬州最有名的就是戏曲。我对城市的了解是从戏曲开始的,所以我决定研究扬州。
起初,我对扬州一无所知,因为扬州的郑板桥比较有名,所以我就看郑板桥的诗文。读他的诗文其实并不困难,但我原来是做现代研究的,看白话小报比较多,一下子进入诗词的世界,怎么看都看不出重点来。刚好有机会我去巴黎一个月,我非常喜欢巴黎,虽然我学过法文,但在巴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每天晚上没事做就在旅馆里读郑板桥全集,读着读着就读出感觉了。(全场笑)最大的感受是一方面觉得城市的美好,一方面是他对城市的疏离。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当地人生地不熟,每天在旅馆暗淡的灯光下苦读郑板桥,我突然读懂了,其实郑板桥的诗词里最大的主题就是疏离。郑板桥早期住在扬州一个寺庙里,扬州是当时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代表,但当时扬州的繁华对郑板桥来说都是假的,他冷眼看着繁华,他是一个疏离的知识分子,他到晚年做了官后才真正感觉到城市的美好。
后来我想,既然做扬州研究,就应该去扬州实地考察一下。2004年以后,我先到了上海,我觉得上海和台北没有太大差别,很现代,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然后去扬州。我第一次进入扬州是一个挫败的过程,是失落的过程,扬州新城的交通秩序很乱,我本来以为台北的交通已经够坏了,但扬州新城秩序的混乱更甚。对不起,希望在座的没有扬州人。(全场笑)我住在瘦西湖边的一个宾馆,那是无限美好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孤独。我去看了一些庭院,但是我进入不了那个世界,所以我第一次进入扬州的感觉是一个挫败的经验。
在现代城市生活之外,那里保留了一种非常纯净的东西
有两位欧洲女学者,她们一辈子都在研究扬州,其中有一位挪威女学者研究扬州弹词,曾经把扬州四位著名的弹词师傅都请到挪威电视台去。2005年,她们两位经过一年仔细的筹划,到扬州作了各种研究调查。我真正进入扬州,就是靠这两位外国人,我真的非常佩服她们。
那年冬天的扬州非常冷,我们坐在室外的亭院里,寒风瑟瑟。有一次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捷克老太太,她是当年第一批到中国的汉学家中的一位。那几天,我们去扬州的各个地方听不同的戏曲,有一天去了一个已显得有些破落的戏院,那里听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但说书的人说得非常好,讲三国、水浒。他们还请了三个不同时期扬州最有名的评弹说唱家,听他们讲“武松怒杀西门庆”,讲得非常精彩。我们去了扬州附近的一个古镇。镇上的戏院特别郑重其事地从扬州请了一个戏班子唱《珍珠塔》,唱得非常好。我和外国专家们进去的时候已经开演了,灯光暗淡,我看到观众们一张张朴实的脸。
在扬州最后一天安排的是游园,我们特别挑了两只没有马达的轻舟,扬州当地还非常用心地请了演艺人员,请他们演唱《扬州画舫录》里记载的词曲。我们一边荡舟一边听,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船悠悠晃晃到了平山堂下,当时已近黄昏。我突然感觉,原来有那么精致美丽的城市。这跟我第一次到扬州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在现代城市生活之外,那里保留了一种非常纯净的东西。就像葛兆光老师讲的,要进入一座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觉得要进入一座城市是非常困难的,我进入扬州这座城市就是靠着这些外国人这么精心的安排。当你一旦进入这座传统的城市,你会发现它是那么精致。
从扬州、南京到上海,我做的这些研究都是因为对这些城市充满了感情
后来我发现不能再做扬州研究了,因为国外有一大批学者都在研究扬州,他们组织了一个扬州国际俱乐部,在美国已经至少出了两本关于扬州的书。我决定研究一座更大的城市,那就是南京。南京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极盛。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把《桃花扇》写到我关于南京的叙述中间,我还特别读了梁启超先生对《桃花扇》的评价,他对《桃花扇》推崇备至,有很高的评价。
我后来发现我完全被文字的世界所吸引,《桃花扇》和《板桥杂记》这两本书都是作者在明亡之后靠着回忆写出来的,这两部作品让我开始进入对明末南京的回忆。去年我开始用不同的文本写了关于明末城市的回忆,我做的这些都是因为对传统的城市充满了感情。
