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学林》4月6日刊载对“都市繁华”会议的整版报道
【转载自2009年4月6日文汇报•学林】
哪里的城市，为什么是东亚，人们如何生活？
——“都市繁华”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葛兆光
今天，来自欧美、澳洲、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及大陆的学者，一起参加这次有关东亚城市生活史的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选择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标题，叫做“都市繁华”。尽管现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把人心搞得惴惴不安，尽管现代之后的城市也让人对于城市生活充满怀疑和忧虑，但是，当我们回望东亚与中国历史的时候，却仍然对城市生活抱有信心，特别是当我们回顾“一千五百年来东亚的城市生活史”，在中古都城长安、洛阳、奈良、京都、汴梁和近世城市杭州、大阪、苏州、广州、上海中，还是可以体会到这些曾经繁华和仍然繁华的都市，给传统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给生活带来的无穷乐趣。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将讨论历史中的“城市生活”。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史研究常常给人绘制城市空间地图，那么现在我们则试图绘制《清明上河图》或者《姑苏繁华图》。过去，我们从文献和遗迹中考察古代城市起源，从考古发掘材料来探索古代城市及建筑，通过复原想象当时的城市空间格局，通过城市发展讨论社会、经济和生活，现在，我们则希望城市史把社会史、艺术史、思想史都糅进来，把生活、艺术、文学资料都引入这一领域，绘制出生动的都市风情画卷，使得古代城市不再是寂静的“空间”，而是有“人”住的、会发“声”的、有“图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场所”。
为什么这次会议要讨论“东亚的城市生活”呢？在这里，我想顺便谈谈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中文口号，作为世界博览会的标志性理念，这句口号可能需要稍加诠释，为什么？因为这种说法，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会受到质疑，有人会认为“城市是万恶之渊”，城市的“现代性”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空气污染、人口稠密、犯罪率高等等，可是，如果东亚特别是中国在这些来自西方的经验和历史中，找到了避免城市现代性弊病的方法，真的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许，我们会为世界提供另一条现代化的城市道路。
所以，在筹备会议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想，第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和生活在乡村中的人，在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以及娱乐、信仰、家庭甚至观念上有什么不同？在自古以来就以乡村秩序和家族伦理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社会里，越来越繁华的城市生活意味着怎样的社会巨变？第二，在欧洲的城市和在东亚的城市中，人们生活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型塑了各自的政治观念、公共领域和生活样式？东亚城市的市民组成，和欧洲的相同吗？中国城市中佛寺、道观以及城隍庙，和欧洲城市中的教堂，在市民生活中的功能一样吗？第三，东亚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生活有没有差异？这种差异又意味着什么？当然，一次会议并不能解决旧问题，不过学者聚会却可能提出新问题，让我们继续深思和研究城市生活史。
在这里，也让我代表东道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祝会议成功。
（本文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哈佛大学东亚系联合召开“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节本。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白下琐言：十九世纪的南京纪事
