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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8.3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8.10
葛兆光谈学术、经典和传统
转载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8.3 葛兆光/口述 盛韵/整理
所谓“旧”与“新”的学问
现在，大陆不断有人倡导“国学”，然而国学往往被窄化为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被当作中国固有的、正宗的或传统的东西。可是，张广达之所以这一次被台湾中研院以及余英时、许倬云、林毓生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华人学者推崇，显然是因为他的学问是一种国际化的新做法，决不是以儒学或传统经典为核心的旧学问。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到底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范式，是能够和国际对话，运用多种语言、多种文献、多种方法，继承了当年史语所传统的这种学问呢，还是所谓的传统学问，就是以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手段的，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研究领域的学问？这二者，也就是所谓 “旧”与“新”的学问之间，到底应该怎样看待？
其实，学问上的“旧”和“新”，在晚清以来就已经界限不清了。沈曾植、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以及当时陆续兴起的西北舆地之学、甲骨文字之学、敦煌文书之学、佛教道教之学，已经使旧中有新了。而梁启超、胡适以下的一些学者以及他们对清学的回顾，对考据学的科学新解释，对“国故之学”的提倡，又已经使新中有旧了。不过，在学问的形式和形式的取舍背后，还是可以看到趋向国际化的和固守传统学问的偏好和分歧，特别是有时还呈现了文化立场上的不同。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取舍，恰恰反映了中国学术在现代的困境。不过，有时候看余英时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的学问却能把两面融合在一起，正如他的老师有两个，一个是钱穆，一个是杨联陞。从杨联陞的脉络可以跟胡适的自由主义接续上，也可以跟当时欧美国际学术的汉学传统接上；跟钱穆学习，又使得他有认同传统的一面，因为钱穆不光有传统学问，还讲宋学，还有民族本位立场，要捍卫中国士大夫的道统。这两方面在余英时先生身上没有形成矛盾，二马的分裂不会这么强，也许是因为他身在海外吧？问题是，在我们这里，学术的世界主义和学术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有冲突，将来会不会变得与政治的世界主义和政治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以至于从学术到政治、从方法到立场，形成种种冲突？
复数的传统与所谓“国学”
如果不是眼睛动手术，我本来五月份要去哈佛和普林斯顿访问，在普大我想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复数的传统和单数的文化选择”。我一直有一种担心，现在讲“国学”会不会一窄化为汉族之学，再窄化为儒家之学？如果是这样，即便不是出于主观愿望，也很容易跟所谓的“汉服运动”、“祭炎黄”、“尊孔”、“以儒为经”这样的潮流结合起来，以至于不由自主地推动文化民族主义。
我们现在讲经典，最窄的一种说法就是儒家学说信仰者和捍卫者所说的五经，它可以不叫经典而叫“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李零对经典的观念比他们要宽，三联书店要出版他的“我们的经典”系列，在《论语》和《周易》之外，还加了《老子》和《孙子兵法》，这就把经典扩大到了子部。我的选择比李零还要宽些，过去我写《中国经典十种》，把《淮南子》、《史记》、《说文解字》都包括进去，把佛教的、道教的书也包括进去。我觉得，“经典”应该更开放、更多元，因为中国文化不仅是复数的文化，还是历史上渐渐积累的文化。可是，我们现在不论是主张继承的，还是偏重批判的，都把传统文化“窄化”了，“单数”化了，批判的说“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旧传统，等于说旧传统就是孔家店；继承的就誓死捍卫孔夫子，还要在孔孟故乡之间建造标志“中华文化”的什么城。
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文化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谈到过，“中国文化”这四个字是需要认真反思和解释的，“中国”是有争议的，“文化”也是有各种不同定义的，我们往往不仅没有把复数的、多元的因素考虑进去，而且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有没有什么文化是别的民族或国家没有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现在我大概归纳为五点：一、使用汉字思维和表达。文字会影响人的思维，语言文字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大极了；二、汉族中国的家庭、宗族以及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生长起来的儒家思想，以及将它放大到社会、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三、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这是任何民族国家都罕见的；四、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知识和技术；五、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以及在政治上的朝贡体系与观念上的华夷之分。