我为什么想把自己的研究从近代跳到传统,因为我曾经做了太多关于近代的研究,那是一些叫人不愉快的经历,每次看到慈禧太后就觉得很生气,因为那时候中国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从2000年开始,我跟我的同事先后做了差不多6年关于城市生活的研究,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里是不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不一样的美学价值或者生活方式存在,我后来发现是有的。我完全跳开史料,完全沉浸在文人的世界里面,我觉得那代表了另外一套值得我们珍惜的文学积淀,我在里面真正得到感动。
这次到复旦我觉得特别好,逼我去想过去几年做了什么事情,我决定暂时把我的南京放在一边,因为我们要重新思考其他的问题,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的经验,文化史与社会史中间的互动,回忆与真实的关系。我决定先不写南京,我还有很多时间慢慢写,我现在决定再回到上海,要回到真实的世界,用各种经验去重建旧上海的生活。(全场鼓掌)
演讲:《城市想象:从文献到现实》
李焯然
我们今天所说的对城市的了解,大部分都只是一种遥远的想象
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参加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而且同台探讨城市文化的我们三位,又都是很熟悉的朋友。
我今天要谈的是从文献到真实的城市想象。首先我要先坦白一下,坦白从宽嘛。(全场笑)要坦白的是,我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我是在城市长大的。我在香港居住了20年,在新加坡居住了20年,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工作、居住过5年。因为研究的关系,我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次,前前后后算起来超过100次。过去做关于日本的研究,有一段时间每年都会去日本,现在因为有一些朋友在意大利做一个研究计划,每年也都会去意大利。我还去过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的一些城市。所以我绝对是一个城市人,我不是乡下人。(全场大笑)
在新加坡,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懂,我们就会说,你是不是从三巴望来的?三巴望是新加坡早期的农村。从这句俗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大家普遍觉得城市人比乡下人懂得多一点。
但是,以我这个城市人的观感,我们今天所说的对城市的了解,其实大部分都只是一种遥远的想象。
我在做历史研究时,其中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课题就是明代文人对魏晋的想象,他们最仰慕的就是魏晋文人的生活。如果你对明代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明代人很偏爱《世说新语》,因为那里面描述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最仰慕的。然而,《世说新语》的时代和明代相距已经超过一千年,这根本不是回忆,而是透过文字的想象。
现代人也一样,很多时候是根据想象来了解一座城市。你对一个城市的了解,有时候你以为是回忆,其实完全不是。刚才李孝悌教授提到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他的《陶庵梦忆》是回忆,他在明朝灭亡以后追忆曾经奢华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回忆,经历过的。但是对于那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根本没有看到过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就是想象了。
可见,现代人很多时候是从想象去了解一个城市。不单是古代的城市,像李孝悌教授刚才说的明清时期的扬州或者南京,可能是从古代的文献中去做美好的想象。就是今人去了解一个外国的城市,也都是通过文字、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去了解的,这样的了解,其实依然是一种想象。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城市里面比较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我们想知道的一面。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城市中的旅游景点,或是那座城市最想为人所知的一面。
所以,要真正了解一个城市,是需要进入的,进入那座城市,在其中生活。
你若喜欢一座城市,就要先跟这座城市谈恋爱,包容它的缺点
