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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
《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我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礼仪的交织——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一文，以下为论文摘要，并附本期“文史研究新视野”主持人语。
礼仪的交织
——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
[比利时]钟鸣旦
鲁汶大学 汉学系
【摘 要】 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与科学交流，而较少关注礼仪。但是，礼仪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作者以清初的丧葬礼仪为例，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儒家与欧洲天主教礼仪的互动与交织。在17世纪中期，中国天主教葬礼已经变得较为巩固，然而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仍然在为葬礼的具体形式寻求共识。文献显示，广州事件过后，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移植天主教礼仪的方法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简单调整，改为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如此之强势。
本期【主持人语】
葛兆光
这是一篇有新角度和新视野的论文。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选择了丧葬仪式为研究中心，来讨论西方基督教制度与中国社会生活相遇时的冲突、交融、妥协与调适。
凡是对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略有所知的人都会发现，这种话题的研究在以往并不多，对于中西文化交融、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过去焦点多集中在“天”、“天主”、“上帝”的名义之争、各种天主教著作和思想的译述、拜或不拜偶像的礼仪问题、容教与禁教的历史变化、带来的是科学还是迷信等等方面，较少具体去讨论丧葬问题。我想，这一领域的变化也许恰恰体现了钟鸣旦教授的新思路。首先，丧葬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礼仪制度和社会风俗，《仪礼》十七篇中讲丧葬的就有七篇，呈现了它在秩序中的重要性；一百年前荷兰人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开创性的著作《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六卷，对于中国宗教制度与观念的分析，也是从丧葬开始进入的，二十年前，美国人沃森（Watson，James L.）和罗斯基（Rawski，Evelyn S.）编《晚期帝制时代与现代中国的死亡仪礼》（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m China），仍然在讨论这一丧葬问题，说明这一制度与风俗在传统中国社会观念和生活习惯中的枢轴与核心作用，那么，中西文化相遇中，它也一定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次，与过去中西文化相遇研究较多研究上层精英的、经典的、观念的问题不同，钟鸣旦教授直接涉及的，是一个生活世界中每一个信仰者或非信仰者都要呈现的态度和立场。一个外来的宗教能否传入异邦？它在异邦是“取代性”地成为精神与生活的资源，还是“妥协性”地成为“亚文化”？这种涉及到礼仪或风俗的问题，与精神或观念上的争论，至少应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佛教在中国最终成为儒家以外的“亚文化”，在我看来就在于“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的观念与礼仪，在主流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下的双双妥协和消泯。再次，过去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总有不少资料未能得到使用，所谓“新资料”之“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光变化与视角转换，从“旧资料”中看出“新意义”，旧文献就变成新发现。钟鸣旦教授在这些过去很少人注意和使用的“早期抄本”中看到了新问题，它又恰恰涉及了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礼仪和风俗，因此，这些看似一般的史料，就顿时呈现了其不一般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发表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钟鸣旦教授英文新著《交织的礼仪》（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中的一节。作为来自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故乡的学者，他始终关注的是近世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中的这一段历史因缘，近年，他编辑出版了《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五大册和《中国天主教研究指南》（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一巨册，他也因为研究徐光启、杨廷筠等人物，出版了不少学术专著，而近年来他的这种研究兴趣的变化，是否可以向我们传达某种新的学术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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