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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东亚·生活
如果东亚或者中国能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倒不失为提供了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没有照走西方现代化或城市化的老路。东亚和中国的传统中，城市生活是否有一些方式和西方不同？是否有一些资源可以供今天使用？有人说，西方城市化破坏了神圣，背弃了自然，离间了亲情，那么中国呢？
口述/葛兆光 记录/盛韵
转载自2009.2.15《东方早报》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哈佛大学东亚系联合在三月下旬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有关，这次名叫“都市繁华”的学术讨论会，将有三十多位海内外学者来参加，美国有王德威、奚如谷、艾朗诺、倪豪士等，日本有伊从勉、井上彻等、港台有李欧梵、李孝悌等，还有来自澳洲、捷克、新加坡的一些学者。这个会议有一个副题，叫做“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为什么是“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是因为我们觉得，无论在城市生活的方式上，还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上，中国、日本、朝鲜等等东亚国家好像和欧洲为主的古代西洋，有一些不一样，也许它可以给未来的全球史提供另一类“城市”和“生活”的历史样板。为什么是“城市生活史”？不仅是因为“城市生活”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之一，它已经融合了建筑、社会、生活、艺术、文学各个领域，而且你知道，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这一说法，好像还有必要从历史和理论上做一些诠释。
一、城市
过去，我国历史学界比较熟悉的城市史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和遗迹中考察古代城市起源、从考古发掘材料来探索古代城市及建筑，通过复原想象当时的城市空间格局，从城市发展讨论社会、经济和生活。从梁启超1926年写《中国都市小史》以来，城市研究就走的是这些路数，曾经出现了像杨宽、侯仁之、傅筑夫、何一民等等著名的论著，尽管近来西洋和东洋的种种新研究角度、新研究方法都传来了，像施坚雅、牟复礼、墨菲、斯波义信，一直到最近的裴宜理、卢汉超、罗威廉，比如区域城市经济体系、城市的公共空间、城市各阶层状况等等，但是，传统城市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仍然是最基础的，比如从考古看城市还是最基本的做法，像夏商的郑州二里头、唐代长安和扬州、宋代开封等等，地面上的建筑随着时光流逝、事件战乱、水火之厄，早已灰飞烟灭，研究者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城市的空间和建筑状况，有趣的是，这次开会将有两位学者会演示他们用数码复原的城市图像，一位会演示数码长安，一位会通过《清明上河图》演示北宋汴梁。
不过，近来渐渐有一些新的取向，就是城市生活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的研究，David Strand研究北京的黄包车夫、韩书瑞研究明代北京的寺庙、周锡瑞研究中国城市生活的现代性和民族认同，这次来开会的澳洲的安东篱教授研究扬州、台北的李孝悌教授研究明清江南的城市士大夫、李欧梵和王德威教授研究近代上海，都表现了这个新趋势，很多研究者现在不仅研究城市本身，更注重研究城市中的人，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跟乡村生活有什么不同？更进一步说，古代中国的城市、东亚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有什么不同？这种新的城市研究路数，不仅把社会史、艺术史、思想史都糅进了原有的研究中，而且把生活、艺术、文学资料都用上了。有人不仅讨论过去中国或东亚的城市市民是怎样吃穿住行的，而且讨论这些吃穿住行，将涉及多大的交通和市场，有人不仅通过传统的考古发掘加上文献资料去复原过去的市、坊、里、巷是什么样的，而且通过方志、地图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和阶层分布，有人不仅研究古代中国城市中的娱乐和宗教，而且还通过这些方面探索城市市民的群体认同问题。我记得，以前法国文学理论家罗曼·罗兰写到日本的东京，他惊异于整个东京像是围绕着巨大的皇居在转，而皇居仿佛寂静无人，他说，这吻合他对日本江户的想象，寂静的中心就像佛教说的“空”，尽管“空”，却无声地控制整个城市。日本东京大学的渡边浩教授有一次给我看江户地图，的确，江户时代的东京中心是皇居，周围仿佛是按等级一圈一圈展开的，从贵族到武士，庶民则在最边缘。所以，这种图像的研究会让我们感觉到，城市不仅是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也能体现公和私、上和下、内和外，像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北京的所谓“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难道没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象征吗？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文献、图像和实物来恢复城市生活，就能更大程度地让古代城市史复活并且鲜活起来。
咱们中国有个好处，就是城市文献很多，为什么我们要集中讨论一千五百年来的城市？就是因为唐代以后的城市文献很多，比如《长安志》、《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还有很多图像，比如《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皇都积胜图》、《上元采灯图》等，这样一来，古代城市就不再只是寂静的、呆板的“空间”，而是有“人”居住的，有着各种政治意味、文化意味和生活意味的“场所”。所以，我们讨论东亚城市生活史，首先强调的是“城市”，然后逐渐地转向能够鲜活地感受到古人生活状态的城市史研究。
