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班合影
2023年6月23日下午，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近现代史李嘉诚基金项目合作举办的第十二届“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学员见面会暨开班典礼在复旦大学举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夏德明教授出席线上会议，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音乐系胡渚清助理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章清教授、白若思研究员、王鑫磊副研究员、博士后尹敏志，出席线下会议，王鑫磊副研究员担任主持。
开班典礼上，大木康教授、夏德明教授、胡渚清助理教授和章清教授分别代表四个合办单位致辞，向研修班教师和学员表达热情欢迎和诚挚问候。大木康教授祝贺夏季研修班重新恢复线下举办，并对会议的考察环节寄予期望；夏德明教授强调，哥廷根大学与复旦大学有着深厚的学术联系，他希望借助夏季研修班的契机，能继续推进两校的深度交流；胡渚清助理教授在致辞中转达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叶文心教授的问候，并提倡学员结合本次研修班的主题，多参与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章清教授回顾了夏季研修班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同时期待研修班能够继续汇聚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学术资源，为来自不同地域的青年学者提供交流平台。
致辞环节结束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教授为开班典礼作了题为“全球史之前：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曲折历程”的开班引论。
葛兆光教授的引论从本次研修班的主题“全球史的历史”切入，关注的是全球史出现之前，传统中国认识世界的历程。主要从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传统中国怎样记载和想象汉族中国以外的世界？第二，传统中国的世界认识，有变化的机会吗？它是什么时候发生根本转变的？第三，为什么中国的世界认识在晚清出现根本转变？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为什么在晚清进入学校教育？
在秦汉之前，中国可能就与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这方面的文献却比较罕见。早期文献中，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大多是传闻与想象。葛兆光教授强调，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献非常重要。第一是《尚书·禹贡》。过去学界对于《禹贡》的成书年代有所怀疑，不过近年来，保利艺术博物馆藏遂公盨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容成氏》都可以印证《禹贡》中的观念或许来源较早。《禹贡》最重要的内容是将“九州”作为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在九州之外，另有周围的蛮夷。第二是《逸周书·王会篇》。《王会篇》主要记载了四方向周王朝贡的场景，体现古代中国对于周边世界的想象，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逸周书》目前也可以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相互印证。第三是《国语·周语上》。该篇将周代的天下分为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荒服。这三篇文献基本确定了传统中国对于世界想象的模式：以“九州”为中国，以“蛮夷”为周边；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到“五服”；世界包括了文明的“中国”与野蛮的“四夷”。
（北大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
大一统秦汉帝国的建立以及《史记》的书写，进一步奠定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认知。在《史记》中，有关注北方的《匈奴列传》，也有关注东方的《朝鲜列传》。另有涉及南方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和《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则记载了西方，即今天的中亚、西亚各国。尽管司马迁已经十分具有“世界意识”，但他的写作也凸显了传统中国描述世界时的一些基本特点。首先，传统中国文献中的世界，是以本国或本朝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其次，传统时代，中国人在文化上总是有优越感，仍然视中国之外为蛮夷，在文字记载中，总是要凸显他们不够文明；另外，“四裔”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证明华夏的文明和自信，四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与历史。
传统中国的世界认识，有变化的机会吗？
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根本转变的？
在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的叙述大多“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但葛兆光教授提出，这种世界认识曾有四个转变的契机。
第一是中古时期世界视野的拓宽与佛教世界观的传入。中古时期，西部、北部异族进入了中国核心区域，中国人的整体活动范围增大。而佛教传入后，更是对中国的固有世界观构成强烈冲击。在佛教徒笔下，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佛教徒也撰写了不少《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著作。但最终，佛教的世界认识没有改变中国，反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中。第二是宋代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世界观念的“内”“外”之分。相比唐朝，宋代的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在宋人看来，南方的大理国与南越；北方的大契丹国及女真；西方的西夏国与吐蕃以及东方的高丽、日本，都是明确的“外国”，而非国内的“蛮夷”。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宋代逐渐改变了“四裔”微不足道的传统观念，倾向于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改变了过去地理上以“九州”为最大空间，和天文上以“二十八宿”全部对应汉族中国的方式，承认中国之外的世界存在。当然，随着观念的转变，宋人对域外的知识也逐渐增多，留下更多其他国家的记录。但宋人世界知识的增多，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
第三是蒙元时期，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进入中国带来对世界历史与地理的新看法。忽必烈平定南宋后不久，就秘书监就准备修撰大一统志和世界地图。虽然今天这两项元代的文献均已不存，但从朝鲜人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元代世界地图的影响。元代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包含了非洲、阿拉伯、欧洲等区域，同时，他们制作的地球仪不仅三分陆地七分海洋，而且“画作小方井”，即具备了经纬线。然而，短暂的蒙元时代很快结束，中国的世界观念又复归于传统。
第四是晚明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新世界。传教士将新的地图绘制方法与异域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使时人认识到如下几点：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这改变了传统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亚细亚又只占世界五分之一，这改变了中国浩大无边的观念；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而外国是蛮夷的观念；应该接受“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想法，应当承认世界有多种文明，多种信仰，而不是只有华夏文明至高无上。
尽管有这四次改变世界观念的契机，中国对于世界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多，但中国对于天下的观念没有根本的变化。直到晚清，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被迫打开国门，也被迫完成了世界认识的最大转变。
传统中国的世界认识，为何在晚清出现根本转变？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为何在晚清中国进入学校教育？
晚晴之前，中国士大夫的观念总是在本国传统之内不断调整，而现在则必须依靠异域知识，加上亲身经历来构成有关世界的新知。与此同时，西北史地之学和蒙元历史兴起，使得学者不得不与域外资料发生接触，历史学的视野不断扩大。同时，传教士在中国编译的世界历史书籍也开始风靡一时。比如原本并不出色的《泰西新史揽要》，就在当时的中国不断再版，销路畅通。
【英】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泰西新史揽要》
（1895，广学会，李提摩太等译，《十九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葛兆光教授认为，普通中国人世界观念的最终定型，是在晚清的教育变革中。晚清政府的官定教材《万国历史汇编》与《万国历史》等进一步表明，有关世界历史的观念，终于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这些教材和教育理念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世界史学科，也重新塑造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认知。
引论的最后，葛兆光教授强调，将“世界史”带入中国，历经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单纯组合式的世界史不能反映历史的整体性，同样具有不足。因此，当下更应关注“全球史”，这也是本次夏季研修班的题中之义。
葛兆光教授的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学员们就文化传播与经典的关系、“世界”概念的流行时间、西学东渐的影响、边缘与核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踊跃提问，葛教授一一回答了同学们的问题。
之后的见面会，学员们进行了自我介绍。最后，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金秀英老师对本次夏季研修班的课程讨论、课程报告及“医食住行”等安排作了介绍。
整理人：张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