我想，这些才是“中国的”文化，不管好还是不好，是它们构成了汉族中国特别的文化习惯和思想传统。从这里出发再看经典，那么，仅仅有儒家经典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圈里面，就必须得承认，儒家经典虽然代表了精英文化，也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但毕竟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文化。
所以，“国学”面临的问题就在这里，有时候，它面对本来是复数的文化，却作了单数的选择。
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遭遇的挑战
说到“中国”，这里再多说几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讲的是现在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后现代史学家要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也包括蒙古史、满清史专家对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的批判，也包括区域史的理论和实践，有人认为应当用小的地方史或大的东亚史甚至亚洲史来代替“中国”史。有这么多重挑战，所以，我们也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历史论述单位。
现在我们又把话说回来，张广达先生提出一个想法，我一直非常关注，而且觉得很有必要讨论。张先生在他的书的《序》里面说，他的研究是以西域为中心的，他觉得在他做西域、中亚史地研究的时候，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对他很有启发。布罗代尔写地中海，是把地中海当作一个空间单位，把比如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南欧如西班牙诸国当成一个互相有联系、文化互相交流、宗教互相影响的一个世界。张先生觉得，中古时期以西域为中心的中亚就是各种宗教、各种文明互相影响的世界，这样，便打破了仅仅以“中国”为中心的王朝史体系，另辟了一个历史空间。有时候，你跳出习惯的空间看历史，的确会发现新东西。我们觉得他说得很有意思，但又觉得这个思路还可以再往下延伸，因为西域在宋以后与中原的交通就衰落了（其中当然有气候、地理的原因，也有政治、历史的原因，后来陆续兴起的吐蕃、西夏、辽、蒙古把这一汉族中国向西的通道遮断了，而南宋以后面向东南的海路发达了），所以，张先生的研究是以中古时代为中心的。如果我们把历史拉得更近些，就会看到在中古之后，真正影响近世中国的，是东边面向大海的区域（西洋人也多是从这边来的）。不过，我不太愿意把它称为“东亚”，为什么呢？因为一讲“东亚”，有时就会忽略由于长期的疆域稳定而形成的国家史。在中、日、韩等国，政治的力量要比欧洲强很多，国家的疆域也比欧洲稳定得多，欧洲民族国家都是到近代才逐渐形成，而中国的中心区域从秦朝开始就很清楚，尽管边缘在不断变化，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的种族与空间也是如此。既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疆域、有凌驾皇权之上的宗教，也缺乏便利的交流条件，大与小、内与外、我与他的界限也很清楚，国家的作用非常大，大到有区隔文化传统和历史认同的功能，它不像地中海周边的南欧或者北非那样，人员来来往往的。此外，那里的宗教力量很大，教皇权力在世俗王权之上，不像我们这里皇帝（或者国王、将军）最大，国与国之间就有了区隔。我很赞成张广达先生的想法，也很赞成把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环东海、南海的区域看成是一个“彼此环绕与交错的历史”，把这个区域联系起来研究，只是有些担心学界为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忽略了国家、王朝与皇帝的“区隔”历史的力量。我们不能为了套用国际上的新理论，而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来源悠久的民族国家其实是一个稳定的历史空间。现在，好像你一说民族国家，人家就觉得你好老土，还讲什么中国史、日本史、韩国史，但有的时候，最土的那个才是永久的，新理论只能风行一阵。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陈垣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说蒙古占领中国之后，很多来自西面和北面的异族人却被汉人华化了。对这种说法你要仔细体会其背景和心情。陈垣先生骨子里是个民族主义者，无论是《通鉴胡注表微》还是《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撰写的，都有民族自尊的含义。当然从史实上看，一方面你可以说元西域人华化的倾向很严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蒙古统治下中国汉族传统的变化也很大。我总觉得，中国城市商业、娱乐与市民生活方式发展最快的，可能恰恰在是两个所谓异族统治的时代，一是蒙元，一是满清。什么原因呢？因为儒家文化是以乡村秩序为基础的，城市的生活样式和秩序在汉族的儒家世界是被批判的。可是蒙古时代城市发展很快，也许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暂时不那么有控制力。蒙古人并不完全用儒家思想来治理生活世界，举一个例子吧，元代戏曲发达，跟城市发展有很大关系，也和士大夫价值观念出现变化有关。士大夫做不成大官，去当市民，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暂时从“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脱离出来，有人就进入了“游民”、“市民”、“清客”、“浪子”的行列，可就是他们促成了戏曲的创作、演出与欣赏的兴趣。又比如，满清王朝在某种意义上也暂时淡化了儒家伦理在生活世界的控制力（尽管表面上清朝皇帝还是倡导儒家学说的），何炳棣曾经特别强调清代的汉化，曾经和EvelynS.Rawski大辩论，现在看来，两人各有道理，太强调一方都不对。我前段时间看朝鲜人到北京朝贡贺岁记录的资料，有很多记载证明，因为是满人当国，所以“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在清代城市大发展。