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文︱葛兆光
我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学勤先生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在1980年代末？我好几次去过他在昌运宫的住宅。三四十年里，我和李先生的往来应该说不少，不过印象最深切的，还是1992年在西郊挂甲屯一个小小的seminar上，李学勤先生给我们十来个人作讲座。我记得，当时他只是手拿巴掌大一页纸提纲，却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半小时，从学术史讲到考古发现，从考古发现讲到古书排队，从古书排队讲到今后古史研究趋势，后来，这个讲座由李零和魏赤整理，由我拿到《中国文化》去发表。大家当然都知道，这就是后来引起学界激烈讨论的《走出疑古时代》。当时我是刊物编辑，至今手边还保留了1992年7月18日李先生给我的一封信，里面说，校对稿他修订删改了一遍，“删去枝蔓”，但这封信里也提到，“讨论部分已决定不要，我也没有再看”。现在回想起来，删去的所谓枝蔓部分大概几达一半篇幅，而删去的讨论部分，其实就是那天围绕李先生的讲座，我、李零、阎步克、王守常、陈来还有好几个朋友提出的很多问题，因为涉及如何看顾颉刚古史辨和二十世纪学术史的问题，李先生现场一一作答，讨论非常热烈，但因为刊物主编决定不收讨论部分，这些或许还有意义的讨论，最终烟消云散，现在想来，实在是可惜。
1992年7月18日李先生给作者的一封信
这封信还提及另一桩事情。他说“清华事，请代决定时间，我一定来”。这是什么事呢？原来，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一直在动员李学勤先生回母校，李先生答应了，先是兼职，和我一道建立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这里说的就是跟学校高层讨论国际汉学研究所的事情。大家知道，李先生很早就提出，国际汉学研究，编纂国际汉学史，应该是一个学科方向，所以他到清华大学来兼职，最先提出的就是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大约暑假里的一天，他来清华大学和我商量了半天，到底国际汉学研究所开张之后，应当做些什么？记得当时我和李学勤先生商量有四条，一是编辑一套海外汉学丛书，二是召开一个国际汉学的讨论会，三是出版“清华汉学研究”辑刊，四是收集各种国际汉学著作。后来，尽管白手起家条件艰难，但这些计划真的陆续实现了。我们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出版《法国汉学》，和饶宗颐先生合作编辑《华学》，开始撰写《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出版《清华汉学研究》辑刊和“当代国际汉学家论著译丛”，我在文北楼的办公室，也暂时充当了国际汉学研究所的收藏室，一套带箱柜的四部丛刊，一套完整的《远东》（Oriens Extremus），以及不少有关书籍，便成了研究所的藏品。在这个研究所的历史中，大概比较重要的是1997年年初召开“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学术讨论会，李学勤先生最费心费力，他不仅开列邀请名单（在我保留的另一封李先生来信里，他给我提供了在北京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的地址电话，以及在台北的英国学者雷敦和博士的联系方式），甚至亲自给他认识的海内外学者写信邀请，因此，很多他的朋友都来共襄盛举，即使来不了也回信呼应他的倡议（像他的老朋友，日本关西大学的大庭脩尽管不能亲自前来，但三番五次来信谈及此事，这些信至今还保存在我这里）。
一本书
清华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李先生常来清华，我和李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差不多一周能有一两次见面。在1990年代，我们一道讨论制作清华图书馆所藏古物的幻灯片，一道接待来访的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龙巴尔（Denys Lombard），一道陪同饶宗颐先生游览清华，一道替校方接待台湾法鼓山的圣严法师，甚至一道去了新竹清华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访问。那时候，我正忙着写《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大家知道，1990年代出土简帛越来越多，逼着我必须通过这些新资料，重新打量古代思想世界，不能仅仅局限在传世文献，以及根据传世文献叙述的传统思想史中。
大概是1995年春天，李先生到清华开会，这天见到我便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说他知道我在写思想史，这书是特意带来让我参考的，而且希望我给书提提意见。这本书就是李先生刚刚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李先生自己的样书并不多，他特意带给我，说是觉得我对这一话题有兴趣。记得那天他在文北楼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到的最多的，就是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如何写入学术史或思想史，就像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的，“出土简帛影响最大的乃是学术史的研究……透过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认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这或许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
（10页）