李孝悌
1、历史视野下的《白下琐言》
在明清士大夫撰写的南京杂忆中，甘熙的《白下琐言》无疑地是继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之后，另外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表面上，这些作品都是以笔记小说的体裁，但透过地方方志编集者的摘录、标举，这些个人记忆，却被纳入官方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成为地方历史系谱的组成因素。
尽管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余怀的《板桥杂记》和顾起元《客座赘语》对于晚明南京的描述和追忆仍然发挥影响。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问世的《白下琐言》，由于时代切近，对当时人的乡土论述，显然有更大的型塑作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动乱，固然将南京的历史发展带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并对南京的城市景观和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从陈稻孙等人关于南京的记述中，我们却看到一个源于唐代建康实录的历史记忆，如何跨越朝代的断裂，绵延千年而不断，并从官方的帝国都城叙事和方志的传统，透过赘语、琐言及乡土志一类更细部、更地方的私密性叙事类型，向下穿透，构成一个坚实、绵密的记忆之网。
2、家世背景
甘熙所身处的南京，虽然已经由盛而衰，无复晚明金陵的激荡颓废，但甘熙本人的家势却在嘉道年间达于顶峰，成为南京当时少见的世家大族。在全盛时期由三百多间房屋和一座花园组成的甘家大院，能够在像南京这样全国性的大都会中存在，让甘熙的身世平添了一份其他活跃在明清南京的士大夫所没有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也由于甘熙的经历、著作，让他成为甘氏家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02年，南京市政府重新整理开放的甘氏宅院，就径以“甘熙故居”之名称之，成为南京市的一个主要观光景点。
甘氏的先祖最早可以远溯到战国时期秦国的相国甘茂。甘茂的孙子则是家喻户晓，十二岁拜相的甘罗。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提到嘉庆十七年（1812），他的父亲用一件铜瓶换取一件汉代铜壶，出土地就在始祖墓附近：“甘村距始祖晋于湖侯墓未半里。嘉庆壬申九月，族人韶九葬母于其地，土中掘得铜壶一。”在另外一处，他又仔细地介绍了始祖墓的所在。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但能看出甘卓之墓在甘家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难体会到甘熙对自己载诸史册的显赫家世的感情。甘熙强烈的历史延续感，对地方文献的兴趣，对儒家忠孝之道的讲求，和这个源远千年的家族历史，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明万历中叶始，甘氏家人的一支从小丹阳甘墓岗迁到江宁城内。嘉庆四年（1799）迁居到今日甘熙故居所在的南捕厅。东花园位于南京城东南，曾是明中山王徐达的中山花园，坐落在夫子庙闹市旁，过长板桥与旧院相连。甘熙虽然对明代设置旧院多所批评，但居家触目所及，却尽是南京旧日流风余韵和文物声华的痕迹。在东花园故宅内，还可以看到城外巍然耸立的报恩寺塔。甘氏家族在迁入南京城后，转以经商为主业，经营翦绒、江绸、贡缎、棉纱、布帛等与纺织有关的行业。由于经商致富，甘家在雍正初年就买下南捕厅的这片空地。嘉庆四年，在甘熙祖父甘国栋的率领下，正式迁入新居。
甘氏新宅基本上是以南捕厅街15、17、19号为中心，至甘熙时再扩展至大板巷。南捕厅街和大板巷，在同治版的县志中，都被划入城西南区。位于夫子庙西北方不远处，从南捕厅往东走不久，即是江宁府署。同治年间的知府马新贻即于1870年在府署附近遇刺。府署南是府城隍庙，庙西有一座关帝庙。甘熙一方面和顾起元一样，对怪力乱神的超自然力量，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一方面又和冒襄一样，有着虔诚的关帝信仰。而在甘熙记载的各家关帝庙中，这座位于府署西侧，与甘家大院近在咫尺的关帝庙，似乎特别灵验。
