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封面

      《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和浙江大学黄时鉴教授《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两篇学术论文，以下为论文提要。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史华罗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提要】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十六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提供了有趣的辩论话题。同样地，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

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
——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黄时鉴   浙江大学

【提要】
      17世纪初刊行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三国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本文探究其原因，认为是由于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三国的地图上见读，并做出具体分析。作者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对本题做了论述。结论是：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传统的“三国”观的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后来其南瞻部洲图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主持人的话】2008年第3期

葛兆光

      关于异国文明的叙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深入的社会调查或者学院的研究专著，积累渐多便可以作为学术史的材料，而另一种是史华罗教授论文所说的“印象和想象”，日久天长则可以作为此国思想史的证据。尽管留下著名游记的商人马可波罗和影响至深的耶稣会士利玛窦都来自意大利，说明意大利对中国的认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史华罗教授提到17、18世纪意大利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同样很有趣、很重要。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和中国关系最悠久的欧洲国度，无论是把中国视为“渴望的典范、梦幻的国度”，还是“卑劣的野蛮的国家”，原来都未必关系到真实的中国。相反，背景和原因都要在17和18世纪意大利自身中去寻找，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异国情调”，反而正如史华罗教授所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中国”才会“在意大利和欧洲的观念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仍然是，需要首先把域外的“中国认识”看成是一种“外国知识”，了解这些外国的中国认识其实和中国的自我认识并不一样，尽管说的都是一个“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首先是一面打量自己的镜子，镜子里面满眼看到的都是自己；其次才是那个和他们不一样的“中国”，因而他们也许会比“身在此山中”的中国人更敏锐地观察到被我们忽略的文化面相，也会无意地误读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确立这一点，才是我们面对“国外中国学”时的正确立场。
      对黄时鉴教授讨论的东亚三国的古地图，我一直很有兴趣，也偶尔从思想史角度涉猎古地图的研究。不过，黄时鉴教授真正研究过包括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又是中外关系史专家，他对于朝鲜的各种“天下图”以及日本的各种“南瞻部洲图”的研究更加深入。我们知道，任何一幅地图，都是从特定立场和角度描绘空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观念会影响地图的绘制，即使是在最“科学”的现代地图中，也不能免除观念之影响，在上下、大小、显隐之间，不免就有观念在里面。关注政治的，会重点描述政区而忽略山川；重视交通的，会凸显道路而忽略其他；关心军事的，会忽略物产而凸显关隘。至于对整个世界进行描述的地图，则呈现了那个绘制地图时代人的“世界观”。黄时鉴教授这篇论文，就指出了隐藏在这些世界地图背后的观念史：在朝鲜，从《天下图》中可以看到，朝鲜人笔下变异的“天下”图像，反映了他们仍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尽管西方世界地图传入较早，在思想世界的影响却有限，因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虽然有严禁天主教和抵制西书的政令，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遭到拒斥，但是，由于接受佛教世界图像，又因为较早有自立“天下”的意识，所以实际上比较容易“受容”，即接受西方的世界观念，淡化甚至摈弃来自中国的天下观。当然，论文虽然说的是朝鲜和日本，其实，对照的背景就是中国，古代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西方的世界地图和世界观念，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融于古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之中。
      这两篇论文仍然是在“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选出来的，无论是通过外部来看中国，还是通过中国去看外国，无论是在异域文字资料中观察中国，还是从图像资料中考察异国，其实，都在实践有关中国的“自我认识”，因为歌德早就说过，“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

【主持人的话】2008年第2期

葛兆光

      当异域文献与本国史籍由于立场不同而记载互相冲突的时候，如何判断真假？当西方文化价值不再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唯一评价尺度，有了多种视角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打量中国、评论是非？文化多元立场固然应当提倡，但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超越族群和国家的文化价值？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07年12月召开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讨论如何通过“异域文献”和“异域视角”来反观中国的时候，这三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个会议和一两篇论文可以讲清楚的。不过，尽管我们不提倡学术漂在云端上说大话，但是，我们却希望学者在讨论具体的历史或文献问题时，背后能够有这样的大关怀和大思考。这里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讨论日本、朝鲜有关近世中国的文献，他们是否能够促使我们借用“异域之眼”来反观中国，同时从“他者立场”来理解对方。论文里讨论的异域文献中包含的“见闻”、“记忆”和“想象”，以及它作为历史资料的意义，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仅仅靠中国解释中国”是否行得通；另一篇则是经由越南史籍来讨论自古“接受以儒家学说建设国家”的越南，如何既接受文化上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又否定政治上“中国”的天朝地位，还把文化上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论文指出一个相当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历史上的越南，既反感中国把它当作落后的“蛮夷”，又同时把它自己周边的民族轻蔑地视为“蛮夷”，中国、越南以及越南周边，如果再加上近代以来强力进入的西方，这种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认同、排斥、移动、变迁，便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
      观念各有不同，世界主义、区域认同、民族本位，不同的观念形成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形成不同的视角，这使得彼此的观看中，可能有偏见、有误解、有放大、有缩小。因此，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的历史资料，都和我们中国的文献一样，有着自己的偏执和遮掩。但是，尽管如此，在多了这许多文献，增添了若干面镜子之后，毕竟让我们看到了“死角”，也让我们看清了“细部”。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既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既有“华夷有别”，也有“天下一家”。非此即彼的思路，使我们总是在两端摇摆。现在，如果我们逐渐超越这种非“中”即“西”的极端立场，“从周边看中国”，本身可能就是中国自我认识上一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