我常常有一个感觉,你若要喜欢一座城市,就要先跟这座城市谈恋爱。对这个城市越来越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城市。当你真正喜欢、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你甚至会包容这个城市的缺点。这个包容包括一个城市的臭味你可能都会喜欢,就好像上海的臭豆腐、新加坡的榴莲,你都会喜欢。
当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个城市的时候,不能仅仅通过纪录片、文献来了解。
我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很多人去过日本,但是都没有看到过在日本深夜时候的地铁站。日本有很多大的地铁站,一到深夜,当最后一班地铁结束运营的时候,会从四面八方涌出很多露宿者,他们拿着牛皮纸,去霸占地铁站里最好的地方来睡觉。有一次,我差不多在午夜12点多从地铁站走出来,看到这种情景,突然觉得非常恐怖,很多流浪汉,喝醉酒的、无家可归的,一下子就睡满了地铁站。这就是日本城市的另外一面,一般人不会看到。人们去旅行的话,常常都只是去那些美好的、浪漫的、有特色的地方,而只有在那边生活以后,才会看到这些,有更全面的了解。
喜欢一座城市,不能仅仅根据想象;但是喜欢一座城市,也是很主观的选择。
每个人对所喜欢东西都有不同的标准,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要是喜欢一个城市,就像在跟它谈恋爱,你的恋爱对象不一定是别人喜欢的对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当你喜欢一个城市的时候,就像你喜欢你的恋人,很多缺点你都能够包容,比如新加坡的炎热、香港的台风、大阪的地震,你都能够包容。
我们这次到复旦开会,有一位朋友就问另外一位从台湾来的朋友,你会不会很怕台风。台湾朋友的回答是,习惯就好了。有一年我到日本,住在京都大学对面的一间小旅馆,每天傍晚5点多就会有地震,大概震5分钟,我住的是榻榻米的木房子,震感非常明显,但是差不多每天都震一下子,就习惯了,也不会很慌张地跑下楼去。(全场笑)
所以,对一座城市的喜欢是要慢慢培养的,而且要包容它的缺点。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缺点,有些缺点是改变不了的,天气改变不了,城市位于地震带的事实改变不了,沿海城市每年夏天的台风改变不了。我以前在香港长大,很多人觉得台风是很可怕的,如果问我的话,我就很喜欢台风,因为我小时候凡是遇到台风就不用上课了,刮台风的时候小朋友都特别高兴。(全场大笑)
城市模式可以被复制,但城市的文化积淀、文化传统是搬不走的
每个人喜欢一座城市都可以有不同的理由,而且我们现在发觉,人们甚至可以利用今天的科技让古代城市在今天得以恢复重现。比如李孝悌教授很喜欢扬州,其实现在是有能力把古代的扬州城在台湾重建的。或者说,新加坡这个城市很炎热,我们就可以把新加坡这个城市的模式搬到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那就太美好了。
我来上海是3月25日,当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有一则新闻,说新加坡政府和中国广东省一个开发区签订了一项协议,要在广东打造一个新加坡模式的知识城,这个知识城大概有50平方公里的面积。去年新加坡和中国天津也签了一个协议,要在天津建一个新加坡模式的生态城,30平方公里。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全球化,国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一座城市的模式可以被整个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说,城市的文化积淀、文化传统是搬不走的,是不能复制的。京都的一千多所庙宇怎么搬?
所以,我们就应当考虑,今天我们要建设美好的城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所谓美好指的又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从今天来看,当理想的城市模式已然可以被移植,那么未来的城市肯定会更美好,谢谢!(全场鼓掌)
现场讨论
最早的“城”和“市”没有关系,“城”是后来才跟“市”连在一起的
司仪:谢谢李焯然教授的精彩演讲,如果能够把古代城市中的美好都移植到现代城市中,那绝对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感谢三位教授的主题演讲。(全场鼓掌)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讨论环节。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和三位专家共同交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首先,我想请教三位,“城市”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最早的城市又是哪一座城市?