就甘氏家族的发展和对甘熙的影响而言，甘国栋的长子，甘熙的父亲甘福（1768-1834），无疑是继始迁祖甘卓之后，另一个关键人物。甘福的一大贡献，是在甘国栋迁建南捕厅甘氏新居的基础上，不断对甘家大院进行扩建。到道光十八年（1838），甘熙中进士那一年，甘家大院位于大板巷的最后一部分院落完成，甘氏故居的模规大致底定，达到全盛期。在扩建宅院的同时，“嗜学慕古”的甘福，又积四十年的辛苦搜寻，在甘家大院中建立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卷的藏书楼“津逮阁”，使甘家成为继明末黄虞稷的千顷堂及焦竑的五车楼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图书收藏重地。素来不喜欢诗歌吟咏的甘福，为自己建立的这座富甲江南的藏书楼，踌躇志满，特别自题二律以为纪念：“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从此志怀堪告慰，左图右史复何求。”“层楼高处乐徜徉，珍比琳琅七宝装。积卷敢夸东壁富，披函好趁北窗凉（楼北向）。云烟供养邀清泽，金石摩挲发古香（楼之下藏书画金石）。为诸儿孙勤世守，此中滋味最悠长。”
甘熙在动乱即将来临之前，坐拥一片幽悠广阔的天地，在书画金石和万卷古籍中，将士大夫的精致文化演绎到另一个高峰。甘福四十年的辛勤搜集，为甘熙生平最重要的志业──撰述乡邦文献──奠定了一个其他南京志书撰写者都没有的基石。甘熙在这样一个优越的物质环境和先人的教诲、示范下，一方面既延续了顾起元、冒襄等明末士大夫文化的元素，一方面却又反映了乾嘉考据学的朴实风格。虽然《白下琐言》中也点缀着各种对城市景观的描述，对文物的赏析，对饮食生活的讲究，以及让人惊艳的繁花盛开的景象，既缺少了明末特有的耽溺、颓废气息，也看不到顾起元那样在儒家传统道德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间的犹疑、彷徨。《白下琐言》的记事，尽管也有着矛盾、不协调的走向，但对儒家家族伦理和乡土历史的重视，对秦淮声色及戏曲音声之道的批判，却让延续与断裂、秩序与逸乐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幅解消。《白下琐言》里程碑式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不同于《客座赘语》，也不同于《板桥杂记》和《随园轶事》的南京。
甘熙在嘉庆二年1797出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十七岁时，和长兄甘煦一起补县学生。在道光十八年（1838），和曾国藩同榜考中进士。其间除了一度因母丧居家，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地仕宦为官。道光二十九年底，孝和睿皇后崩，道光皇帝随后不久也驾崩。咸丰元年1851，甘熙奉命，同郡王、内务府大臣等一行人前往东西陵各地，为皇后选择安葬吉地。在复勘帝后陵寝途中，他突然因病暴卒于旅次。
3、《白下琐言》与方志
除了是一位忠孝两全的儒者，甘熙另一个留给亲朋故旧和当代南京文献编纂者的主要印象，是藏书家和方志学家。尹晓华在2007年为《白下琐言》写的导读的第一句话就是：“《白下琐言》为清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甘熙所著。”为甘熙的生平志业和《白下琐言》的命意所在，作了最基本的定位。而这样一个热衷于乡邦文献的方志学家的印象，不论是在《白下琐言》的记载，还是序言、跋文中，都清楚地显现出来。
据甘熙的姻亲方俊在道光二十七年所写的序，甘熙从嘉庆中期以来，就利用津逮楼丰富的藏书，开始撰写《白下琐言》一书。方俊写序时，太平天国的动乱还没有发生，甘熙和相知的友人已经在期待新的方志编纂者采用《白下琐言》的记载：“异日贤守令重修志乘，从之考献，必将有取于是书。”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不仅摧毁了南京重要城市坐标大报恩寺，并将津逮楼的大量藏书付之灰烬，地方文献也被大量摧毁。城市的残破和典籍的丧失，让同治年间县志的编纂者，感到空前的压力，负责分修工作的甘元焕，在《白下琐言》的跋序中，也说出同样的窘境：“同治、光绪之交，踵开郡邑志局，搜求遗籍，百不获一。嘉道前事，茫如堕雾，何况寝远传闻异辞。”《白下琐言》对方志编纂者的重要性，在这种困局下，益发突显出来。
甘熙对金陵掌故、文献的兴趣，除了来自和顾起元一样博学多闻和乡土之情外，和津逮楼的丰富藏书显然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甘熙和顾起元一样，充满了对南京历史传承的感情，除了借着自己“往来无白丁”的家世渊源，从和地方耆旧、文人的交往、宴饮中，记取各种地方传闻、叙事，更善加利用津逮楼和朱绪曾等人的藏书，让自己的琐屑之谈，处处显露出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子。前面曾提到顾起元搜求地方文献，这些近多失传，而被甘福刻意搜访得来的南京地方文献，从唐代许嵩的《建康实录》、宋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到朱之蕃的《金陵图咏》、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周晖的《金陵琐事》，近四十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顾起元特别提到的《金陵新志》和《景定建康志》。