比如，连大学士都可以到隆福寺做生意，汉族风俗渐渐衰落，在朝鲜人看来，居然男女混杂、主仆无间、生活奢靡、娱乐繁盛、丧礼用乐、供奉关公和佛陀而冷落孔子等等，这让朝鲜人觉得满清入关以后，汉族文化传统完蛋了。所以说，一方面汉族同化了异族，可反过来你也可以看到另一面，异族统治暂时中断了汉族儒家伦理的控制，那到底是汉族胡化了呢？还是胡族汉化了呢？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按照史华慈和林毓生的说法，它是一种“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我觉得，在现代中国一百多年里，由于受到坚船利炮和科学民主这些西方大潮的冲击和震撼，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他对西洋或东洋，正如余英时先生说的，总有一些“羡妒交加”，明明是羡慕，表现出来的却是轻蔑；明明是忌妒，有时又要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所以，在讨论学术、经典和传统的时候，常常潜藏心底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有时就会生出来很有趣的两极表现，或者是用世界主义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包装起来的世界主义。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很容易从世界主义包装下的民族主义一端，转向民族主义包装起来的世界主义。
我总觉得，现在那种非常强烈地要求凸显中国传统、中国元素、中国符号的内心焦虑，其实着急的，就是毛主席当年说的，因为痛感“落后是要挨打的”，如果不行，是要被开除“（地）球籍”的，所以，急切地要向世界证明我泱泱大国，是应该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所担心的，就是“国学”的热潮千万不能因为这种心理，从而变成民族主义的学术形式。■
艾尔曼谈甲午战争
转载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8.10 记者：盛韵
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历史系任职，主要从事近世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和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著有《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宗族》等。本报借艾尔曼教授到复旦大学访问之际，请他谈了些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再认识。艾尔曼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战争失败的结果也并不一定能推导出中国文化落后的结论。
您最近在几次演讲中都谈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问题……
艾尔曼：我最近在上海社科院讲了甲午战争对历史的影响。现在一般看法是认为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落后、日本先进，而中国的落后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原因。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们认为日本制度好、科学先进、比较西化，都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而应该考虑的是甲午战争之前一段时间的情况，当时人也是那样认为的吗？还没开战的时候，大家都一致认为中国会失败吗？还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我本来也以为这种叙事是对的，但当我看了甲午战争之前的一些资料，发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当时的欧洲人、甚至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日本不会赢得很快很彻底，日本人当时也很害怕，他们本来只想占领朝鲜，根本没想到可以打到旅顺口、威海卫。当时有一幅英国卡通画，画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日本武士准备打大大的中国巨人，而英国人爬在梯子上隔着墙观望。
如果当时日本人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又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开战呢？
艾尔曼：当时中国海军军力排名是第八，日本是第十一，但是日本的海军力量相对集中，可以把所有的战舰集结在一起，和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对抗。中国的海军则分成了四个部分，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而在1883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北洋水师没有支援南洋水师，所以到了甲午战争时，日本人吃准了北洋水师必定孤军作战，南方的水军不会来增援。当时中国海军共有六十艘战舰，都比较先进，有的是法国造的、有的是德国造的，如果中国海军全部集结起来，日本人绝对没有办法赢。
日本共有三十二艘战舰，和北洋水师的军力相当，而且知道中国的陆军也不会派去朝鲜，所以还是有一些把握的。另外，日本在鸭绿江一役中不宣而战，先偷偷地靠近，然后开枪，这是很不礼貌的，也违反了《万国公法》。
您觉得甲午海战中国失利的根源在哪里？
艾尔曼：甲午战争是第一次蒸汽动力舰队的大海战，也是一次判例式的战争。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大家都得看结果。中国的战舰太重了，炮也很大，日本的船比较轻，炮也比较轻，一艘战舰可以放更多的炮。战争结束以后，大家才知道大不一定有好处，而快是非常重要的；快生火枪要比重枪重要，日本的快生火枪比中国的火力大两三倍。还有李鸿章的海军用的很多炮弹里面填充的是水泥，不是火药，打中了也没法爆炸。