李孝悌:早期日本的学者做了很多研究,最早的“市”就是市集,市和城其实没有关系,在乡下也有集市,城是后来才跟市连在一起的。城最早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到了宋代之后,这个“市”就变得非常重要,成了一个商业的中心。城市不是现代的。我有一个同事做希腊城邦研究,城邦社会就像新加坡,它是一个City State(城邦)。中国早期的殷商时代也是一个城邦一个国的,所以城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城邦就是从殷商开始,以城为中心,围起来就变成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而“市”比较强调经济意义。
司仪:那么,中国最早的城市到底是哪一座?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又是哪一座?
葛兆光:我们现在了解古代城市是通过三样东西,一个是考古发掘,第二个是文献记载,第三个是图像资料。最早的当然没有图像资料了,但是考古发现可以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还承认古代中国确实出现过夏商周三代的话,那么夏代应该就有一点城市的雏形。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关于城市的雏形,很多专家都认为郑州二里头是夏代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有人甚至认为它就是夏代的国都。二里头的面积非常大,它里面有被认为是宫殿的遗址,也有街巷和建筑的遗址,有专家通过地面上的遗址做了立体的复原,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想象三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城市,这大概是我们现在能够回答的关于中国城市起源的答案。
司仪:看来有关“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的问题就要请李焯然教授来回答了。
李焯然:我可能先要反问你一个问题,你所说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自己的一个研究是做城市里的“城隍信仰”。城是指围墙以内的地方,隍是围墙外面的水沟,城隍的观念我们很早就有。今天一些外国研究宗教的学者,将城隍翻译成“City God”(城市神)。然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城市其实跟我们观念里的古代城市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学者谈到城市的时候,觉得宋代的开封才是城市。诗句“昨日入城市”就表达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乡下人进入城市的时候,就发现城市的生活面貌与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今天在国际上,东京才是大城市,伦敦才是大城市,悉尼才是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商业和贸易的集中地。所以要解释最早的城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城市的定义又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以写博士论文了。(全场笑,鼓掌)
美好的城市,应该让人有家的感觉
司仪:三位专家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自己来自不同的城市———上海、台北、新加坡,能不能用你们心目中比较经典的一两句话来形容一下,你们生活的城市的城市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李孝悌:我父亲是从山东到台湾的,当时我们住的地区很贫穷,甚至有的地方穷到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有人问台湾有没有贫民窟,我想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可以算得上是了。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在台北101大楼旁边,所以我觉得在101大楼附近的生活是最美好的,如果台北没有这些我对台北不会这么怀念。
李焯然:其实用很简单的话来形容新加坡就四个字:井井有条。新加坡整个城市的规划非常好,但有些人觉得罚款太多了。这是误解,因为根据想象,罚款可能都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罚款是对人的行为无形的约束。比如说不可以乱丢垃圾,不可以随地吐痰,违反了就要罚款。也有条例规定了很多事情,有些美国朋友来到新加坡就觉得新加坡太专制了,连小学生在学校喝可口可乐都不可以。但这是对的。小学里不可以卖可口可乐,小学的饭堂里面只可以卖牛奶、果汁、豆浆这些东西,不可以卖糖分高的汽水,但是对这些规定全部家长都支持。如果你不了解这背后的动机就会以为这太专制。其实口香糖不可以吃,民众也都是支持的。过去新加坡人可以吃口香糖,政府为了清除丢在公共汽车座位下面的口香糖,每年要花几百万元的人民币。政府警告都没有办法,罚款也没有用,所以就只能禁止口香糖进口。民众其实蛮支持的,但是外面的人根据想象就觉得太严了,而我们觉得生活在新加坡还是井井有条的。(全场鼓掌)
司仪:看来井井有条的管理方法,能让人们对城市的生活感到美好。
李焯然:当然,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我慢慢发现了这座城市的美好。我常去意大利,在意大利随时都可以看到明目张胆的扒手。我有一次坐在火车站的咖啡厅2楼,看下去就是火车站进站的大堂,不时看到一些明目张胆的扒手把手伸进人家的口袋。那些游客当然不敢跟扒手纠缠,最多把他的手推开。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常常碰到。我在意大利米兰的地铁站就被三个扒手围攻过,我要进地铁站的时候,前面一个人把我挡住使得你不能很顺利进入车厢,旁边一个人在挤你,而后面一个人就把手伸进你的口袋。我那时感到了手伸进口袋的感觉,这种时候你会感到恐惧。因为我们都知道意大利有黑手党,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人在意大利,所以当时就很恐惧。后来我就没有上那趟车,赶快从地铁站跑了出来。这是在别的城市不会有的一种恐惧感。刚才我提到在日本的地铁站一过午夜,从地铁站里出来的时候看到这种场景就觉得很恐惧,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喝醉酒的人、流浪汉睡在地铁站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情景你也会觉得很恐惧。那个时候觉得能够回家是最美好的。美好的城市,就应该让你有家的感觉。
我对上海充满了非常复杂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既喜欢但又期待能多一点什么
司仪:葛教授从北京又回到了上海,算是又回家了。上海这个家给您的感觉怎么样?