除了自己家中收藏的丰富文献，甘熙写作过程中也借用了同乡名人朱绪曾开有益书斋中的珍藏秘籍，互相考订，并和朱绪曾及另一位有相同志趣的地方文人金鳌一起讨论。这一群对传述地方历史，抱有殷切期待的文人士大夫，透过各自的家藏图书，文献搜集考订和相互讨论交流，为即将来临的府县志重修工作，奠定下扎实的基础。从这个脉络下来看，不论是诗征、诗汇，还是赘语、琐言，都有了更严肃的时代意义。
就是怀着这种为重修地方正史作准备的使命，让《白下琐言》这本原本应被划入笔记小说之类的作品，充满了乾嘉考据学者一般的气味。甘熙像考释经典一样，对地方文物、里巷、人物、地理位置，作了看似琐屑的考证修订。他的撰述有几个可以注意的地方：一、方志对地方建置古迹记载的详细，一庙、一庵都尽可能地标列。二、这些地方建置古迹之所以值得记载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历史常常可以上溯数百年。三、甘熙对山川地脉、堪舆风水之学的兴趣，在这条记载中已可以一窥端倪。四、甘家故居刚好位于城南聚宝门外的小丹阳。在外地来的士绅官员笔下大致如此的记叙，在一个留心考据的在地者眼中，却是不能容忍的粗疏，所以甘熙在下笔时，往往用相当强烈的字眼，指责这些外地来的方志编纂者。
但是，方志因为披上了历史的外衣，被视为是地方历史叙事中最正式，也最具权威的知识体系，让我们往往忽略了方志编纂者在搜集资料、编纂故事的过程中的任意性及不可靠性，这种历史叙事和想象、小说、非正式的记载之间的差异，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南京府县志中大量征引顾起元、周晖及甘熙的笔记小说中的记载这个事实考虑在内，也势必会让我们对型塑历史记忆和地方知识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体认。有趣的是，甘熙虽然用着乾嘉考据学者的口吻，批评方志编纂者的谬误不实，但在同时，甘熙也用一种言之凿凿、真实有据的口吻，传述各种聊斋志异式的鬼魅故事。甘熙的南京记事因此像他既期许又批评的方志一样，在一个看似坚实的城市历史之中，编织了各种奇幻虚渺的传奇。在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处，既深埋着悠远的典籍文学，也随时有不可测度的幽灵，一一被网罗进甘熙的城南旧事中。
4、回看《客座赘语》、《江宁府志》：时代的变迁
甘熙对南京鬼魅妖言的迷恋程度，和顾起元相比，可说是不遑多让。事实上，除了鬼怪这个共同的兴趣外，两人出身、背景、志趣的接近，也让顾起元成了《白下琐言》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历史人物。在甘熙撰写十九世纪版的南京纪事时，《客座赘语》成了最重要的参考坐标。相较于其他率尔操觚的外来者所编纂的官方正史，顾起元这位状元出身的乡先贤“随手所书”的松散纪事，反而更有参考的价值。如果不是出于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对地方历史写作的使命感和家藏的万卷图书，一般奉命办事的低级儒生或来自外地的乡绅，恐怕是没有能耐和兴趣深究这些细微历史的曲折的。
然而，在甘熙所有对方志编纂者的批评中，对袁枚的批评最能反映甘熙本人的质朴个性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城市纪事的时代改变：
志乘为一方掌故，攸关一切。小说家言，焉可拦入？袁简斋先生所修《县志》引《板桥杂记》云：“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海之仙都，升平之乐园。”又引《稗海》云：“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赠妓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楚娘、闰娘，妓之尤者，以及唐杜秋娘，宋杨爱爱等事，虽语涉风雅，何关纪载？后有修者当芟削之。
这并不是惟一一处对南京风月生活的批判，在提到南京记忆中最突出的秦淮妓院时，甘熙几乎是以一种咬牙切齿的口气，宣泄他心中的愤恨，严格的道学家口气，几乎让甘熙和所有南京纪事的建构者──从冒襄、余怀、孔尚任、袁枚乃至他所尊敬的顾起元──站在相反的立场。这样的差别，固然和纪事者的人格特质、思想信念有关，但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时代风气的变迁。如果我们把袁枚在乾隆十三年（1748）主修的《江宁新志》和在同治年间刊刻的《续纂江宁府志》的目录拿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更轻易而全面地看出时代风气的移转和道咸间战乱的影响。袁枚版的方志有26卷，其中包括了疆域志一卷、山川志一卷、古迹志一卷、祠祀志艺文志两卷、文苑传一卷、艺术传一卷、高士传一卷、释道传一卷，面向宽广，充分展现了盛世的包罗气象，但这些单独列卷的文苑、艺术、高士、释道、山川、疆域在同治版中都消失不见，代之而起的是一整卷的兵事表和首开先例的实政卷。人物卷失衡的结构，更完全见证了时代错置的发展。这卷包含了驻防、名宦、先正、孝友、仕迹、儒林、文苑、义行、寓贤、忠义和列女的人物专卷，共有374页，几乎占了全套方志篇幅的百分之七十。而这其中又有二百名是只有姓名的战乱死亡者。其他详略不等、流品各异的士绅官员，也绝大多数是“贼至殉难”，或因作战而死难的殉国者。战乱后的江宁府志，仿佛成为一本悲伤的死亡之书，让人忘掉了这座城市曾经有的色彩和声嚣。
