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边看中国”：中国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访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

【作者】朱自奋
【内容提要】
    2007年12月17日到19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教育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合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2007年12月17日到19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教育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合办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夫马进(日本京都大学)、史华罗(意大利罗马大学)、梅约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丁克顺(越南汉喃研究院)、周振鹤(复旦大学)、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李孝悌(台湾中研院)等海内外著名学者三十余人齐聚一堂，就“天下、世界与中国”、“来自西方的观察”、“从多面镜子中观看中国”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日前，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

    记者:这次“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自今年3月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请问为什么确定这个会议主题？

    葛兆光:去年年底我来复旦，受命主持文史研究院，我们就考虑这个文史研究院要推动什么东西。中国很多学术机构，大同小异，好像也看不出要做什么，可我们明确要推动一些方向:一是能容纳文史哲不同学科来参与，二是与国际上目前热情讨论的问题能有沟通，能使我们的声音融入国际话题，三是它能使一些年青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在此话题中得到更好的训练，而不是像过去，单纯围绕自己的学科，研究视野、语言能力、使用工具的能力都很狭窄。

    召开这个会议，从大的思想背景上面来讲，是当下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刺激的结果，过去普遍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我们过去的自我认识太依赖西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对西方中心主义有批判，而且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模式有批判。比如《剑桥世界近代史》里对亚洲、对中国的书写很少，而亚洲人写自己历史时，又往往不自觉地以欧洲的历史为尺度，以欧洲的背景为背景，欧洲有文艺复兴，我们也要有，欧洲有中世纪，我们也要有……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从“多面镜”重新审视中国。另一面，召开这个会议，也是基于我们对东亚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提高了我们的兴趣。

    记者:您指出，“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可以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二是晚明西洋人逐渐进入东方以来，中国人开始以西方为“他者”的“一面镜子的时代”。而现在，我们可能将进入第三个时代，即“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可否请您详细说说？

    葛兆光: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光靠中国的资料，光从中国的视角，能否解释中国，用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是否能以中国解释中国？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讲的是如何处理历史资料，实际上它的背后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个如何“理解”或“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问题。

    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两个时代，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认为中国很大，周边很小，中国文明，周边野蛮等等。然后在此观念下，我们在政治上，形成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制度。这种大国心态在观念、制度和习惯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后来的很多问题，比如鸦片战争爆发前的“闭关自守”等等。这个时代非常漫长，几乎相当于整个传统时代。

    第二个时代，晚明西洋人逐渐进入东方以来的时代，也即早期全球化时代。西方有坚船利炮，科学文明，所以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都是在西方这个背景下考虑问题。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梁漱溟等人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念，还是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热，一直到九十年代，西方文明仍然是我们观看自身的唯一镜子。但是我们有一点怀疑，你说西方是一面“镜子”，那是因为我们预设了文化差异，然后我们和他作对比，指出差异在哪儿，可是一面镜子能不能看清自己？后脑看得清吗？脸的边上也看不见；另外这镜子可能有点不太对头，是一面哈哈镜。而中国人长期以来延续的天朝大国心态，以及太倚重西方这个“他者”，不太利于我们去关注周边国家。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我们讲中西文化对比，一般喜欢讲它们之间的不同，而讲中国与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对比，则一般讲“同”。

    我有一观点，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彼此之间差异越来越明显，他们常能看到与我们不一样之处。如果我们能以越南、蒙古、日本、朝鲜作参照，与那些看似差异很小，甚至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度作比较，才能真正认识细部的差异，才能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因此，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看似普遍同质的时代，恰恰也许我们有可能进入第三个时代，即“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

    记者:“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课题，对学术史发展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您认为它可能预示了一次新的重大的学术转型？

    葛兆光:从中国学术史角度来说，这一课题，可能会推动学术史研究的第三波转向。

    在某个角度上说，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第一波，似乎可以上溯到清代中叶对于西北地理和蒙元史的研究。在那个时代之后，中国学者的眼界才大大打开，晚清学者们开始参与到如突厥三大碑、域外蒙元文献的译读等课题中，这是中国学术转型的第一波巨大变化。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王国维、陈垣、胡适、陈寅恪等，他们在学术上都在努力地“预流”，即进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恰好这个时代有所谓“四大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发现，这些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第二波。那么，第三波究竟是什么呢？我不敢断言，但我以为“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课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学术史的变化。我注意到，在前两波的学术史变动中，关注的空间都在西北，与传统的丝绸之路重叠，却比较少地注意到东边，比如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等。第三波是否该转身向东呢？

    事实上这些区域所存的有关中国的文献相当丰富。1938年，胡适就提到他所想到的有关中国史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当时被称作大发现的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大内档案，汉简以及禁书逸书，而与这些大发现并列的，就是“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但是近七十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后来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有关中国的珍贵史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朝鲜汉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比如《韩国历代文集丛刊》近三千巨册，绝大多数是汉文书写，大致相当于明清时代的史料。《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一百零六册，几乎五万页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清两代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记录。而日本江户时代在长崎和其他地方接待清帝国船只的各种记录，以及唐通事的资料等等，以及日本出的中国华北地区“惯行调查”，光出版的有六册，没出版的说是有一百倍之多，他们调查过一千多个村子，有很多详细笔记。这些东西，我们不可以拿来研究中国吗？东西太多了。但是少有人充分利用，更没有形成重新诠释“中国”的新坐标和新视角。

    当然，这个学术史的大趋势，并不是我能够预料的，不过，如果逐渐转身面向这个“周边”，将使得我们过去所不够重视的上述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套用一句经济学界常用的术语，也许，它将成为学术的“新的增长点”。

