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封面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五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刊载末木文美士教授《异文化之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和张隆溪教授《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两篇学术论文。
      末木文美士，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在《异文化之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一文中提出，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与自文化和他文化、自己和他者的认识密切相关，在这种场合，一方面应该避免把自文化和他文化相互对立，而陷于狭隘的本民族中心主义，但另一方面，也要“把他者作为他者进行认识”，这样才能互相理解。他以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通过讨论几个具体例证指出，随着中国近来的变化发展，学术交往和互动的机会迅速增加，我们该打破“内”与“外”的隔阂，既抛弃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要警惕“旁观者清”的自傲，融合中西学术最优秀的成果，努力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
  

附：《复旦学报》“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主持人语】（2007年第五期）

葛兆光

      “旁观者清”这种话说多了，“当局者迷”就仿佛成了真理，“他山之石”这样的话说多了，常常会让人忘记它毕竟来自“他山”。有时候，彼此分别会构成观看的方便，但也会构成理解的障碍，有时候，互相尊重会带来思路共享的好处，但也可能成为泯灭差异的客套。毫无疑问，我们不仅需要异域文化来对照，才能意识到“中国的”文化究竟是什么，也需要他者眼光来反观，才能超越自身局限，客观地说明“什么是中国”。但是，不同文化间的理解是否以及如何可能？不同学术间的互相观看，怎样才能公平和客观？本期发表的两篇论文，不约而同地涉及到这个话题。
      当然要承认知识和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相通性，否则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便缺乏前提而变得不可能。可是，如果不承认知识和思想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历史和地域上的差异，同样也会使得对话缺乏意义而变得不必要。末木文美士教授指出这一点，他以佛教为例指出，同一个佛教的“本觉思想”在日本和中国是很不同的，形成了A和B两种类型，这是因为日本和中国的理解基础不同，而理解基础，即丸山真男所谓的“古层”或者“低音”，不仅是执拗而且强大，这也是张隆溪教授所说的“前理解”，其实就是文化和传统资源的差异。当一个新思想进入一个旧环境，它常常会被当地文化和传统所修正，所以，“本觉思想”才对中世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在中国却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争论话题，他们更关心的也许是“如来藏”问题，于是，这不仅导致佛教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和日本的重要性有差异，也对现在日本和中国佛教界，对于由此而引出的所谓“批判佛教”风潮，反应也大不同。同样的例子比如日本的神道教和中国的道教、日本近代的“佛教再发现”和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等等，都是这样的。末木教授说得很对，“只有把他者作为他者进行认识，反而会开启准确理解他者的大门”。
      同样的问题是，具备了现代手段和思想的域外研究者，是否就能够和我们一样理解和描述中国，甚至比局内人更能准确地描述和理解中国，通常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可是，张隆溪教授的论文以美国的柯文和法国的于连的研究为例，指出局内人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局限，局外人也会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局限，尽管西方人从外部看中国的观点和立场，不同视野下产生的不同印象和想象，有着让我们看清自身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国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也同样至关重要。这让我想到时下的“跟风”居然可以成为潮流和时尚，因而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中国常常只是作为时髦理论的“诠释者”和“映证者”，可是，却因此淡化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这看上去很进入“国际中心”，实际上始终在“学术边缘”，因为当你和他们口径一致、声调相同，那么，你那点儿小小的和声，也许在巨大的背景嗡嗡声中早就消失殆尽。其实，凸显各自的立场，注重自己的声腔，多个声部彼此呼应，多个视角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立体多面地描绘出一个近似真实的中国。
      我不是在转述或者概括两位教授的论文，而是在说我的读后感，两位的论文俱在，不必我多费笔墨。这里只是想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从周边看中国”，有人批评说，似乎“中国”成了焦点，是否有自我中心的意思？但是请注意，我们同时也在提倡“交错的文化史”，并不想把焦距定在自我这一点上，何况我们提倡“批评的中国学”，就是想通过批评的评论，让中国研究者和东洋的、西洋的中国学研究者，“和而不同”，彼此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