（本文是提交“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删节稿。作者为台湾中研院研究员）
金文京
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帚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
晚明万历年间，被称为山人的一群文人横行社会各处，对此，当时已有颇多文章加以冷讽热嘲。上面引用的诗乃为冯梦龙（1546-1605）所编《挂枝儿》中的一篇。冯氏评之谓：“描尽山人伎俩”，冯梦龙另一编书《山歌》也收有题为《山人》的作品，此篇通过山人和土地菩萨之间的一问一答讥笑山人管闲事的行径，亦为丑态毕露。总而言之，“昔之山人山中人，今之山人山外人”，山人之弊似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1、山人在城市的活动
沈德符（1578-?）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对山人有丰富详尽的记载，且所见也较为公允。其中《恩诏逐山人》一则（卷23）也提到山人歌：“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十一。”按：所谓恩诏当指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以皇长子立为太子，顺便把其他诸子也册封为王时所下的诏书。其册封七子为桂王制敕的末后有云：“近来风俗，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久不申饬，致令四方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潜住京师，出入衙门，拨置指使，及左道邪术、异言异服、扇惑挟诈、是非颠倒、纪纲陵夷，甚为政蠹。”众所周知，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第三皇子常洵，故意拖延皇长子常洛的立太子，态度含糊，乃引起朝臣议论纷纷，不仅构成君臣之间的深刻对立，也致围绕此一问题的种种臆测、谣言满天飞，所谓晚明三大案之一的争国本就是。册封诸王的制敕中异乎常例，特别提到逐放京中山人游客，其实与此有关。
其实，对京中山人的逐客令，这并不是头一次，而在万历年间屡见不鲜。在《神宗实录》中有很多相关资料，可见山人的活动在当时已成为连皇帝也极为关注的严重的政治问题，万历三十一年皇帝还下诏称，“奸贼捏造诬词，动摇国本，离间朕父子兄弟骨肉之情，罪当大逆。（中略）山人游客，着严加驱屏，不许容留庇护。”
2、山人在边境的活动
除城市之外，另一山人活动的重点乃是边境的军事基地。万历年间战事频仍，其中所谓北虏南倭构成对帝国生命的严重威胁，而这些防备外侮的战争中也有山人的踪影。如《神宗实录》中记载的“山人墨客、星相罢闲诸人，求书引用，糜费钱粮”。神宗则批答：“游客诸人，假托谈兵，惑乱军事，在京者厂卫、巡城缉拿，在外者各该御史及管关主事访察，不许潜踪出入。”据此可知，当时在边境战场的明朝军队之中有不少的山人一类人物，且他们私自来往于战地和北京之间，干涉军事活动，压迫军费，严重影响军人士气。
这种情况已经比较普遍，隆庆五年（1571）蒙古俺答和明朝之间成立和议、互市重开之后，北方情势表面上似已稳定，却不久矛盾丛生，传统卫所制度的崩溃及互市庞大的开支压迫明朝的财政，导致很多问题，使得一些山人有机可乘，因此，在西北边境也有山人，干涉军事活动，而其被指责的行径又是传播流言、浮议横生，与城市的山人完全相同，当时边境军将与山人交游，成为普遍风气。如宁夏兵变中建立赫赫大功的萧如熏，《明史》卷239《萧如熏传》则云：“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山人来往于城市边境之间，到处传递流言蜚语，造成政治军事上的种种混乱，晚明时期的内忧外患，都与山人息息相关。有明之灭亡，山人之辈似亦难逃其责任之一端，宜乎后世史家鸣鼓而攻之。
3、山人的功罪
以上所举，乃为《神宗实录》中有关山人的所有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的实录中，同样也有相关山人的记载，可视为万历年间的延续。而在万历以前的实录中则没有任何有关山人的记事。这并不代表万历以前没有山人的活动，而意味着山人的活动到万历年间始成为社会、政治上的大问题，受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乃至唱山歌的一般百姓普遍的关注。山人之活动始盛于万历年间，当与此时社会转变有关。史家一般认为晚明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整个社会的趋向商业化，而在商业化的社会当中信息的传递是不可或缺的紧要因素。前面提到的资料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责山人捏造流言蜚语，不过流言蜚语也是一种信息。山人所传递的是否全属流言蜚语，当时文献对山人的评价是否客观，似乎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来证实。
