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与会学者通过学术报告和综合讨论等形式，以中国城市为中心，探讨一千五百年来东亚城市生活诸问题，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生活样态、文化变迁和身份认同等，上起汉魏六朝，下迄现当代，还延展至后现代。会议所见，城市化的推进和新文化史的影响使得城市生活史研究受到不同领域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如何从事、思考和发展城市生活史研究是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李孝聪分析了中国城市研究现状，就研究视点言，以沿海城市与都城为主，而地方城市不多；所涉及地域，则中国内地城市较少，尤其学界对中西部边缘地带几乎没有思考。他强调东亚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所遭破坏远大于欧美，而中国西部次发达和贫困城市原本资料文献即少，因此，学者们更应当多加关注这些今日尚保留着较多传统文化，即有“中国城市的痕迹”的地方。另一方面，历史地理学虽然是城市研究的基础建构，但缺少对城市内部“活”的内容的研究。这些不足都是未来城市生活史研究发展的期待所在。

      伊原弘目前从事宋代建康府复原工作。一般而言，地方志所载城市地图都有固定格式。他认为，这既受书籍大小限制，也有供官府使用的因素。城市复原的重要工作是要了解地图变形之目的，通过历史文献和现实考察，还原逼近当时城市的“社会面貌”。他还据新近有关藤原京的考古发现指出，日本律令制城市可能受到自中国经由朝鲜半岛所形成的修正的律令制影响。由此，以往对中日律令制城市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注意到朝鲜城市的维度。王才强对唐长安居住里坊的数码复原为本次会议一大亮点。他重点复原了安史之乱前的永宁坊。平躺的地图站立起来，令观者产生强烈的历史现场感。据悉，他正建立三维资料库，数月后其都市项目（Urban Project）资料可见诸于互联网。

      李欧梵认为，生活成为城市研究的轴心；研究方法上，历史学连缀着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建筑学和文学艺术等，拓宽了研究范围和视野。他以文学为例，晚清小说体现出丰富的物质文化，诸如妓女最早使用西洋电具等内容可作为论据，反映城市生活的新旧交替。他指出讨论城市物质文化的流动是未来研究可行的一条路径。对于会议论文集里香港的“缺席”，李欧梵略显遗憾。他认为可以通过“上海—香港—新加坡”的比较研究重绘英国殖民计划。

      就城市生活方面，赵世瑜提出两大问题：其一，研究中国城市是否可以完全独立于乡村，例如太原晋祠与周边关系，研究者又如何来谨慎对待西方研究城市的脉络。他认为，中国与域外城市、中国内部城市与乡村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共同来回答关于城市的世界性提问。其二，这是谁的城市，生活在该空间内的人们如何自称？何种情形下，会冠以“都人”称呼；外人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相较过去，如今存在着时间的“他者”，而当时同一时期，则存有空间的“他者”。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加深对城市生活理解。李孝悌认为，西方有出色的乡村研究。就东亚言，应当“进城”。牟复礼所说的“城乡连续体”的研究，为城市研究提供了参考系，可以展示城市生活丰富的面向。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则指出，以往研究多注重城市生活“阳”的一面，而较少关注“阴”的一面，如“恶少年”。因此，学界对城市底层社会生活应给予更多关注。

      还有不少学者对城市生活史研究进路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奚如谷(Stephen H.West)认为，应当加强跨地域的城市比较研究，考察中国城市在东亚的影响，以及比较不同城市演进中空间对立的问题。他提出了部分可供深入研究的视角，诸如《岭外代答》中所见城市内多种人群的描述、《宋会要辑稿》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反映城市排除污水的情况、元代外来词汇对城市的影响等等。他还建议，将更多的中国城市第一手资料翻译成外文，惠及海外学林。荣新江认为，以往城市研究以断代史为限居多。明清城市研究十分细致，然而相应内容亦可上溯至唐代。由此，面对相似性的重复出现，学界该以何种标尺来判断不同时代城市生活异同，尤其是怎样找出那些代表城市史质变的“点”，显得很重要。吴松弟则通过区分城市、治所和府城的概念，认为近代才出现全面管理的“市”，有别于以往片状管理的地域性政区，进而提出自“唐宋变革”后，晚清民初是中国城市的第二次变革。

      有意思的是，会议讨论环节还展示了研究者自身生活经验与城市生活研究互相关联、彼此作用的重要面相。尤其是邱仲麟关于清代北京用煤与生态环境的报告，引起不少与会学者的共鸣。赵世瑜认为无煤和有煤对于北方过冬可能存有不同感受。他举了两个生活实例补充邱文：北方冬天，人们常在结冰的路面上铺一层煤渣，防止行人滑倒；北京人家安有倾斜状风斗，排出燃煤余下的废气。葛兆光提到煤的地域性来源问题。在北京，煤产地不同，其含硫量亦有差异，会产生不同情形。李孝聪以韩国为例，提出烟囱设置在房屋后部与煤气中毒有无联系的思考。唐晓峰就生活体验认为，明清时代用煤，也有较多正面意义，可能在当时实际生活中颇受欢迎，不能只从后世的环保新观点来评价过去的历史，为此，他还例举了郭沫若赞美航船喷着煤烟的诗句，“啊！墨写的牡丹。”与会学者饶有兴趣地谈及生活经历，既折射出南北生活异趣，也为“双重屏障”下解读中国城市做了生动注脚。

作者 赵嗣胤 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