二、东亚
刚才谈的是“城市”，现在我们来讲为什么是“东亚的城市”。为什么是“东亚”？这也许可以顺便谈谈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中文口号，英文口号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句中文口号，作为世界博览会的标志性表述，还是需要再诠释的。因为这种说法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会受到质疑。比如，欧美人会提出异议，因为他们会认为“城市是万恶之渊”，城市的所谓“现代性”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空气污染、人口稠密、犯罪率高等等，所以他们也许会问：城市真的能让生活更美好吗？
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是拍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片子，叫《红色沙漠》。那电影的情节我现在都忘了，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要表现城市就像一个沙漠，因为人与人处在被分隔的冷漠之中，然而人又处在焦灼紧张的心理之中，就像被放在沙漠就是红色的烤箱里一样。于是，我担心这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中文口号无法成为全世界共同认同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也有的，我们要强调三点：第一点，从东亚文化的角度说，东亚人跟西方人对城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也许现代西方人喜欢享受独处，星期天最好也不要有人来打扰，这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西方的个人理念有关系，他们觉得个人空间很重要，不怎么太依赖于稠密的人群，然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基本是在乡村和宗族的生活秩序上，需要彼此连带、互相依存的群体生活，在这种有家庭、亲属、邻里、朋友的空间里面才会觉得比较安全，就是东方人在欧美生活，也常常会形成一个个的中国城、日本城、韩国城，在美国的中国城里，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在异乡生活了多年的人不会说英文，只靠说中文就能过，因为他们处在家族、乡亲、朋友的群体中，这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从唐宋开始，尽管城市越来越发达，但我记得牟复礼在他和刘子健合编的《传统中国文明中的城市》里说过中国城市是“城乡连体”的观点，就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关系依然非常密切，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乡村的情况不同。这让我联想起《清明上河图》，展开的画面最边上，人很少的地方，也许是郊外乡村，慢慢人越来越多，就过渡到城市，好像城乡之间是渐变的，并没有城乡之间截然分界。因此，我觉得不能用西方对于城市的价值判断，来代替东亚尤其是中国人对于城市的价值判断，中国人毕竟需要在比较稠密的群体中安顿个人生活。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怀念四合院里那种北屋和南屋两家人经常可以打打招呼、互相帮忙的亲切，远亲不如近邻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才有了初步的合理性，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还没有跟乡村的、家族的秩序和传统完全隔开，始终需要连带、稠密和方便。
第二点涉及更大的问题。西方人所谓“城市是万恶之渊”，实际上是超越现代之后的一种看法，我们知道，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之后，城市化的过程基本上结束了。现代的西方人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批判现代性和城市化的种种弊病。可是，中国目前仍处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时代，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现代化了？我还不敢说，至少我的理解是它还在走向现代的路上，你不能用业已现代化的、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立场来评判城市生活。有时候，空间的差异就是时间的差异，时间的距离就是空间的距离，他们的判断跟我们不同，这可以理解。也许，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的人不一定意识到，其实，这背后既有我们自然而不自觉的心情，也有时代和阶段的差异问题，需要有很复杂的理论支持，是需要讨论的。我们不希望看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时空错位，要说明处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段，我们自然会理解这个口号，但你得把这层意思向世界说明白，这样人家才能够理解，这是前近代的，或者是“东亚”和“中国”的心情和感受。
第三点可以考虑的是，你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否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看到了“前车之覆”，就是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病，如污染、犯罪、拥挤、人际关系冷漠等，我们才可能有“后车之鉴”，就是后发国家能够在这些经验和教训中避免城市化的所谓“现代性弊病”。如果东亚或者中国能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倒不失为提供了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没有照走西方现代化或城市化的老路。东亚和中国的传统中，城市生活是否有一些方式和西方不同？是否有一些资源可以供今天使用？有人说，西方城市化破坏了神圣，背弃了自然、离间了亲情，那么中国呢？