另外，山人原来所指的是技术性职业的称呼，诸如医生星卜之类，而不是诗人墨客或隐逸者的雅称。这可从唐以后的大量资料得到证明，如李泌精究易象，长于鬼道（《旧唐书》卷130）；陆游的《新裁道帽示帽工》（《剑南诗稿》卷39）把制帽的匠人叫做山人；甚至盗墓为业者亦称山人（《辍耕录》卷19“山人封生业盗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具有山人伎俩却在世俗谋生，商贾、工匠、医生、卜人在城市中采取市隐姿态，在东亚近世社会中相当普遍。晚明山人的猖獗，毋宁说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其中功罪如何，也待全面检讨。
4、结语
中国传统的士人，一直以从政视为终生目的，反言之，他们的生涯离不开朝廷官府。而晚明山人的某些部分，已然不依靠朝廷官府，在经济上或精神上足以维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就是晚明商业社会所产生的积极的一面，然而，这种独立人格，随着明朝的灭亡一旦消失。
（本文是提交“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节选，原题为《晚明山人余安期的活动》。作者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北宋都城中的恶棍与乞丐
艾朗诺（Ronald Egan）
宋代中国的都城呈现出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人们为各自生计四处奔波。无论我们聚焦于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每一座都城都有超过百万的人口。它们是帝国权力、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单就其规模和复杂性而言，世界其他城市恐怕无出其右。然而这些都城又是如何为我们所了解的呢？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依靠宋代的文本。尽管其他数据（诸如描绘城市风景独一无二的卷轴画——《清明上河图》、考古发现以及后来文本等等）有时也许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大量情况，仍然来自于有宋一代的文字记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都城中的恶棍和乞丐，也许这是繁华背后的另一面。任何文化和时代里的大型城市都既要面对城市贫困人群的问题，也要面临有人故意恐吓、蛮横违法的麻烦。当我们审视宋代城市生活文献是如何描述不同类型的“下层生活”时，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差别。且看下面这段出自《东京梦华录》的文字所提及的人物：“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腿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竞逞骏逸。”我们知道一些有关“花腿”的事。这是城市中一群年轻的恶棍，有份文本称他们为“浮浪辈”。他们通过将自己整条腿，从臀部到双脚，刺上文身，然后当众展示，以此来表达对传统和礼仪的轻蔑。
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文身，而是“恶少年”绰号所包含的内容。这个绰号在当时其他文献里亦为人熟悉。“恶少年”一语形容那些年轻的恶棍，他们在城市中十分活跃，轻浮放荡、污言秽语，对法律规范的漠视使他们臭名昭著。不过以上所引的文字把这类人描绘成自我卖弄，无意伤害别人，甚至还惹人怜爱的一群。他们为妓女驾驭马匹，紧随着从皇家金明池归来的皇帝盛大的队伍，看来似乎只是想凭借在马匹两侧来回腾跃和当众献丑，从而引起人群（尤其是妓女？）的注意。
其他文献里，“恶少年”的行为举止却产生出相当不同的形象。洪迈的《夷坚志》中有这么一个例子。这件轶事与孟元老所述发生在同一时期，记载秦楚材（秦梓）在政和间于都城住宿旅馆，“闻外人喧呼甚厉，尽锁诸房，起穴壁窥之。壮夫十数辈，皆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称秦姓名，投杯珓以请。前设大镬，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为，屡告其仆李福，欲为自尽计。夜将四鼓，壮夫者连祷不获，遂覆油于地而去。”原来，是京畿恶少常常捕人浸在油中，烹以祭鬼。秦楚材差一点就被活生生地煮了。那群年纪轻轻的恶棍无赖居然听说过秦楚材，还知道他下榻在哪家客舍，人生得“貌美”，而且也清楚他的姓名。这伙恶棍显然丝毫不忌惮秦楚材的社会地位（其弟秦桧已经娶了前任宰相王圭的孙女为妻）。他们的行径与谋划都值得注意。我们可以推测，所有住在客邸的人大概都听到了当晚外面发生的事，可是他们并没有试图联合起来对抗那伙恶棍无赖。