。他说的“学术史”，是梁启超、钱穆用的概念，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思想史”。大家知道，李先生见多识广，早年曾经跟侯外庐先生编写《中国思想通史》，所以对思想史始终有敏感。我记得那天我说，自己写思想史的一个取向，就是试图把眼光向下，在日书、遣册、医籍、图像以及不断重复出现的套语文字，甚至没有文字的出土古器物中，提炼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对我的想法，李先生好像非常有兴趣，后来他给我的思想史写评价，就说到“作者用浓彩描绘的是‘一般思想史’”，“以崭新的角度和层面展示给人们的，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思想世界”。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这本书给我的启发很大，因此我一边阅读一边摘录还一边记下我的感想，后来在《读书》1995年第十一期上，我发表了一篇书评《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我特别说到这本书对思想史研究最有意义的一点，是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演讲中提到的古籍“排队”,也就是“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这样让思想史的传承系统重新理清先后与联系，这一方面有助于思想家们的年代先后排序（这一点能修正和超越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方面有助于思想文献的年代先后排序（这一点能修正和超越《古史辨》《伪书通考》以来的认识），有了这两方面的进步，再写古代思想史，脉络就可以重新叙述了。所以我说这本书“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为我们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通过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 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寻找了知识背景，使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
有意思的是，2000年我去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正在主编《当代中国思想》英文刊的戴卡琳教授（Carine Defoort）就跟我说，她觉得我这篇书评很重要，因为不仅涉及了简帛考古新发现，也涉及了这些新发现与思想学术史，还介绍了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所以一定要翻译成英文。这就是后来刊登在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2002年冬季号）
上的“How Many More Mysteries Are There in Ancient China”，这篇书评的英文版，我从来没有跟李先生提起过，至今不知道李先生当年是否看到过。
1995年5月，清华大学组织到雁栖湖春游，李先生也去了，在红螺寺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近年西汉墓中出土竹简，其中一篇赋，没准儿有佛教的影子，我大吃一惊，便在日记里记了下来。过了些天，李先生来清华大学，拿了复印的尹湾汉简《神乌赋》释文给我，那时候释文还没有发表，他之所以先拿来给我，就是想让我查证一下，这篇赋里是不是真的有佛教痕迹？我记得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这里面出现了佛教痕迹，事儿就大了。你对佛教有研究，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通常认为，佛教是东汉传来中国的，可是尹湾汉简却是西汉时代的。
如果真的如此，确实“事儿就大了”。李先生太客气，觉得我懂一点儿佛教，所以让我看这篇释文，其实，我对佛教尤其是早期佛教经典和传说，实在也是二把刀。不过我拿到之后，确实仔仔细细搜寻了一下汉文大藏经，甚至也通过日译本查了南传佛教文献，实在不敢判断这个故事中是不是有佛教痕迹，虽然里面也有万物各有分理，生死殊途不同的思想，但按照所谓“疑罪从无”的原则，空口无凭只好放弃。记得不久我跟李先生报告这个结果，李先生也笑笑说，“没有证据当然只好作罢，我只是脑子里面念头一闪”。但是，你从他这种“念头一闪”的敏感中，可以想见他心里对历史上的大关节大问题，有多少关切，有多少灵感，又有多少知识。
有趣的是，因为看了太多有关乌鸦的文献，我倒是被逼出一篇副产品，就是后来发表的《慈乌与寒鸦》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三期）
，借了这篇出土的汉赋，我从先秦传世文献，到两汉谶纬资料，再到中古佛教典籍，讲了一通乌鸦在古代中国从吉到凶的意涵转变，或许可以说是“歪打正着”或者“郢书燕说”吧，这一则史料，倒也结下了李先生和我的一段学术缘分。
从上面的一封信，一本书，一段史料，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李先生当然是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也就是所谓“三古”领域公认的领袖型学者，这一点不需要我多说。但我觉得，他最不同寻常的是有大见识。学者的见识高低，并不在知识多少，更在于他眼界多宽，胸怀多大。究竟是谨守一亩三分地，还是能越出专业之外在宏大的世界和历史背景里思考？差别很大。他关注《神乌赋》中佛教痕迹，关注国际汉学，关注学术史，他才能提出一些影响学术方向的大问题。就像“走出疑古时代”。很多人对这个说法有疑问，这可以讨论。但学术史最重要的，或者说未来能留在学术史的记忆中的，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提出问题，一个能够引起思考、质疑、论辩的问题。
让我说一点进一步的感想。我觉得，理解李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他思考的背景。这个背景，从小了说，是让人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文献学传统的差异，从大了说，是看清延续性相对较强的古代中国文明，和断裂性相对较多的欧洲古代文明的区别。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就可以联想到李先生多次说的——直到晚年还在反复说——他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个梦想”，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比较。
（本文是2023年12月9日在清华大学“纪念李学勤先生九十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