葛兆光: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一个城市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对城市生活的设计、想象和习惯也都是很复杂的。我刚才听了李孝悌先生的话,心里有点感想。因为李孝悌先生住在台北101大楼的旁边,那是都市繁华的地段。但是他刚才的讲演里面又在无限地向往着明清时代的扬州、南京,那个地方没有101大楼。(全场笑)所以你可以看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实际上有时候又希望逃出城市,生活在乡村的人又希望进入城市,所以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对乡村和城市两种生活的同时需要,而且还包含着对文明和文化的同时需要,对传统和现代的同时需要。就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把我放在我过去当知青的乡下,我会感觉到很不方便,我愿意生活在城市,但是生活在城市的时候又很怕城市的喧嚣、拥挤,使你生活过得很难受。所以,每个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希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包括像李焯然教授讲的,新加坡井井有条,管理非常严格,但同时他可能内心中还需要另外一面,这个城市的生活非常自由,非常让人放松。每个人对于城市的需求那么复杂,才是真正表明了对于城市生活的想象。
具体到我个人。我是一个在中小城市、乡村和大都市都生活过的人,我也同样充满了非常复杂的情绪。我希望这个城市是繁荣的、方便的、热闹的、充满了人气的,但是当我工作的时候,当我个人独处、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又希望这个城市是安静的。所以上海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让我觉得生活非常方便、让我觉得很舒适的城市,但是可能我也希望城市中有一些安静的角落,有一些人稍微少点的公园,有一些能唤起回忆包括像城隍庙的这些地方,所以我对上海充满了非常复杂的感觉。我从7岁的时候离开上海到现在年近花甲的时候又回到上海,对上海这个城市,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既喜欢但又期待能多一点什么。所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理念,我希望它真正能实现。(全场鼓掌)
将文化习惯从乡村延续到城市,能避免西方城市出现的人际冷漠
司仪:在刚才几位教授的讨论中,我们也发现,有时候城市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东西,有人说,西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污染、犯罪、人际关系的冷漠等等,在上海的未来发展轨迹中,有没有可能避免西方城市发展中的这些弊病?