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时期，这样的青年团伙犯罪在城内大量发生。南宋王栐（？-1227？）写的一部杂记里再次提到这种恶棍，他们热衷于聚众赌博、屠杀牛马以果腹、私自销铸铜钱、纵火、劫掠、奸淫和谋杀，被冠以“恶小无赖之人”。北宋早期，朝廷曾颁布过一条诏令，清楚地表明这类犯罪行为在都城开封府一带很普遍。诏令明确规定了此类行为将受到斩首的惩处。但是据王栐观察，禁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依旧是“犯之者众”。显然，《梦华录》传递了这样一种骑马护送妓女的“恶少年”形象，包括他们温和又使人怜爱的模样，是片面的。其他文献资料则清楚地展现出“恶少年”气势汹汹和蛮横放肆的形象，难得一见他们在《梦华录》里殷勤的样子。
与“恶少年”一样，乞丐也在不同的文献中表现不同的形象。北宋都城吸引了大量贫困潦倒和体弱多病的人，还有“孤单”的人，包括孤儿、寡妇或鳏夫或其他上了年纪却无任何亲属依靠的人。在一个完全依赖家族扶助的社会中，不少这些“孤单”的人成了乞丐，徘徊于都城的大街小巷。当时许多文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城市内到处存在着乞丐。
《梦华录》描述的时期内，徽宗皇帝采取了空前的措施以应对汴梁的穷人问题，他创设了一整套完备的福利体系，下面有几个独立的机构，以解除汴梁穷人，甚至是全国穷人的苦难。第一家机构是“居养院”，为穷人提供食物和保护的收容所。第二家是“安济坊”，为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治。第三家是“漏泽园”，为那些家境贫寒无以为葬的人和无主尸骨提供免费的墓地和服务。徽宗的公共福利体系扩展了数位前任皇帝建立的 “福田院”。正如徽宗自己承认，原有的福田院在汴梁运作的规模很小，远远无法满足城市里所有穷人们的需求。
尽管徽宗做了种种努力，显然也无法周全地照顾汴梁的穷人，仍然有许多人流落街头，因为以后这些问题仍不断在历史文献中反映出来。一条在1107年冬发布的法令要求汴梁城市官员注意，目前只有寡妇、鳏夫、孤儿和那些完全无家属的人才能接受居养院的照料，还有许多衣衫褴褛的乞丐，赤露在寒冷的天气里，“往往倒于街衢”。该法令要求把这类人集中起来，也送往居养院接受照料。另一条法令甚至详细推算出乞丐的数量是二万二千余人。即便晚至1125年，金朝入侵、汴梁沦陷的前一年，朝廷依然下令要求官员们关注乞丐问题。一位尚书省身份的某官员在给皇帝进呈的奏疏中指出，每年寒冬乞丐倒卧在圣上座驾行进的道路上，有目可睹。
整本《梦华录》里，乞丐只有一处被提及。可是在此我们只讨论对乞丐的观察。汴梁街衢上的人们似乎不大可能像《梦华录》里描写的那样，井然有序而且毕恭毕敬。恰恰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一个看来是乞丐的形象。周宝珠在他的轴画研究里认为这就是乞丐。他蹲伏在城楼门外街道的中央，行人从其身边来往经过，乞丐蹲伏的姿势很别扭，大概是单膝着地，伸出一只手，看来好像在仰望着马背上的过路人。他是在乞讨吗？那个马背上的人也正在俯看着他。事实上，他周遭的人似乎都在看着他，至于他们心怀同情还是鄙夷，那就难讲了。《清明上河图》往往被认为是汴梁理想化的形象，因此人们常常把绘画的年代定在北宋灭亡后，把画卷解释为是画家对沦陷的北宋都城的怀念（事实上我们尚不清楚这幅画究竟是完成于金朝入侵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汴梁真有两万余四处游荡在街衢的乞丐，而我们看到画作上却显然只有孤单的一个乞丐，那么张择端在这一方面确实并未充分呈现出汴梁的生活。不过，画家毕竟给了这个乞丐显著的位置，让其出现在他这部分画卷的中心，就在道路的中央。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是旁观者还是街上的其他人，虽然都注意到了他，却无人伸出援手帮助他。我们如果将他与孟元老笔下的乞丐进行比较，他较之孟元老笔下那些“亦有规格”（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且不为众人容许“稍似懈怠”的乞丐，无疑看来更加凄苦可怜，令人同情。
（本文是提交“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宋代文献中的都市面面观》的一节，赵嗣胤译。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
晚明山人在城市与边境的活动
2009-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