日本人知道了轻、快的重要性以后，在十年之后也就是1904年的对俄战争中利用了更轻快、载炮更多的战舰，这种战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能看见。在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后，日本海军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军之一，甚至能够和美国竞争。
甲午战争的教训，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美国人、欧洲人也知道了在海战中什么是有利的。以前中国人觉得重是好的，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战争之前不知道的，得等打完了才知道。
甲午战争造成的实际转变是什么？
艾尔曼：为什么日本人在对俄战争中能造出那样的战舰？这些都是完全新的。钱是哪里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有钱的国家啊。日本靠的就是甲午战争的赔款，中国赔了两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七百四十五万公斤白银，将近四十亿美金，这个数目是日本政府当时全年收入的两三倍。日本拿这些钱去改良海军，而中国呢？哪里还有钱？再加上义和团的赔偿，是赔给日本的两倍多，相当于近九十亿美金，把这些赔偿加在一起，中国已经没钱了。之后中国再想改良军备加强国防，也没办法做到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文化，也不是因为日本的武士传统与中国的文人理想的差别，也不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因为甲午战争时中日的科技水平不相上下，问题就在于战争时的枪炮是快的还是重的，而这个问题在打仗之前还不清楚。所以中国人的失败是跟很具体的问题有关的，而不是大的文化的问题。
战争之后，大家都觉得日本人是先进的，中国人落后了，问题其实不那么简单。在当时一些日本的描绘海战情形的木版画里，日本的战舰都是白的，清朝的都是黑的，刻意渲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有一幅描绘清朝军队在朝鲜投降的版画，日本人把清朝官员描绘得卑躬屈膝，把己方的将领描绘得趾高气扬。这是日本文化的常态吗？日本难道不是一个低头的社会吗？在这画里他们都不低头了，站得很直，个子都很高，穿的都是西方的军服，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一种错觉，也是他们的宣传手段，他们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好的，是先进的，像西方一样的，他们要自己假装是亚洲最有权力的国家。
这里面就有战争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战争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大，战争的结果会影响人们对文化先进与否、优劣与否的判断。中国打了败仗，大家就觉得什么都不好，清朝没办法保护人民，所以革命家就要打倒清朝、打倒满洲人。而且中国人会觉得日本人比自己先进，要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当时有很多留学生去日本。战争成功了，于是乎文化也成功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甲午战争后，世界上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改变了，甚至于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改变了。中国人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好，战争之后开始觉得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资本主义，简直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传教士傅兰雅，他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帮助翻译了很多西方的科学知识，他在甲午战争之后就说，中文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以前花了很多力气把英文的知识翻译成中文是没有用的，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以后中国的官话会是英文。这就是他对战争的反应，后来他离开中国去柏克利大学当教授了。到了1920年代，冯友兰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也写了篇文章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科学。
那中国到底有科学吗？
艾尔曼：其实中文里与“science”对应的“科学”这个词，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留学生们从日语里借来的，所以日本不光在战场上赢了，在文化上也赢了，中文里充满了日语词汇。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中国在从日本借用“科学”这个词之前，用什么词描述此类自然学。中文用的是“格致学”、“博物学”，“格致学”这个词一直到甲午战争还是很流行的，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词没用了，是落后的思想，是跟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有关系的，所以要用“科学”代替。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赢的话，情况会怎么样？那恐怕日本人要到中国来学习“格致学”，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大概要叫“格致学院”了。而日本又是从哪里找来 “科学”这两个字？是从中国的宋朝找来的。他们觉得北宋是最高理想，所以用当时指称“科举之学”的“科学”来翻译“science”。他们希望学习王安石的变法，明治维新跟恢复宋朝的理想有关。