所以，我们的这次会议，在研究学术的历史的种种课题之外，也许可以讨论东亚和中国的城市生活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在哪些意义上能够补充或对照西方城市生活的状况，勾勒出一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史的脉络？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的主题才选择了东亚的城市生活，而不是世界的城市生活。
三、生活
现在，让我来说说这第三个关键词“生活”。过去的城市史研究里，“人”的生活研究得不够，这使得城市史很不鲜活，就像一张城市空间地图，却不是清明上河图。所以，主办这一会议的哈佛大学王德威先生和我为这次会议设计了几个论题。例如第一个是“从西方看东方：在西方城市生活背景中讨论1500年来东亚城市生活”，为什么要“从西方看东方”呢？因为单看一个看不清楚，必须用罗马、伊斯坦布尔、巴黎、莫斯科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长安、洛阳、杭州、南京、上海，跟日本的奈良、京都、大阪或者韩国的首尔做对比，“只知其一，一无所知”，在比较中才能看出东亚或中国的城市生活特点嘛。原来，我还想邀请几个专做欧洲城市的学者来作为评论人的，可惜时间和经费的关系，最后放弃了这个设想，其实，如果由他们从他们研究的城市角度看中国，也许真可以“旁观者清”和“见微知著”呢。
第二个是讨论城市的民众生活，包括娱乐、餐饮、聚会、宗教、交通、集市等等，我自己想提交的论文，就是讨论清代北京城里的戏曲演出，什么人去看戏，票价多少，哪些人挂头牌，这当然是戏曲史的问题，可是，仅仅讨论到这儿还不够，这里面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明明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王朝，可是演员穿的却是大明帝国的汉人衣服，这意味着什么？在满族人当皇帝的北京城里，演出剧目里有很多是汉人的忠义报国、民族大义，那怎么理解它对于大清政权的意义？哈贝马斯说过“公共空间”的问题，在欧洲，公共空间比如茶馆、沙龙等等常常是合法的、新舆论产生的重要空间，可是中国没有这个，那么，北京明清、民国时期的灵济宫、广德楼、陶然亭、来今雨轩等等地方，也是人们尤其是文人聚会之处，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城市生活了。
第三个是“山水画与都市图”，其实，古时候画山水画，都是住在城里想象乡村，和田园诗一样的，就像《红楼梦》里贾政说的，大观园里的稻香村，“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而这种想象恰恰反过来表现着人们心目中对城市生活的缺憾。我们考虑到，中国有很多描绘都市生活的图像，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清代的《太平欢乐图》，一直到晚清画广州十三行的，画上海租界的，用图像来做参考，就同艺术史沟通了，我总觉得，历史研究尤其是城市研究，不用诗歌小说、戏曲话本、艺术图像这些资料，把它做得鲜活生动，实在是太可惜。
第四个是“古都市地图：东亚城市布局与空间想象的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刚才说到罗曼·罗兰笔下的东京，是一圈一圈环绕中心的，中国则有传统的都城，比如汉唐长安、宋代汴梁、明代北京，以及在中国影响下的日本奈良、京都等，则是按照宇宙星空就是天象布局，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为四方，以中轴线为中心两翼展开，十分对称，这种布局不仅与天地有关，而且和社会结构和政治想象有对应。可是，南宋迁都到杭州，就没办法了，没有开阔平地那个任意条件了，只好围着西湖在原有地方城市的基础上修建新的都城，这一方面改变了政治的中心想象格局，另一方面无意中暗示了商业、旅游的繁荣，表面上看，这和内藤湖南所谓“唐宋变革”，“走向近世”的说法恰好吻合，但它真是这一历史变迁的产物吗？后来，很多新城市跟传统都市的地图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可能跟租界有关系，所以，都市地图就能够反映出很多观念的、社会的、政治的意味来，我们不必死等古人把“话”说出来，也要努力在无声处把“话”挖出来。
第五个讲的是东亚城市建筑样式与生活方式彼此之间有何不同，比如大阪跟上海、大阪跟东京、首尔和平壤都不一样，以前，我记得研究近现代文学和历史的李欧梵、王德威教授，都曾讲过双城记、三城记，比如上海和香港、台北与上海，也有人讲过巴黎与北京，我们现在希望有人讲讲大阪和上海、东京和北京、首尔和北京，广州和釜山，看看不同城市的生活特质和风格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形成。
当然，这些话题多少有些理想化，真的开会的时候，限于知识和专业，不可能有这么理想和整齐的话题，也许有的话题现在还没有人来讨论，有的题目做的人又很多，并不是所有来开会的学者都能够按照这种思路来研究，也不是我们的设计就一定好，可是，操持这个会议的王德威教授和我，都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多多讨论过去关心得不够的方面，希望把“城市”同“生活”，同时也跟观念、文化、艺术联系起来，因为过去的城市研究使用的史料范围还稍嫌狭窄，如果在考古、文献、调查之外，再把绘画、地图、影像、口述都用上，等于是拓宽了史料，这也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
最后，我想概括一下会议的想法，第一，是想从中国或东亚的角度向国际学界说明中国城市生活特别的地方；第二，在城市生活史上综合更多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第三，希望沟通不同学科的界限，把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建筑史、艺术史各个方面都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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