    记者:您对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前景乐观吗？您曾说过，希望大陆文史学者，能够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出发，对传统中国文史有新的研究，成为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预流者，并且成为对中国文史重新诠释的研究中心。

    葛兆光: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我们说的学术进步有一个指标(当然也不唯这个指标)——所谓的国际化。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我们学术界常常是躲在门槛后头，觉得自己玩得挺溜的，可你有没有本事华山论剑？到外面去较一长短？你玩中国这套东西，可能外国人确实玩不过你，毕竟咱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但一旦你玩到外国人也在玩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优势可言。对这一学术课题的预期，我不一定持乐观态度，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为了这新增长点，我们的学者不光外文得操练好，而且需要面对新材料、新领域、新方法的挑战。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术增长空间。

    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通病。我有些想法，说实话，到了我这年纪，个人已做不动了，我非常希望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能成为一群人的想法。我希望有一批人，愿意做这些事，并且彼此调整一下各自的风格、兴趣，形成一个群体，展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力量。但在中国做事，说得夸张一点，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太可怕了，所以对能取得多大的成绩，我现在不寄予太大的希望。

    记者: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周边国家有关中国史料的研究，进展如何？

    葛兆光:至少我们今年提出的这个“从周边看中国”口号，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的共识。中国学界目前还不是太注意这一块，主要还是我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推动。现在开展的都是初步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零星推动和关注，但一则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比如已有一批学者在关注汉籍在海外的流传过程，而我们关注的是外国人如何看中国。二是很多国内学者还没有形成问题研究意识，还是有大国心态，且文史哲划地为牢，还往往觉得中国史料已经太多了，没必要看那些周边国家史料。但更深层问题，我们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我们的学术准备不够。你既然讨论到人家家门口，你有没有办法去讨论人家在关注的问题？这就涉及我们对周边有个了解，要有语言能力，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就是希望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打破和推动。

    记者:除了学术史的重要推动意义以外，“从周边看中国”这一口号，对思想史研究又有何意义？

    葛兆光:对思想史的意义，我想从三方面会有重要影响:一，过去的思想史在讨论中国古典思想史时，常不由自主地使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哲学分析方法以及西方一些概念，所以我们整个思想史，对古典时代的研究，基本上是西方用于哲学史研究的模式的放大。我们现在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一点这种单一模式。

    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我们作思想史研究，可否要有个背景，把与中国有关联的周边国家的思想史搁在一块？我们现在常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现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太多地去关注外国的中国学家、海外中国学，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一点:外国的中国学，实际上在外国是外国学，他们的研究在他们国家不是主流，甚至是很边缘的。我们也应当与外国做本国研究的人对话。但对话的同时，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人家的东西与我们有什么关联？其实我们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都是为本国思想文化寻根，解决本国的思想问题，希望了解本国与欧洲或其他国家的思想史有何不同。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史，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我今年在日本《思想》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思想史都是为本国写的，解决的问题，提出的问题以及试图得到的答案，都是为本国的，如果没有这个明确问题意识，则思想史将变成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不同思想史需要彼此交锋。

    三，过去我们研究思想史走的路，好像看不出来是中国的中国思想史。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清楚:在清朝时，日本、朝鲜的官员来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有几样事物特别坏:比如连官员都在经商、信仰佛教和关公、男女无别、丧仪时居然可以用音乐来演奏、寡妇还可再嫁等等，他们对此非常愤怒，认为是一个曾经辉煌的文明的衰落。但在我们现在看来，用一个时髦的词，这些都是“现代性”的自发产生。那么我们可否重新来评价，满清是否开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口子？但反过来，既然满清已经这么现代性了，为什么日本反而比我们先现代了？这些问题都讲不清楚，都需要重新检讨。再如，异族入侵中国，他可能反而恰恰把中国传统顽固的铁板一块的稳固文化打开一个口子，但这新口子为什么没有深入？有很多问题可以值得讨论。

    记者:请问研究“中国的自我认知”，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葛兆光:我想还是解决一个认同问题——看清自己是谁，我们为什么有共同文化，共同立场。认同问题，涉及到爱憎。比如过去我们以西方为镜，可能带来两个极端的结果，一种是认为西方这么好，我们这么烂，妄自菲薄。另一种则是过激的民族主义。这些都不是好的自我认识，是有偏执的。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是长期历史以来，逐渐形成的属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和任何周边其他的一群人都不一样；而将来我们这群人，总归要协调在一起。这个“中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是实用的，不一定具有像我们过去常说的“以史为鉴”的功效，但它能够推动这个认同问题。中国现在已经存在着一种很可怕的倾向，现在是一种很奇怪的民族主义在滋生。我认为适度的文化民族立场是需要的，可当民族主义滋生到甚至要尊孔读经、甚至要提倡衣服都要穿汉服这一地步，我认为就不必要。

    记者:您认为我们的学术界应如何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公众？

    葛兆光: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往往是在“自我操练”。我们的学者好像失去了对公众问题的回答能力，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学术界很需要加强对公众的吸引力。我是做文史这一块的，我就特别不爱看我们这学科里很多人的文章，那是“八股体”加“社论体”加“教科书体”。你说这种东西，一不能表达你真实的感受和思考，二不能感染别人接受你的思考，三不能传达给公众，写出来有何意义？现在的形势是伪学术在滥竽充数，非学术到处泛滥，这真是太可怕了。

    我特别关心教科书。我自己也曾编过一些，试图突破一些。但很难。希望教科书能有一些突破，写得好看些，脉络更丰富些，不要教给大家一个政治答案。另外我们学者也要承担一些向公众推广的责任。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太负责任的知识传播，和一些水平不怎么高的知识传播，影响了很多公众，我们学术界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提升一步？要“共同提升”，不要“一起沦陷”。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200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