李孝悌:我第一次进警察局是在巴黎,我的一件大衣在旅馆被人偷走;我也在哈佛求学时,在波士顿的地铁站里被坏人抢劫。城市有我说的很美好很光明的一面,但城市也是滋生黑暗和犯罪的温床。
葛兆光: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西方城市给我们提供的证据。纽约的地铁里发生的比较可怕的事情,意大利导演拍的电影《红色沙漠》里告诉我们的人际冷漠,一些环保组织告诉我们城市的污染等等。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国家,当它可以看到西方现代都市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有效地避免西方城市所谓的现代病。
我举一个例子,西方城市里人际关系的冷漠跟它的建筑以及职业都是有关系的。建筑把人和人给分开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中国人,包括整个东亚的人,其实都是希望人际关系能够比较稠密的,这样能够相互依赖,获得安全感。所以即使到了欧美也有中国城、韩国城、日本城。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尽管我们也像西方城市一样有很高的建筑,那个建筑也是可以互相不往来的,但是毕竟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里,我们希望有亲戚走动,我们希望有朋友聊天,我们希望大家都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文化习惯从乡村延续到城市,然后在城市生活里去避免西方城市出现的人际冷漠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设计出一条道路。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就启发人们去解释或设计怎么让这个城市避免那些问题,将西方一些城市的问题作为前车之鉴。(全场鼓掌)
美好的城市,会让人对这个城市中的生活感到美好和快乐
司仪:李焯然教授,您在香港和新加坡生活过,您对避免西方城市的弊病有什么建议?
李焯然:现在因为全球化,已经很难说东西方一定分得很清楚,尤其在现代社会里面,有多少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有多少是完全来自东方的传统,有些时候我们是很难去衡量的。但是我同意两位教授所说的,第一,要打造一个美好的城市,是可以从制度、从规划设计去着手的,从硬件方面把它做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城市是为了人居住得更好,所以城市应该以人为本,应该考虑到人在这个城市中的生活美好和快乐。在设计打造美好城市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包括交通、气候、环保、居住等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所以新加坡政府在建造公屋时,政府的理念是居者有其屋,让住在新加坡的人都能买得起房子。所以新加坡有70%的人是住在政府建的房子里,建得非常漂亮。虽然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自己住,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倡导儒家的思想,所以政府鼓励孩子能够跟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住在靠近父母的地方。在新加坡是鼓励多生孩子的,生一个孩子有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父母都要工作的话谁去照顾孩子,所以鼓励年轻夫妇和父母住在一起。新加坡政府考虑到这一点,在建公屋的时候如果买在父母旁边的话有特别的优待,甚至现在建了一些很大的单元,这个单元有两个门,一个门是自己的家,一个门是父母的家,让你住在父母的旁边,这样照顾孩子、照顾父母都比较方便。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考虑,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全场鼓掌)
如果一个大都市没有文化,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司仪:美好的城市生活可能是需要一些制度保障的,是需要有更多硬件条件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三位能不能从自身出发,谈谈为了打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要怎样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
李焯然:很多人批评新加坡是一片文化的沙漠,我来自文化沙漠,要给上海出主意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我可以不谈这个问题。(全场笑)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上海其实有很多文化活动,我越来越喜欢上海。我很喜欢上海的臭豆腐,当然上海不仅仅有臭豆腐。上海拥有一个大都市多元文化的特征,葛教授提到,如果一个大都市没有文化,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在不断改善,不断做得更好。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办学,所以我常常去北京,北京有很多文化古迹。一般觉得,上海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城市,但是我来了上海很多次以后,慢慢也越来越喜欢上海,因为它也有很多文化的元素,使得上海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城市。
李孝悌:我要给你的建议,就是有时候离开上海。(全场笑)可以到杭州,到富阳。就像我住在台北101大楼附近,所以我要不断地离开。这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我碰到好几个欧洲学者,他们都在怀念老北京,我猜他们的意思是,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之外,人们应该还能有一些不同的选择。我们这次去了杭州,去了富阳,我每次去都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可以提供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层次或是不同的美学标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有时候离开上海,有这么多好地方,那些地方的文学、文化能给我们别样的启迪,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全场鼓掌)
上海需要保持历史的多种堆积层,而不要只有一个堆积层
司仪:葛教授,您身在上海,您怎么看?
葛兆光:上海一方面是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传统的存在,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城隍庙,也包括像外滩100年前的西洋建筑,还有现在我们讲的新文化的象征物。我非常喜欢上海博物馆。上海本身也包含了能够容纳历史记忆和让人身心放松的地方。
关键是,上海需要保持原来历史的多种堆积层,而不要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