很多人分析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比如中国人没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依照自然律创造了世界），而用的是阴阳五行之类莫名其妙的观念；中国有形而上学，而不了解形而下学；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没有字母，没有逻辑，教育上又有八股文束缚思想；儒家思想以道德为主导，不关心自然的客观性；专制制度；反对贸易；劳工过剩造成不需要机械化；文官看不起武官等等。我不是说这些原因没有道理，它们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合在一起，就能证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没有科学的国家吗？
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大谈“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格致学了，在三十年前还存在的东西，他已经置若罔闻了。而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探索格致学的传统，看中国的医学如何，天文学如何，算学如何。明朝的科举考试题目中有如何修改历法的问题，这难道是八股文吗？而且大家批评八股文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说八股文破坏了男人的脑子，这都是十九世纪末年的评价。
如果我们上推至明末去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丰臣秀吉的舰队想侵略朝鲜，这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那个时候丰臣秀吉有三百艘战舰，一万多水兵，中国和朝鲜的联合舰队有五百艘战舰，一万五千水兵，最后明朝帮助朝鲜赢得了战争，日本人逃回去了。所以十六世纪末年，是中国人赢日本人败，如果从那时的角度看问题，态度肯定不一样。
日本人一直到十八世纪开始比较闭关锁国的，他们学习的对象是清朝的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很有影响，平民开始上台，不只是贵族模仿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开始画画、写诗，诗写好了可以做官。为什么模仿中国？因为中国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疆域扩大到东北、西藏，是大帝国。如果从甲午战争的角度看，中国似乎是一直落后的，而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角度看，中国是领先的。当时不仅日本仿效中国，欧洲人也仿效中国，英国人开始爱喝茶，爱瓷器，都得从中国买；欧洲要到十八世纪中期才学会了做瓷器。英国人在贸易中根本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东西，最后他们找到了什么？鸦片。
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是个很有权势的国家。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崩溃？她的失败跟十七、十八世纪的制度没有关系，她失败是因为没钱了，船太重，炮不够快等等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能根据后见之明去分析问题，而甲午战争以后的目的论的分析就是后见之明。
可是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已经觉得中国很落后了，当时还没有发生战争。
艾尔曼：他们在磕头问题上觉得中国很专制，他们画的乾隆皇帝看上去很胖很腐败。马戛尔尼不会中文，很多事情他们不了解。他们打算送给乾隆一个太阳系仪，因为觉得这代表了英国的科学水平，结果乾隆送给马戛尔尼一幅挂毯，上面写着：谢谢你们送来的天文学仪器，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了。这证明中国人对世界的科技进步并非一无所知。马戛尔尼访华中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是，他的船上已经有了蒸汽引擎，有一些广州商人对此很感兴趣，但马戛尔尼没有演示给乾隆看，为什么呢？可能因为马戛尔尼是个贵族，他不关心科学，也不知道蒸汽机跟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有关系。如果他知道蒸汽机的重要，就不会送给乾隆那个太阳系仪，而是蒸汽机技术了。
马戛尔尼现在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问题，是因为十九世纪英国需要进行对华战争以打开市场，但是当时开战需要国会批准，所以需要一些意识形态的理由，他们找到的借口就是中国人把我们当成野蛮人（英国人故意把“夷人”翻译成“野蛮人”而不是“外国人”），中国人要我们磕头。其实马戛尔尼没有磕头，而英国人在1838、1839年利用这个案例影响了国会的决策。
您的研究侧重在科技方面，而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侧重在权力斗争、官员腐败上，您怎么看？
艾尔曼：权力斗争这些的确是有关系的。比如南洋水师没有帮助北洋水师，就是因为权力斗争。清朝当然有很多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把军力联合起来，日本的好处是国家小，方便集结。但日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也有很激烈的内战，到了八十年代才统一起来。你说有斗争、有腐败是可以的，但这是文化问题吗？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吗？美国人的腐败是民主的腐败吗？是资本主义的腐败吗？腐败是意志、人性的问题，不完全是文化、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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